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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 张杰
如今在大学里学习经济学的人，一定很难体会改革开放头几年上大学的人开始学习经济学的感受。起初，除了所谓“苏联范式”谱系的各类教材，几乎不见现代经济学的踪影。后来，情况有了某些改变，冠以“西方”名头的一些经济学课程开始以选修课的形式进入课堂。如今人们耳熟能详的许多概念诸如“边际收益”、“效用”以及主流经济学家如凯恩斯
、弗里德曼等逐渐进入那时人们的视界，让长期禁锢于某种单一经济学范式的经济学人愈来愈强烈地感受到“西方范式”经济学的丰富多彩和引人入胜。特别是，这种经济学崭新的表达方式深深地触动着人们原有的学术思维定势，简洁而生动的几条曲线竟然可以刻画如此复杂而深刻的道理，几个看似平常的代数式却把我们通常需要花费几大段甚至几页文字尚未说清楚的问题演绎得通通透透。
让人们始料未及的是，在大学讲坛，“苏联范式”与“西方范式”会如此迅速地短兵相接。学生们对后者的渴求超乎想象，大家的“用脚投票”毫不含糊地将两种“范式”的被拥护程度划分地“泾渭分明”。终于，西方范式的经济学课程开始堂而皇之地进入主修课程的序列，而且，课时一加再加。直到把西方经济学先辟成两半(宏观和微观)，又分成三级(初级、中级和高级)，再细分为不同门类(如货币经济学、劳动经济学、制度经济学)等等，不一而足。
可是，问题接踵而来。人们日趋旺盛的学习需求一时让国内现代经济学的“供给”多少有些措手不及，其中以原汁原味的西方大学通用经济学教材(包括经济学原著)最为短缺，当然还有能够熟练讲授这些教材的教师。虽然国内大学一些较早讲授西方经济学的教师也编写了版本各异的教材，其贡献自然不容忽视。但是，随着改革开放进程的加快，更多的人对国外的经济学教育有所了解。特别是，愈来愈多的人开始负笈大洋彼岸，直接到国外一些著名的学府“插队”，接受标准的现代经济学教育，其中不少人陆续学成回国。基于这种情况，在国内大学讲坛，人们对国人的“自编自演”越来越疏离，大家对何时能够在中国自己的大学课堂上用上国际同类大学的标准经济学教材翘首以盼。
早在20世纪80年代，商务印书馆倾力推出“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可谓撷英集萃，蔚为大观。其中的“蓝色系列”，陆续汇集了大量当代经济学家的传世之作。这一系列可能是国内出版界最早奉献给读者的经济学学术“大餐”，让不少经济学的“饕餮客”着实享用了一番。不过，让人们意犹未尽或略带憾意的是，这套丛书的一些较早期译本虽释义不无精准，但其语言表达未免晦涩，多少影响了一些读者的阅读兴趣(后来，商务印书馆采取了一些补救措施，如凯恩斯《通论》的重译)。此外，这套丛书所收作品大都属于经济学家的个人学术著作，从某种意义上讲，更适合专门的经济学研究人士品读，而无法用之于大学的经济学教学过程。仅从这种意义上讲，现代经济学教材的“供不应求”状况并未因此得到有效缓解。
20世纪80年代后期，上海三联书店(后来与上海人民出版社联袂)推出了“当代经济学系列丛书”，独具匠心的出版者着意选择晚近的经济学名家经典组成“当代经济学译库”，与商务印书馆的“汉译名著”巧妙地形成互补之势，满足了许多读者的需求。精明的沪上出版家敏锐地觉察到，改革以来人们对海外经济学教科书的现实和潜在需求呈迅速上升的势头，基于此，这套丛书刻意设立了“当代经济学教学参考书系”。不出所料，该书系一经面世，读者便趋之若骛。可以说，这套丛书对于中国经济学以及经济学教育的现代化发展做出了自己的贡献。这一书系遴选严谨，译功精湛，不乏精品。但客观地看，与该丛书的其它系列相比，这一书系随后拓展乏力，而且版本更新迟缓，最终未能形成规模，这不能不说是一种缺憾。
