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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金融时报》
联想TCL收购和明基的比较在去年的联想和TCL收购交易中，大陆公司通过廉价出售股票的方式收购了知名（但无利可图）的外国品牌和销售渠道。TCL收购汤姆逊的电视制造业务时几乎没有支付现金，汤姆森则保留了电视制造业务1/3的股权，并且有权将之转为TCL的股权。联想以现金和承担债务的方式向IBM支付了17.5亿美元，同时向IBM转让了联想19%的股
权。在这两项交易中，西方公司都不花分文就摆脱了无利可图的业务，还获得了低成本的选择权，如果大陆公司能扭转颓势，它们就可以分一杯羹。对西方公司来说，这两项交易称心如意。对大陆的买主而言，则有点孤注一掷的味道。明基和西门子的交易有所不同。西门子以较高的代价摆脱了手机业务。即使明基使之转亏为盈，西门子也只能得到一点微不足道的好处。为了摆脱这项业务，西门子要向明基支付2.5亿欧元，还要支付5000万欧元购买明基2.5%的股份。此外，明基享有西门子手机业务的所有专利权。相形之下，当TCL收购汤姆逊的电视业务时，协议当中并不包括利润最丰厚的显像管制造业务。简而言之，这家台湾公司处于主导地位，而大陆企业则非常被动。原因何在？主要因为台湾地区的公司具有来之不易的实力，从而形成了真正的国际竞争优势。而大陆的大型制造业企业只不过是利用短期套利机会的贸易集团。台湾地区电子行业的主要优势在于供应链管理，台湾的设备制造商依靠的是高度专门化的零部件供应商网络。这些供应商和最终的装配商（如明基）以极短的周转时间和高度的灵活性展开运作，使得台湾公司能够迅速将新设计投入市场，并且在新的电子装置问世时建立新的生产线。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台湾将大多数低端制造业务转移到劳动力成本低廉的大陆，从而扩大了优势。
《华盛顿邮报》 堤义明案日本企业历史的转折点
《财富》杂志曾将现年71岁的堤义明列为世界上最富有的人。他在40年的时间里执掌着西武集团的绝对权力，经营着从多伦多到东京的铁路、房地产和豪华酒店等业务。昔日的雇员说，如果谁惹怒了他，不是挨耳光就是遭到解雇。当提义明走下公司列车时，排列整齐的西武集团员工在要他离开私人包厢时集体鞠躬道别。在2004年之前的将近7年时间里，他一味发号施令，从未召开过董事会会议。堤义明极力强调忠诚，以至当日本管理者去年开始调查西武铁路公司由来已久的腐败传闻时，公司的两位高级管理人员宁可自杀也不愿背叛自己的老板。不过，今年3月份，当局还是在一家饭店逮捕了堤义明，终于把日本企业界的老前辈拉下了马。他涉嫌内部交易和伪造财务报表。在日本从传统管理模式向现代管理模式转变的过程中，堤义明的意外落马是一个重要转折点。由于堤义明意外被捕，改革进程获得了新的动力。人们认为，这一事件标志着提高透明度的时机终于到来。在长达10年的衰退之后，日本逐渐出现了经济复苏的迹象。如果要扩大复苏的态势，此类变革是必不可少的。如今，日本人只有大约8%的家庭储蓄投资于股票市场，而美国的比例是34%。为了增强公众的信心，对证券交易法的修改内容将于7月份生效，授权一向只是“纸老虎”的金融管理者对企业的不当行为展开调查。数十家公开上市的日本公司觉察到了环境的变化，最近在信息披露和遵纪守法方面明显有所改进。西武集团改革委员会的负责人诸井虔说：“二战后，日本公司展开重建的基础之一就是训练员工效忠于管理者。但是，目前显然必须转而强调公众的信任。我们正处在转折点。堤义明的管理方式已经不再奏效。”
《纽约时报》
闹丑闻的大公司大部分都死不了在近4年曝光的公司丑闻中，一个惊人的事实是，最后的结局总是以一些闹丑闻的公司起死回生而告终，而并非如人们想像的那样遭到毁灭性打击。公司丑闻包括各种欺诈行为，以个人利益为出发点的交易，会计舞弊行为和利益冲突。惩罚措施也不一而足，有的像世界通信公司前首席执行官伯纳德·埃贝斯那样被宣判有罪；也有的比较幸运，像2002年一些华尔街公司那样用罚款来和解官司。政府政策是让这些犯了错的公司恢复名誉和财富，而不是摧毁它们。司法部门对安达信的处理方法引起了一些争议，因为安达信，联邦和州检察官曾试图采取一种不那么严厉的惩罚措施，让公司主管成为起诉对象，安达信公司则通过罚款和纠正企业行为来和解这场官司。纽约州检察长埃利奥特·斯皮策说：“当你可以用手术刀来解决问题的时候，何必用切肉斧呢？谁都不希望小题大作，你只想让做错事的人承担责任，让公司尽快恢复稳定。”在追究其它大公司的不当行为时，司法部门正是沿用了这种模式。诚然，像世通公司和阿德尔菲亚公司所暴露的金融丑闻会导致公司严重“失血”而面临破产，但美国的破产保护机制允许破产公司暂时向债权人寻求庇护，让它们有时间作出调整，以便使公司起死回生，或在晚些时候以更好的价钱出售。世通公司是一个很好的实例，证明美国的破产保护机制能保留就业机会和公司资产，令经济变得更强大；而司法部门则明智地将主要注意力放在犯罪和处罚上。
道琼斯 美国大使标价卖10万美元一位
上周，布什总统提名来自加利福尼亚州的两位重要政治捐款人———罗伯特·塔特尔和罗纳德·斯波利担任驻英国和意大利大使。据美国消费者权利团体公民组织称，截至2004年8月，布什共任命30位在他2000年或2004年竞选中贡献10万美元以上捐款的“先锋”担任大使。事实上，慷慨的美国政治捐款人长期以来一直有着获得大使职务的传统。据美国外交人员协会统计，美国历届总统中，比尔·克林顿将30%的大使职务留给了政治捐款人。这一数字属于中等水平。吉米·卡特表现最好，只有24%。理查德·尼克松的30%略低于约翰·肯尼迪的33%。尼克松1971年在一次谈话中说：“我的观点是，任何人想当大使就必须捐出至少25万美元。”为捐款人保留的抢手职位既包括驻伦敦和巴黎大使这两个最荣耀的职位，也包括巴哈马这类阳光胜地。然而也有禁区。任命捐款人出使日本会让日本人感到受辱，因为两国的贸易关系是如此重要。俄罗斯也是挥金如土的捐款人的禁区。（晓航／编制）（来源：金羊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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