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疗改革永远都是公众关注的焦点。广东省医疗服务价格调整和规范听证会在广州召开，很快地就“沦”为一场争辩会，医疗机构代表和市民代表各执一词，医疗机构代表认为“方案已经降低了总体医疗费用”，许多市民代表则意见多多，提出三大疑问：“医疗成本测算是否合理？听证会是否‘听而不证’？仅占规范医疗服务项目3966项的8.8%的项目调整，百姓能得到实惠吗？

    有关医疗改革的争论，如同其他牵涉社会各个阶层切身利益的重大改革命题一样，因其利益的多元性，带来深刻的复杂性甚至某种“对抗性”。比如，医疗价格的上涨或者下落，都会同时撕扯着医院和公众两方的神经，医院抱怨医疗服务人员的总体收入水平偏低，医院依旧处于亏损的挣扎边缘，医疗服务价格应当是升势而不是降势。公众自然是嘘声一片，强烈要求医疗服务价格全面下降，直至公众的可承受范围内。

    医疗服务带有明显的准公共产品特征：它关系每个人的生老病死，维系一个社会的健康肌体，须臾不可缺少，因此，公众对医疗服务的公平性特别敏感，希望能建立一个人人看得起病的社会保障机制。同时，医疗服务机构基本上是自负盈亏，医生作为一个高投入的职业，希望获得相对的高回报也是无可厚非的。

    由于政府的财政投入总是有限，医院必然要不断考量整体运作的投入产出比，从服务到药品价格，都尽可能获得利润，保证医院的自足乃至富裕———实际上，政府也是这么想的。它可不希望医院成为财政投入的无底洞。这就是医疗服务的效率追求。

    公平与效率，就这样被挂钩在一起，却又碰撞出矛盾的火花。孰先孰后，成为焦点所在。现在看来，恐怕医疗服务行业效率的步伐要缓进，公平的步伐要提速。

    为什么要如此？医疗服务行业的历史积账太多了。农村医疗体系长期以来得不到有效投入，从赤脚医生到残旧的卫生院，农村医疗体系的空心化特征再突出不过了。城市中，相当数量的劳动力还没有纳入社会保障的安全网中，医疗服务个人、企业和社会三方分摊的原则变成了消费者“一个人的忍受”，最后是忍无可忍。

    以完全市场化的名义，让医院与公众直接面对面，没有一个公平与效率相对平衡的缓冲地带，现实证明是行不通的。近日，卫生部提出医疗服务主要靠政府，而不是让医疗市场化，等于在重新修复破损的缓冲带。这种修复分两步走：首先是填补医疗服务行业二元化结构的薄弱地带———农村，不仅是加大基础医疗设施的投入、医疗人员的培养，还要为农民建造一张逐渐普惠社保的安全网。

    第二步，则是在扩大城市社保覆盖面的同时，针对不同类型的医院，实行差别化的政策待遇。公立医院、尤其是享有国家大量财政投入、医护人员资源优良的大医院，应当严格限制其药品收费，服务收费。因为这些公立大医院也好，在其中工作的医生也好，都享有国家先期投入的保护。医生普遍属于有编制的、半公务员性质的事业单位人，享受着民营医院医生望尘莫及的种种福利和补贴，他们必须要为这些优厚的保障付出代价，不能再动辄以高价服务和药品来谋取暴利。药品和医疗服务价格的“上限”为公立医院而定做。

    作为民营医院，政府的药品和医疗服务价格管制应当放开些。由于市场竞争的缘故，大多数民营医院会自动采取广泛吸引患者的举措，或者药品降价，或者提供优质服务，总之不能把患者吓跑。政府只需加强对医疗行业欺诈行为的监控就行了。

    这样，在一个差异化的政策平台，会出现多元化的竞争格局，公立医院和民营医院都不可能独占政策优势，都有自己的长处与短处。随着医疗服务行业的竞争加剧，双方都会想方设法扬长避短，自觉挤干价格泡沫也好，提升服务水准也好，都是殊途同归———在竞争压力下提供日益价廉物美的医疗服务，公众才能从中获得真正的益处，公平和效率才在不断调整中获得最合理的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