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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贺朝晖 实习生王文越李杰伟本期嘉宾:杨永平：广东省企业联合会副秘书长、副教授曾伟：中山大学MBA教授、欧博企业研究所所长彭振：昊德教育训练机构总裁、教授王刚：广州欧博管理工程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民营企业应该接受一个现实：挣快钱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应该接受挣慢钱，虽然慢但也不是不要挣，只是少挣一些，将更多的钱转化为企业的社会责任感。
经典论述
不把企业搞破产、倒闭，为国家解决了劳动力就业问题，这就是一种社会责任感。对员工不应该再施以小恩小惠，而应该关心员工的人生规划和前途。这根本就是一种短期行为，就像用电池，用完了就扔，也不去充电进行长期利用。你占有了大量的资源，这就意味着减少了别人的占有和所得，因此你必须给别人回报，这种回报是无条件的，是肯定要给予的，只是在乎企业的主动与被动之分而已。现在民企发展壮大了，孩子长大成人了，回过头来赡养父母，回报社会也是理所应当的。从本质上来说，爱多的倒闭就是社会责任感缺失的恶果！
现状：“就像电池，用完了就扔”
王刚：和谐社会下的民企应当具备相应的社会责任感，这是时代的必然趋势，它不仅仅是民企的责任，更是全社会各个组织的责任。我认为谈这个话题首先就要使民企意识到自己有这个社会责任。现在很多企业的老板都没有社会责任感，只顾自己赚钱，服务社会、服务公众的意识极其淡薄。这种淡薄通常体现在老板在企业发展中不太考虑企业与和谐社会的关系，只考虑企业效益，不考虑资源的持续利用，特别是劳动力资源的长期利用，以及环境保护等问题。老板将员工当成是赚钱的工具而已，不爱护和珍惜员工，不对员工进行教育和培训，完全没有持续利用的意识，没有增值劳动力的观念。这根本就是一种短期行为，就像用电池，用完了就扔，也不去充电进行长期利用。老板或许可以这么潇洒，但是要想到潇洒背后的负面影响，长此以往，社会、群众对私营企业都难免会产生偏见。老板社会责任感的淡薄还体现在民营企业对劳动法的遵守方面。不要说民企了，任何一个中国公民都有责任和义务去遵守国家的法律，许多企业老板不遵守劳动法，最后导致劳资纠纷、罢工、游行等事件的发生，有这些不和谐的音符还谈什么和谐社会？根本不可能。民企具备一定的社会责任感，这是社会责任体系对每个企业的要求。彭振：我们在诊断中发现企业目前存在的一些通病：自己只顾自己的发展，经常遇到诸如资金、人力、管理的瓶颈，同时也遇到家族式模式发展的制约，这方面广东因为民企数量多，问题尤其突出。这些通病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民企社会责任的发挥。从以往的一些案例看，民企的社会责任大多与老板的个人成长经历有一定关系，当然也不排除自发的，但比较少。
定位：“民企社会责任已超越道德要求”
曾伟：对这个问题我觉得要先对民企的社会责任进行重新的定位。民企的社会责任已经不是说企业想尽不想尽责任的问题了，而是必须尽这个责任的问题。非公有制经济在过去只是补充成分，可现在民营企业越来越壮大了，私有经济不再是补充成分这么简单了。在不少发达地区非公经济都处于强势的地位，例如中山、顺德和佛山，这些地区的经济结构主要就是非公经济，占80％－90％，国有企业则是凤毛麟角。所以国家和社会的资源大多掌握在民营企业的手中，这就决定了民企必须对国家和社会负责。以前民企自己能够活下来就算对得起社会了，但现在不是，生存问题解决了还远远不够，企业必须承担起社会责任，谁叫它们现在拥有国家和社会的大多数资源呢？这些资源就是国家的命脉，如果民企不负责任，难道要让那些无关痛痒的经济个体去承担这个责任吗？民企的责任感问题不再是一种道德要求了，它已经超越了道德的层面，不是说你有责任感就能够证明你多高尚，而是现实要求你必须这样做，如果企业不尽这个责任，社会就会把资源强制性地收回来，不管你意识到你的责任没有。