厉以宁称体制改革滞后是不良资产形成的关键

http://finance.sina.com.cn 2005年07月05日 11:23 中国经济时报

　　本报记者单羽青见习记者黄杨

　　几件事的接踵而至使不良资产处置(NPL)和资产管理公司(AMC)成为上周财经新闻的一大热点话题。

　　上周二，审计署审计长李金华向全国人大常委会作审计报告时披露，据对4家资产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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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收购的金融不良资产5544亿元(占其收购总额的39%)的审计，共查出各类违规、管理不规范问题和案件线索金额715.49亿元，占审计抽查金额的13%。

　　而在此前，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稳定局刚刚主持了中国工商银行可疑类贷款的拍卖招标活动，工行将其散在全国的4600亿元可疑类不良贷款捆绑成35个不良资产包，向四家资产管理公司公开招标，但中标公司的高水平竞标价格却受到广泛质疑。

　　于是，在李金华报告审计结果的同日召开的“2005年中国不良资产处置国际研讨会”上，不良资产处置程序、定价机制、回收率、外资参与等敏感问题成了四大资产管理公司的高管与中国不良资产市场的投资者们家激辩的焦点。

　　体制改革滞后是不良资产形成的关键

　　中国企业投资协会副会长、北京大学教授厉以宁指出，体制改革的滞后无疑是不良金融资产形成问题的关键所在。当前正处于转型发展时期，转型发展时期的金融反映了计划体制影响的继续存在，以及金融体系本身的不成熟，从而不良金融资产问题必然十分突出。

　　从计划体制的影响来看，国有商业银行仍处于改制过程中，预算款约束状况尚未消除，而贷款的主要对象即大型企业同样处于改制阶段，甚至改制工作尚未开始，由此造成了预算款约束的国有银行对预算款约束的大型企业。不良金融资产之所以不容消失或难以处置，与此有直接关系。

　　厉以宁从抵押贷款和担保贷款两个角度对比分析，认为不良资产的处置同样和体制密切相关。由于缺乏将抵押品变现的机制，企业职工的安置使银行作为债券人找不到有效对策，因而，抵押品的处置是困难的，银行宁肯使债务持续而不愿涉及抵押品的变卖事务。而从担保贷款的角度看，政府和其他企业充当担保人更是影响不良资产处置的原因。政府充当担保人，却无法替所担保企业还款而多半延期清偿，并要求银行给予欠债企业新的贷款；其他企业充当担保人，但同样受到体制制约无法履行债务担保人的任务，使债务拖延下来。

　　“要处置银行的不良资产，应有较完善的不良资产交易市场。而这一市场是否有较高的效率则取决于四个因素，包括是否有足够的买家，买家中是否有中间投资者，交易市场是否有较完善的信息传递机制，卖方之中是否存在足以与买家或卖家价格同盟之类的组织抗衡的力量。”厉以宁说。

　　不良资产交易市场引进外资力度不够

　　“目前，中国不良资产交易市场引进外资力度和广度不够，不符合市场需求。”中国银监会银行监管一部主任阎庆民说，“外资现在还不能进入中国不良资产一级交易市场，只能进入一级半市场。”

　　1999年四家资产管理公司成立后，对应收购了四家国有银行政策性剥离的不良资产1.4万亿。截至2004末，已处置约6750亿元，大约尚有7200亿元需要处置。2004年，信达和东方两资产公司分别接受建行和中行损失类不良资产569亿元和1400亿元。同年，信达竞标购得中行和建行损失类不良资产2787亿元。2005年工行需剥离2460亿元损失类不良资产，商业性出售可疑类资产4500亿元。这样四家资产管理公司仍将有1.7万多亿不良资产需要处置。加上信达收购的交行641亿不良资产，则有总额达1.8万亿的不良资产在未来几年里需处置。

　　阎庆民透露，截至目前，四家金融资产管理公司累计阶段性处置不良资产7008亿元不包含政策性债转股　，累计回收现金1433.5亿元，比年初增加了257.6亿，终极处置进度53.1%，总体现金回收率20.5%。

　　不过，阎庆民坦言，中国不良资产处置也面临许多挑战，资产管理公司的体制和机制不尽合理；不良资产交易市场不健全；不良资产处置的环境不够完善。他透露，今年银监会在不良资产制度建设上将有较大突破，目前正与财政部进行不良资产处置制度性建设的研究，拟规范信息披露，并制定违规业务的处罚办法。

　　外资介入不良资产处置仍存争议

　　面对中国大规模的不良资产处置，外资机构参与的积极性是显而易见的。截至目前，约有近70亿美元的不良资产为外国投资者所购买。而据普华永道完成的《2004年中国不良资产调查》，未来三年，外国投资者希望投资中国不良资产市场的资金将近100亿至150亿美元，投资不良资产可能成为中国利用外资的新形式。若以2005年信达资产公司对外批发可疑类资产的价格计，外国投资者的投资意愿若实现，则可购得相应不良资产2000亿至4000亿元。

　　中金丰德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副总裁李兆丰表示，如果政策层面对外资介入不良资产市场是肯定的，那么，外资介入，尤其希望能有一个稳定的金融生态环境。

　　不可否认的是，由于担心国资流失而使外资收购不良资产受到了质疑，随着国内对外资介入不良资产处置的非议增多，外资机构看起来似乎有些茫然。对于政策的不确定性，就有外报指出，外资机构可能会丧失对中国不良资产的兴趣。而在信达不良资产招标中，诸多外资机构均未能如愿，国内的资产管理公司却竞标胜出。

　　对于这种质疑，李兆丰认为，国际经验和国内需求，都需要外资参加到当前和今后的不良资产处置中。问题又不在是否需要，而是在怎样提高利用外资的效率，让利用外资与回升价值的提高更好地结合。“既然国有商业银行在股份制改造中，要请国际上著名的金融机构做战略投资者，而其剥离出的巨额不良资产怎能拒绝国际上的投行和基金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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