正如人们共同预料的那样，这一缺憾很快得到了弥补。1995年，由梁晶工作室精心策划、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倾力打造的“经济科学译丛”在人们的久久期盼和等待中“闪亮登场”(2000年又推出《金融学译丛》)。这套译丛以其独具一格的装帧设计和国内首创的大开本版式，一下子抓住了众多读者的眼球。虽然价格不菲，但还是有不少读者慷慨解囊。与上述“形式”相比较，这套丛书的“内容”更是可圈可点。诚如译丛总序所提及的那样，丛书全面系统，几乎涵盖了经济学的所有重要领域；所选教材都是国外大学通用的经济学教科书，且发行数版乃至十几版。译丛成功延揽和组合了国内一流的译者团队，保证了翻译的高水准和权威性。更为难能可贵的是，这套译丛能够长期跟踪已出版教科书的版次，适时推出教科书的最新“升级版”，使得国内的教师和学生可以和国外大学一样同步使用最新的中文版教材，从而改变了国内的中文版国外教材长期以来滞后于国外版次的状况。完全可以说，这套《经济科学译丛》伴随、滋养和见证了现代经济学在中国最近十年的成长历程。也正因如此，这套译丛连同梁晶工作室和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一道成为中国经济学现代化发展历史进程中一块显著而重要的“路标” 。
现代经济学在中国的成长历程耐人寻味。我们暂且抛开更早期先辈们的惨淡努力和曲折经历。从总体上讲，改革以来，中国的绝大部分经济学人开始蹒跚学步。他们从上述各类译丛特别是国外经济学教科书中学习最基本的经济学概念和分析工具，从日渐熟悉的海外经济学家的学术论著中习取经济学论文的标准“间架结构”和“擒拿”技法。这一过程进行的并不轻松和顺利。可以说，迄今为止，我们从总体上并未走出“临摹”阶段，独立行走并形成自己风格尚待时日。
大概是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世界银行年度发展报告的中文版首次在国人面前亮相。可以肯定的说，这对中国经济学人的刺激不小。这些年度报告的结构、逻辑与行文，还有参考文献、附录等等，给我们淋漓尽致地展示了另一种崭新、简洁而务实的经济分析范式。从此，世界银行的发展报告(还有别的范本)便成为人们竞相模仿的经济学论文范本，可以说，如今国内许多有所建树的经济学家就是从当年的这种模仿中开始经济学“创作”的。客观地说，对这种模仿的功效不可低估，正是基于此，我们大部分经济学论文作者才逐步走出原有的“八股”范式，开始理解经济学分析过程的真实含义和美感。
在经过了一段时期的“模仿”之后，现代经济学在中国如何发展这一问题终于被顺理成章地提了出来。对于这一问题的回答，有共识，更有分歧。共识在于，中国的经济学研究要遵循现代经济学的基本规则和范式，也就是说，中国的经济学最终要融入主流经济学发展的长河，不可能“另起炉灶”或另搞一套。分歧在于，现代经济学在中国的发展到底意味着什么？是不是仅仅意味着给我们的经济学人配备现代经济学精良“技术装备”？实际上，这种倾向已经开始蔓延为一种风气。这是改革以来我们早期“模仿”现代经济学的一种后遗症。不少人以为，只要“照猫画虎”就可以把猫变成虎，抑或给一匹白马身上画上黑色“道道”，就会得到一匹真斑马。现代经济学范式如同一种“制度”，有可模仿者，也有不可模仿者。可模仿者为经济学分析“技术”，不可模仿者为经济学思想。长期以来，我们许多经济学人为自己简陋而落后的经济学分析技术而感到自卑，因此，对这种技术产生“拜物教”心理，这完全可以理解。但是，如果煞有介事地误将习练经济学技术视为推动中国经济学现代化发展的“全部”，则会产生十分危险的误导效应，特别是在人们仍然渴求经济学“技术进步”的当下。
不难预料，以上分歧仍会长期存在，这并不是一件坏事。分歧的存在以及允许分歧的存在本身也是一种进步，因为共识终将产生于分歧。不过，随着熟练掌握现代经济学技术的人群的迅速扩展，人们之间有关经济学技术的竞争将趋于均衡，也就是说，任何人都会逐渐失去技术上的“比较优势”。在这种情况下，仅凭经济学技术便可获取“超额学术利润”的情形将不复存在。到那时，中国经济学的学术“市场结构”与绩效考量也将为之一变。一旦人们都不得不通过经济学的思想竞争获取丰厚的“学术回报”，则中国经济学的现代化发展才算真正走出蹒跚学步的“孩提时代”，走上独立前行的成长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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