企业倒闭就是社会回收资源的一种形式，企业虽然不存在了，但是厂房、设备、劳动力还在，只是从这个企业转移到另一个企业去了。所以，民营企业必须对自己所拥有的资源负责，你占有了大量的资源，这就意味着减少了别人的占有和所得，因此你必须给别人回报，这种回报是无条件的，是肯定要给予的，只是在乎企业的主动与被动之分而已。杨永平：企业不应该是为了赚钱而赚钱，必须要考虑服务。企业发展起来了，成了获利实体，就需要回报社会。民营企业已经是广东经济发展的主体，国有企业怎么样，我们没办法去管，但我们的民营企业家是不能成天只顾自个吃喝玩乐的。
对策：民企的行为与责任都需要引导
杨永平：目前，我们民营企业家在胆识和眼光上存在某些界限，有几千万、几个亿就难以上一个新的台阶。在这样的风云变幻的时代，我们给他们提社会责任感这个问题显得比较空洞，他们理解不了，怎么办？我们要给他们提供具体的模式或者是实例，让他们可以去借鉴，从而意识到社会责任感不是单纯的花钱，是一种新的投资、回报过程。在花钱中，民营企业家学习了知识，这样自己的企业很容易就上一个台阶。彭振：民企责任需要引导，行业协会可以引导。无人启发，有些民营企业家意识不到这些问题。扶贫活动不一定非得是让人家去做义工，可以组织观光旅游，让他们考察灾区、困难区的现场场景，人对报纸照片或文字的感触总没有这个深切。现在25万可以建一所小学，并且还可以扬名中外、流芳百世，但有些人一顿饭就是几千、几万，没人引导的话，他们难有责任意识和党性觉悟去捐款扶持。我们对外资都有优惠，对于注册资金达到一定规模的民企也可以这样做。至于说开发区免摊位费用、租金之类，你想那样的地方偏僻，没人去，你做这个实际意义大吗？应该在工商、金融等方面给予肯定和支持，租赁的地方也可以发放贷款的嘛！
解读：民企社会责任感的缺乏有历史根源
王刚：民企社会责任感的缺乏其实是有一定历史根源的。改革开放初期，许多私企老板在无意识的情况下就掘到了自己的“第一桶金”，因为他们很偶然地碰上了良好的机遇来发展自己，所以他们无法意识到自己应该回报社会，自然也欠缺社会责任感。但是随着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民企开始频频“触礁”，发展屡次受阻，不遵守游戏规则的做法开始给企业亮起红灯，许多企业所谓的“天然瓶颈”其实和社会责任有很大的关联，要想突破这些瓶颈，就必须从社会责任感下手。企业老板应该认识到：社会责任感不是政府和社会舆论强加给民企的，而是企业发展过程中必备的一部分内容，缺乏社会责任感的企业往往会带来严重的生存危机。曾伟：其实民企和社会的关系就像是孩子和父母的关系。过去民企发展刚刚起步的时候，国家予以扶持和培育，就像父母养育孩子那样，民企小，不能谈民企对社会的责任，只能说社会对民企的责任；现在民企发展壮大了，孩子长大成人了，回过头来赡养父母，回报社会也是理所应当的。说得不好听一点，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初就是民企资本原始积累的阶段，是一个非道德的阶段，既然是原始积累，总有人要付出一些代价。就像当时许多工厂确实存在人权问题，但是为了发展民企只能做些牺牲，政府不提什么人权，也不提和谐，这从当时那个环境来说也是没办法的事情，因为要讲什么人权和和谐，就意味着企业的关门倒闭。但是民企现在发展起来了，已经走过那个资本积累的阶段了，已经不需要再牺牲任何人了，更不用摧残和伤害别人，相反，它应该为当初社会为它所牺牲的一切给予回报。中央提出“和谐社会”的概念，就是抓住了时代的脉搏，对民企做出了适时的引导。民企的原罪时代应该结束了，再不能这样无休止地从社会和国家的牺牲中获取自己的利益了，不能再投机取巧了，而应该开始兼顾国家和社会的责任。这是对经济的历史问题的处理和结束，提出“和谐”就意味着承认过去不和谐的现实，对几十年来民企发展存在的问题做出了检讨。
落实：“社会责任帮老板赚更多钱”
