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6月25日举行的“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05———建设节约型社会国际研讨会”上，水利部副部长翟浩辉表示，北京居民生活用水今年下半年还将准备提价。翟还透露，南水北调2007年进京，水价将达7元/吨。

    北京现在生活用水是3.8元/立方米，若涨到7元/吨，涨幅接近一倍。只是不知在两年的时间里，居民的收入是否也能同比例增长？

    这些年，只要水一涨价，两个理由必然要找的，一是现行水价成本太低，二是有利于提高居民节水意识。的确，中国水价的构成没有像国际流行的那样包括全过程的成本，即包括水资源的价格、水工程的成本、水处理的成本、水管理的成本以及污水处理的成本。从这个角度说，水价形成机制是不合理的。换言之，水不被当作商品，价格与价值严重背离。比如，在一些严重缺水地区，1000立方米农业用水还抵不上一瓶矿泉水的售价。从经济学的视角来看，一旦稀缺资源的价格与价值背离，必然导致利用上的低效率，也就是浪费。

    但是，是不是水价成本过低就意味着居民生活用水的价格要一涨再涨呢？我看未必。首先，从理论上说，城市公用事业本身具有的公共性、公益性，决定了政府对公用事业负有不可推卸的公共责任。政府在对诸如水价这样的公用事业进行改革时，应坚持公用事业价格政策的基本取向：既要考虑公用事业产品和服务的价值体现，又要考虑公众的基本需求及收入分配的政策要求。如果一味上涨肯定不是办法，正如人们所质疑的，涨到何时为止？

    其次，从实际来看，涨价也不一定能提高人们的节水意识，更甭说缓解水资源紧张的状况了。对于机关事业单位而言，其用水花费都由国家财政负担，提高水价不太可能促使他们主动节水。对于居民生活用水来说，市民节水意识的强弱也和水价关系不大。因为水是一种缺乏弹性的物品，无论水价如何，都不可能高到使所有收入水平的人都节约用水。在这种情况下，水价的制度设计固然重要，但也不是万能的。对于用水量缺乏弹性和对水价缺乏敏感的中高收入消费者来说，提高水价，未必能促使其节约用水，而他们的节水，主要还在于其节约的意识和习惯，价格因素即使存在，也不占主导作用。

    事实上，北京从1991年至2004年，自来水价格经历了9次调整，从原来的每吨0.12元上升到了3.8元，上涨了22.34倍。这频繁涨价本身就说明，涨价并未提高人们的节水意识，否则，北京也不会缺水越来越严重了。

    另外，水企业、主管部门以及一些专家总喜欢说，由于水价长期偏低，致使供水管理单位长期亏损，供水工程老化失修，已经不能保证供水设施和污水处理设施的正常运行，城市供水管网漏损严重。比如，2002年全国408个城市供水系统的管网漏损率平均达21.5％，全国城市供水年漏损量近100亿立方米。北京供水管网漏失率则高达17％左右，年漏水量超过1亿立方米。但据水利部发展研究中心黄河的研究，在北京的供水管网漏失中，因管网老化、施工不慎破坏、监测和管理不力等造成跑冒滴漏的，损失率约12％；因私接管线、盗用、丢失的，损失率约5％。由此可见，大部分管网漏损并非是因为水价过低引发的工程老化失修造成的，恰恰相反，是监管不当造成的。

    城市供水本身所具有的垄断性，在当前物价上涨下，很难出现市场竞争使产品价格下滑的情况，成本也很难像其他产品那样有很多变动。也就是说，在两次提价间，供水的成本并未有多大提高，那么，以供水成本为依据的涨价就说不过去。另一方面，多收上来的钱用到哪里去了？如何让水价调整后的收益，更充分高效地服务于公共利益？这些信息不对居民公布，水企业就极有可能把自己居高不下的管理成本作为供水成本转嫁到居民身上，让人们为其管理落后买单。

    事实上，近年来，国家投入给水利的资金并不少，但很多都被挪作他用或者被高额的管理成本消耗掉了。一项针对水资源费征收管理情况的调查显示：一方面，城建部门征收的水资源费成为城市修路、建房、开发区建设以及政府部门行政开支的补助费，难以用于水资源管理；另一方面，水利部门征收的水资源费在水资源费各个使用方向之间的分配没有统一和明确的规定，许多地方的水资源费并不完全用于水资源管理，而是被挪用和占用。比如，审计发现，截至2003年底，水利部及7个流域机构滞留资金13.85亿元。部分水利建设资金被滞留、挤占挪用和损失浪费。如果这些征收的水资源费都能用在它们该用的地方，足以弥补水价上涨的收入。

    总之，在水资源短缺的情况下，确有必要通过价格杠杆来调节用水，但不能老是盯住老百姓的荷包不放。特别是水价涨了而上述问题依旧，人们就有理由怀疑涨价的正当性。培育人们的节水意识当然是好的，但并非只有涨价一途。现在之所以动不动就祭起涨价的大旗，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比起其他的节水措施来，涨价对相关部门来说，操作起来更方便，更能为其带来立竿见影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