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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失衡”的故事将如何终结？应该如何组织必要的政策变革，以扭转最不利的结局？这是我最近探察过全球宏观经济图景后提出的两个明显的问题。
国际清算银行最近一次年报，一如既往地提出了思考这些危险因素的良好框架。该报告明确回顾了20世纪60年代晚期开始的健康增长，以及进入70年代通胀导致的经济失调，它终结了这轮增长。
今昔对比，两者拥有哪些共同表现？国际清算银行列举了低实际利率、信贷快速扩张、美元疲软、拒绝提高汇率的国家进行货币扩张、宽松的财政政策以及大宗商品(特别是石油)价格上涨。
这些因素造成的影响确实令人担忧。试想，油价飙升至100美元以上一桶。再想像一下，由于债权国愈发担心国内出现通胀，对美元的外部官方支持也撤销了。
如果美国的长期利率就此大幅上涨，美联储就几乎不可能调低短期利率，负债累累的美国家庭将削减开销。由此导致的经济衰退将很快波及全球。
这个故事的核心是东亚国家的汇率政策。这些国家采取的汇率政策，普遍使其获得巨额经常账户盈余、大量资本流入以及巨大的外汇储备。这样，汇率政策的货币效应将失效，无法作用于国民经济。最终结果就是出现超额国民储蓄。
与此同时，美国货币和财政当局必须创造足够的需求，以使国内产出水平与潜在需求水平保持一致。当前，需求量必须超过潜在供给约6%，才能抵消对外赤字。要支撑需求，需要采取的政策包括：保持巨额财政赤字，货币政策要促使私营部门的消费相对于收入达到前所未有的最高水平。资产价格出现泡沫绝非偶然，而是生成美国需求的相应机制的必要组成部分。因此，阻碍市场化调节的政策正在导致货币紊乱。
那么，应该如何去做呢？一种答案是：什么也不做。任由每个国家选择适合本国国情的政策。有些人表示支持，认为政策修正应像20世纪80年代末期那样易于管理。但当时美国经常账户赤字占GDP的比率远远低于现在的水平；当时实际汇率的变动幅度也远大于这一段时期，贸易伙伴的相对增长率也远比现在更有利于美国经济。
如果不能很快加以修正，危险就会加剧。一种危险就是美国及其他地区将出现保护主义压力。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的莫里斯·欧柏斯菲和哈佛大学的肯尼斯·罗格夫认为，美国经常账户赤字大幅下降，如果亚洲的汇率和宏观经济未能同时作出大幅调整，将对已经困难重重的欧元区经济造成毁灭性冲击。维持欧洲地区的自由贸易将不可能实现。
如果政策不发生重大变动，形势似乎必然会恶化：美国的净负债相对于GDP的比重将继续走高；经常账户赤字也很可能继续攀升。这一状况持续得越久，最终需要作出的调整就越大。
第二种答案是要仰仗美国的“大棒政策”。然而这不仅无法纠正形势，反而会加剧敌意。
第三种答案，是展开认真的多边探讨，但美国在其中要担任领导角色，而不是发号施令。与亚洲人接触的正确方式，是与之探讨对开放的全球经济的健康应担负何种责任，而全球经济的健康是所有国家依赖的。
这些变革的幅度必须足够大。这包括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改革，使其贴近当今世界；还要对日趋荒唐的“G8集团”进行根本调整。必须找到一个论坛，成立一个常务秘书处，使在全球格局中举足轻重的国家能认真探讨如何推进变革。
这之所以如此重要，原因在于亚洲国家需要作出的政策变革力度很大，也很复杂。只有理解这些国家真正关注的问题，才有可能得出一个可行且持久的解决方案。
美国不能把政策变革或它希望的全球收支状况强加给伙伴国家。相反，美国必须借助合作机构。东亚地区的汇率和宏观经济政策确实构成不稳定因素，但要东亚国家作出回应，必要条件之一是这些国家也认识到危险的存在。第二个必要条件是双方决心达成一致的解决方案。
美国的领导地位目前没有体现于行动，但仍不可或缺。领导意味着寻求一种方式，协调所有重要角色的核心利益。在这一点上，现有的G8集团已变得不相干。向前走的惟一途径，是设立更为有效的机构，深化伙伴国家之间的对话。
《国际金融报》 (2005年07月05日 第四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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