王刚：有了意识，就要付诸行动了。企业对自己的行为应该有个具体的规划，比如说发展到什么阶段应该承担哪些使命和责任，应该为员工和社会做哪些事情，一步步走，一点点做，一切的一切老板都要心中有数。其实企业的行为不仅仅是简单的一个赚钱的问题，而是一个综合因素，它对企业资源的优化配置、对整个社会、对整个市场经济都有很重要的影响。曾伟：反正都是要给社会以回报的，老板干脆就不要在不知不觉间付出，因为这样企业很容易就会垮掉的。一般企业出了问题，老板总会归结于一些具体的问题，比如管理不当、经营不善、资金周转不灵、供应商不及时供货等等，但深究其根源，都是因为老板缺乏一定的社会责任感。比如说中山市爱多擅自拿供应商的钱去中央台竞争广告标王，根本不考虑凭自己的实力到底能不能做到，能不能实现的问题，因此欠下了几千万的债务，在这样的情况下，爱多不是悬崖勒马，而是第三次参加竞标，没钱玩还要玩，不遵守游戏规则，不把供应商的利益放在眼里，连中央台最后也不肯让其进场夺标了。爱多这种不负责任的做法得罪了很多供应商，可以说最后它的破产就是众多供应商联合起来挤兑垮的，这是它缺乏社会责任感的报应，而并非什么资金周转不灵、管理不善等简单几句话就可以敷衍了事的。像中山爱多这样的企业，其社会责任感不是说低到了零点这么简单的，而是已经低到了负数！从本质上来说，这个企业的倒闭就是社会责任感缺失的恶果！一个企业不是生活在真空当中的，它生活在一个复杂的关系网中，包括和供应商的关系，和员工的关系，和广告公司的关系等等，如果不用心维系这些社会关系，就会遭到报复，比如说得罪员工就可能引发员工集体罢工，这样企业就出不了货，后果可想而知。而企业维系这些关系不是处处靠金钱的，信用和责任感往往是重要的维系工具。有社会责任感的企业知道自己要对其他人负责，才有信用可言，这两样东西在企业的运作中发挥着比金钱更大、更长久的作用。民企具备社会责任感，这不是一个道德要求，不是判断一个人品质好坏的问题，而是一个经济要求，一个决定企业成败的要素，就跟企业的技术和管理的重要性一样。你看看世界500强的企业哪一个不敢不谈社会责任感的？离了这个他们就无法生存！社会责任感的具备与否意味着一个企业的经营能力的强弱，它是企业的经营要素之一，是能产生生产力的东西，民企社会责任感的充实不但不会拖累企业，还会帮助企业老板赚更多、更久的钱。王刚：社会责任感应该融入到企业运作的每一个环节当中去，反对有些企业老板作秀和炒作。如果老板知道社会责任感的具备是企业生存的客观规律的话，他们就不会作秀，如果还把这点当成是道德要求的话，很难避免作秀。杨永平：国家要依法治国，企业也必须依法治理企业。只要是合法经营，不搞偷税、漏税，就像有句话所说“只要身子正，不怕影子斜”，这就是回报社会的一种方式。民企参加公益事业、慈善事业，这是回报社会很好的方式与和谐社会的题中之意，在中国也是很古老的传统。“吃水不忘挖井人”，如果当初邓小平那个圆不是圈在珠海地带而是北海，他们也可以发展很好。很简单，广东目前洪水肆虐，我们的企业有广告费、公关费的预算，有没有慈善事业的预算呢？现在的大款信奉“三代哲学”，过灯红酒绿、纸醉金迷的生活。其实，一个企业的竞争力是由老板的竞争力来凝聚，一个企业的文化氛围是由一个企业家文化来体现的，即一个企业会深深打上企业家的烙印。在东莞有一家药业，老板很爱国，小孩子出国都不让，企业的员工大部分是他救助过的学生，他的社会责任感落到具体实处，形成了很强的文化凝聚力。珠海有家企业，产品做到比头发丝还细几倍的程度，这在全世界也只有三个国家可以做到，它们在技术上、管理上精益求精，并且培养了一大批人才，为国争光啊！此次评选广东省优秀企业家就有他，这也是社会责任的具体体现。上面那是从大处说，对于我们小企业而言，只要你不把企业搞破产、倒闭，为国家解决了劳动力的就业问题，这就是一种社会责任感。举例来讲，平常我们工作忙，都没有时间和精力来孝敬父母，以为给他们钱，让他们过好一点就可以表达我们的孝心了，其实这是一种误区，他们最大的满足是儿女在外面不出事、惹事。彭振：上规模的民营企业目前已不再为赚钱而赚钱，他们开始考虑企业理念的整合、企业品牌的创建，同时参加各种基金会、希望工程、灾情救助等。日前，国际品牌海尔收购国外家电企业，可以说是扬眉吐气，为国增光。这种社会责任感是它们营销战略、企业定位的有机组成部分。
走向：“挣快钱时代过去了”
