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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管理公司的改革仍然滞后于金融改革进程。更有甚者，由于前提性改革的缺位，但又因为某种压力的存在，其商业性职能日渐强化而政策性负担未见明确，由此除去通常被质疑的效率低下问题，经营性风险与亏损的难以认定同时亦缺乏约束开始浮出水面
工行不良资产拍卖首度放弃价高者获取。这种典型的非市场化方式与拍卖这一典型的市场化方式的混杂，很容易看出资产管理公司目前定位及经营方式的含混
近乎一年一次的“审计风暴”如期来到，这一次，从来颇显神秘的金融资产管理公司“不幸”成了焦点：审计署对四大资产管理公司的审计发现了诸多违规问题，包括违规剥离和收购不良资产、违规低价处置不良资产、违规挪用资产处置回收资金为职工谋利或公款私存，造成回收资金损失。
过度竞争还是约束软化
公司治理的核心是如何处理股东与经理的关系，也即“代理问题”。这一问题源于代理人和委托人间潜在的利益冲突：代理人有权采取行动而委托人为行动承担后果。其本质则在于所有与控制分离所造成的信息不对称。出于显而易见的原因，按照斯坦福大学教授青木昌彦的表述，“内部人控制是转轨过程中所固有的一种潜在可能现象”，国家审计署每年对国有大型企业及中央部委进行审计而发现的问题，很大程度上为青木的论断提供了经验上的支持。
二十多年中国经济改革历史，国有企业改革始终作为主线贯穿其间，这个过程中，一个显著的教训是，由于长期存在轻改制、重融资的风气，因而不但未能改变国有企业的基本制度框架，反而因为不完善的放权让利滋生出大量所有权混乱以及内部人控制现象。
基于上述认识，以2003年底起开始的新一轮国有商业银行改革为标志，金融企业改革的基本思路开始发生重大转变。通过企业改制，促成企业制度实质性转变，成为本轮改革的首要任务。尽管这一过程仍然存在大量根本性的难题需要克服，但最起码，改革开始逼近问题的实质。
但是金融资产管理公司的改革仍然滞后于这一进程。更有甚者，由于前提性改革的缺位，但又因为某种压力的存在，其商业性职能日渐强化而政策性负担未见明确，由此除去通常被质疑的效率低下问题，经营性风险与亏损的难以认定同时亦缺乏约束开始浮出水面。
时隔三年的两则事例或可窥见端倪一二：2002年10月举行的国际破产人协会亚洲地区年会上，来自新加坡、泰国和韩国各大银行的代表、会计师，着重谈到债务人期望太高阻碍了中国不良贷款回收工作；而在一周前进行的工行不良资产拍卖中，针对长城公司报价不当，而且超过公司资金承受能力，将可能面临亏损的怀疑不时耳闻。
这样两则并不确然的新闻加上审计署白纸黑字的报告，其背后是否存在必然的逻辑进行串联呢？
有报道称，不计成本高价收购不良资产已经引起财政部及央行重视，为此，此次工行不良资产拍卖首度放弃价高者获取，转而采取谁更接近平均报价谁中标。这种典型的非市场化方式与拍卖这一典型的市场化方式的混杂，很容易看出资产管理公司目前定位及经营方式的含混。
“过度竞争”不恰当地被引为了上述局面的成因，而其实，在这样一个高度管制的市场中，所谓“高度竞争”的背后，实则还是考核机制、预算约束的不足，这和以往表现出的不作为，以及审计发现的内部人控制等问题，统统指向一个目标，即从诞生起就不合理的公司治理。对此，如不加以及早根治，则国有银行所暴露出的大量问题，难免不在资产管理公司这边重演。
过度竞争还是竞争不足
公司治理的外部制约来自市场竞争，然而，在目前的不良资产处置市场中，一级批发市场基本由四大资产管理公司包揽。如前所述，由于缺乏完备的考核机制，以及现有业务难以为继的困境，资产管理公司在此市场表现出不甚正常的“过度竞争”。
但从某种程度而言，这仍然表现为一级市场寡头垄断、行政垄断的弊病。一段时间以来，资产管理公司在不良资产处置过程中颇为热衷于一级半或二级市场的转批发业务。这很容易使人想到“寻租”这一经济学概念，即由于政府干预与行政管制抑制了竞争，扩大了供求差额，从而形成价差收入，很显然，这是一种只消耗资源而没有任何产出的经济活动。
更有甚者，除了行业壁垒的存在外，根据资产管理公司的实际情况，他们不能回收的部分是待将来其使命结束时再由国家财政报国务院统筹解决。很显然，从现在的情况看，由于这个“将来”还很遥远，而且有很大的不确定性。而资产管理公司支付的2.25%的利率又大大低于市场利率，不良资产处置中实现的资产损失不管多大，财政、银行、资产管理公司都不会有“切肤之痛”。这种情况下，即使真如中国银监会银行监管一部主任阎庆民所言，今后“外资要更多地参与到不良资产处置中来”，但是否就会随之出现“处置价格会更理性一点，价格发现的功能就能更完善一点”，起码是件值得怀疑的事情。
关于转型经济，哈佛大学和布达佩斯高等研究院经济学家科尔奈认为，就纯粹的形态而言，转型有两种基本战略，其中战略A，即将最重要的任务确定为创造有利条件，使私有部门得以从下而上生长起来；战略B则把最重要的任务尽可能快地通过国有企业私有化消灭国有制。
中国经济改革所遵循的路径同时也是成功之所在，即中国很大程度上采用了科尔奈所说的战略A。通过民营企业的发展，不但因为其本身效率更高，更因为它对国有企业所形成的竞争压力并为后者提供了改制所需的资金、市场等条件。
随着入市承诺的履行以及“非公36条”的颁布，民营企业所面临的一系列准入藩篱正在逐步被打破，与此同时，对于国有企业所承担的政策性负担以及政策倾斜亦在削减中。从理论上来说，能够给予外资的平等国民待遇，没有理由不同时给予日益占据重要位置的民营经济，如此才能营造出适意的市场经济微观基础。很显然，关于这一点，在中国银行市场中同样可以得到印证。很大程度上，银行业所普遍存在的效率低下、管理混乱、恶性竞争，与该市场仍然存在的过度管制以及竞争不足相关。
《国际金融报》 (2005年07月04日 第五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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