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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福前
自改革开放以来，西方经济学在我国经历了三个不同的阶段：以批判为主的阶段，批判与借鉴相结合的阶段和以运用为主的阶段。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西方经济学就被列为我国高等学校财经类各专业的核心课程之一，事实上成为我国高校理论经济学教学的主要内容。西方经济学的方法和原理在我们的科学研究乃至经济实践中得到越来越多的应用。
西方经济学，尤其是其基本原理——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实际上是一种市场经济学，是对发达的市场经济运行时间的经验概括和理论总结。它揭示了市场经济运行的激励和一些重要的经济变量之间的关系，因而可以用来揭示经济当事人的行为和经济现象，为制定经济政策和进行经济管理提供思路。由于西方经济学主要描述的是市场经济的一般特征和平均数规律，所以它的许多内容也可以适合我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改革开放的需要。这就是西方经济学逐渐成为我国理论经济学主要教学内容的客观原因。
我们需要西方经济学，但是这不意味着西方经济学完全适合我国的情况和需要。我们认为，经过近四分之一个世纪的介绍、引进和学习西方经济学，现在是到了需要对西方经济学进行“中国化”的时候了。这里所说的西方经济学“中国化”，主要是直接和中国国情对西方经济学进行中国化改造，使之更好地运用于中国经济问题分析和中国经济实践。
之所以要对西方经济学进行“中国化”改造，这至少有以下理由：
西方经济学是来自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国家的，是一种“舶来品”，它或明或暗地论证它所在的那个社会制度的合理性和经济性，它带有它产生的那个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和价值观的烙印，并试图把这种制度安排和价值观推广到其他国家。货币主义领袖弗里德曼就把资本主义看作是“一种最有利于个人自由、最有利于人们在科学技术和人文艺术方面取得创造性成就、最有利于为普通人提供最广泛的发展机遇的经济制度”。哈耶克不但主张把资本主义制度移植到非西方国家，而且主张把这种制度下形成的传统和信念也一并移植到非西方国家，他认为这些默识性原则是这种制度的基础。最近发生在格鲁吉亚、乌克兰和吉尔吉斯斯坦等国的“颜色革命”似乎验证了哈耶克的说法。许多西方学者崇尚经济活动中的自由竞争，但是他们在国际政治活动中却不主张多种文化、多种制度进行竞争。中国的历史文化和制度背景与西方国家不同，这就决定了我们在学习和运用西方经济学的过程中，要按照“中国化”的原则对西方经济学的有些内容进行取舍。
即便撇开制度、意识形态和价值观的内容，西方经济学也是根据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的实践和经验写成的，也是以发达国家的经济条件和经济问题为背景产生和发展起来的。我国现在的国情与西方发达国家至少有三方面不同：其一，我们现在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既意味着我们的社会制度与发达国家不同，也意味着我国经济的发展阶段和发展水平与发达国家不同。我们正处在追赶发达国家发展水平的关键时期。其二，我们正处在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轨时期。这预示着在今后一段时间里新旧体制都将在我国经济运行中发挥作用，并对经济绩效产生影响。其三，中国是一个具有13亿人口的发展中大国。这意味着庞大的人口压力，人口与资源、环境的矛盾，人口增长与经济增长、生活水平提高的矛盾是我们面临的特有的、重要的经济问题和社会问题。因此，我们不能把西方经济学原封不动地套用到中国来，我们必须结合中国的这些国情，对西方经济学进行“中国化“改造。美国的“麦当劳“和“肯德基“来到中国也买中国面条和稀饭，这些西式快餐也要进行“中国化“，何况西方经济学呢？同样，中餐到了西方国家也被“西化“，菜肴里必须加上番茄酱或其他西式调料，以适合当地人的口味。淮南的“橘”之所以到淮北变成了“枳”，是因为这两个地方的土壤、气候和环境不同。如果我们不住一种西方的差异，不加区别地把西方经济学的原理和方法运用到中国，难免会出现“西橘“变“中枳“的情况。
我们学习和研究西方经济学，不但要对西方经济学的假设前提、逻辑结构和分析方法进行系统的研究，而且要弄懂和分清以下问题：西方经济学中的那些内容是我们可以直接采用的？那些内容是目前我国经济条件下不具备、不成熟而暂时不宜用的？那些内容是需要改造的？那些内容是需要改造的？那些内容是应当摒弃的？
我们认为，在教学和研究过程中，对西方经济学要实施以下三种“手术“，通过这三种手术使西方经济学“中国化“。一是“剔出术“，即剔出西方经济学中那些与我们的制度、文化传统和价值观不一致的内容。西方产权经济学只关注如何设计产权制度来处理好企业所有者和管理者的委托—代理关系，如何调动管理者的积极性并约束其对所有者利益的侵害，很少关心如何调动企业普通劳动者的积极性以及如何处理好管理者与工人的关系。这是因为西方学者是在私有产权制度下和雇佣劳动制度下来讨论企业问题。他们把劳动力仅仅当做一种生产要素来讨论的观点是我们要摒弃的。我们讨论国有企业改革，不能只谈产权，而不谈工人的劳动权。我们国有企业的工人是企业的主人，而不是雇佣劳动者。我们要搞活搞好国有企业，不能只谈调动管理者的积极性，必须通过适当的制度安排强化广大工人的主人翁意识，注重调动他们的积极性。二是“整形术“。西方经济学中的有些内容和中国的实际情况不一样，不能把它原封不动地照搬过来，需要经过调整和改造来进行运作。例如，西方经济学教科书中所说的利息率是市场化的利息率，而中国的利息率目前是高度管制的利息率，这两种利息率的决定方式和变动规律都不大相同。因此，建立在市场化利息率基础上的有些理论不能照套过来解释中国现阶段的经济现象。西方经济学中的公共投资增加会通过利率提高来排挤私人投资的理论，IS-LM模型所说的货币供应量增加通过利息率下降(假定其他条件不变)来刺激投资的机制，都不能直接用来说明我国目前的相关的经济问题。需要结合中国实际，对这些理论进行改造。三是“移植术“。所谓移植术是指联系中国实际来运用西方经济学的有关内容，用西方经济学的理论和方法来解释中国的经济现象和改革发展中出现的经济问题，使西方经济学在中国“本土化“。
(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杂志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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