曾伟：企业到底如何做才能实现社会责任感？很简单，就是放慢赚钱的速度，就算是挣到手的钱也吐出来一点，多用一些在员工福利、社会慈善和供应商的奖励等方面，制定企业发展战略的时候也不要只盯着钱，不能单纯地以利益最大化为目的，这实际上是对利益进行重新分配。另外还要在一些细节上上升到社会责任感的高度，比如员工满意度、客户满意度、品牌满意度等等。对员工不应该再施以小恩小惠，而应该关心员工的人生规划和前途；对客户应该力求让客户对产品质量满意，企业不要再抓着低廉的原材料不放，不妨多投入一些以提高产品质量，当然，一分价钱一分货，产品价格也可以适度地上调；对企业的品牌应该尽力维护，让大众对品牌放心，对企业放心。最近的雀巢奶粉事件就表现出雀巢公司社会责任感的缺失，因为他们没有及时给客户一个满意的答复，从而使客户满意度和品牌满意度都大打折扣。你看国外的公司这点就比我们做得好，可口可乐个别出了问题就马上将市场所有的产品都撤下来，这就是责任感的体现，对社会、对客户更是对“可口可乐”这个品牌的高度负责。企业老板自己心中应该有一条底线，什么事情不能做，什么事情能做，都要了然于心。总之，民营企业应该接受一个现实：挣快钱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应该接受挣慢钱，虽然慢但也不是不要挣，只是少挣一些，将更多的钱转化为企业的社会责任感。这就像广东人煲汤，谁有耐心谁就能煲出一锅好汤、靓汤，民企现在就处于“煲”的阶段，爆炒的阶段已经过去了。只要不急功近利，谁就能笑到最后。在我所接触的这么多民企老板里面，中山兴达纸业的叶总是最具社会责任感的民营企业家，无论企业效益好坏，他每年都会向公益事业捐赠100多万，对民族、国家、社会也颇有见地，他的社会责任感真的很强。
责任：不明根在社会保护机制缺失
杨永平：我们的民营企业家不是怕出名，而是眼前这个社会缺乏一种保护机制。单纯的靠法律可以吗？肯定走不通。还需要依靠朋友、关系，换另一种说法就是靠公共关系。在我们中国的古传统中，大家都会提到“面子”，你说别人怎么才会给你“面子”？我们民营企业家必须理会到这一点。还有就是善于利用外脑，简单来说即“借力”。《红楼梦》中薛宝钗的诗———《柳絮》中有一句“好风凭借力，送我上青天”，“好风”就是生命中的贵人。我们去哪里找这样的贵人呢？就可以在我们的经营中去找。根据管理学的原理，一个人只能管六七个人，这就要求我们企业家要善于把众人的力量集合起来，把它分布到生产、经营的各个环节中去，让它们帮助我们赚钱。职业经理人可以大力起用，因为企业的主权掌握在我们手中嘛！“善假于物”就是善于借助外部力量，这个用“狐假虎威”也可以理解。彭振：为了更好地发挥民企的社会责任，我觉得政府应该给民企营造一个宽松的发展环境，一是政策上优惠，二是健全银行贷款信用体系，即融资渠道窄的现象要被打破。目前，企业协会奖评的太多，公信力不强。
和谐的本质是良性运作
曾伟：我认为对民企社会责任进行重新定位以后，就要看清和谐的本质。政府提出建立和谐的社会，就是针对目前急功近利的风气，许多民营企业巴不得马上就赚到大把大把的钞票，因此掠夺式、摧残式地利用资源促进企业成长和发展，这其实是一种病态的做法。所谓“和谐”，就是这种病态的做法的。政府是希望所有的企业都在正常的生长机制下发展，都能够自然生长，收获的“果实”是自然结出来的而非催生出来的，也就是说企业将该做的都做了，等待盈利时机的自然到来，该赚钱的时候自然会赚钱，企业的壮大与发展是瓜熟蒂落的，而不是人为地“催生”出企业的盈利和发展，这样其实是揠苗助长。一个和谐的社会就应该是在一个关系网中没有任何一方受到伤害，我们要发展，但是不应该以伤害为代价，否则这种发展只能是短暂，不长久的。“和谐”实际上是企业发展观和社会发展观的协调，只有企业和经济的发展处于良性运作的状态之中，社会才能从根本上达到和谐，因为经济活动是社会的基本活动。如果经济都不能够良性发展，社会怎么“和谐”呢？（晓航／编制）（来源：金羊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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