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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读循环经济系列报道（五）本报记者 李慧莲
“如今的贵阳市天在变蓝，水在变绿，生态环境有了很大的改善。与1995年时戴着‘全球十个污染最严重城市’帽子的贵阳是大不相同了。”谈起中国循环经济的第一个试点城市，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社会发展部研究员周宏春称赞有加，曾在不同时间多次去过贵阳的他对这种变化印象深刻，“联合国的官员考察后也夸他们做得不错。”
贵阳市只不过是中国实践循环经济的一个代表。自从上世纪末循环经济概念传入中国后，因适合国情很快就在国内得到回应，各种层面的循环经济实践都有一定程度的发展。但是，作为一种全新的理论与发展模式，因为种种现实条件的制约或者说障碍，这些实践与人们的理想还存在距离。接受中国经济时报采访的多位循环经济专家们说，中国要尽可能地避免循环经济这个好的理论在实践中步入一些误区。
循环经济的实践障碍及误区
作为一个新事物，循环经济在中国发展面临的最大挑战是进入认识和实践上的误区，尤其是在当前社会各界对其认识还没有统一的情况下。这是接受中国经济时报记者采访的专家们普遍的一种担心。
国家发改委副主任姜伟新6月26日在“建设节约型社会国际研讨会”上说，当前我国在推进循环经济发展方面还存在实际困难和障碍，比如对发展循环经济的重要性还缺乏足够的认识，国家还没有指导循环经济发展的总体规划和推进计划，资源利用的指标和核算体系也不健全，法律法规有待完善，特别是再生资源回收利用方面的法规建设仍是薄弱环节，有效的激励机制尚未建立起来，技术开发和推广利用还不够，缺乏符合国情的循环经济技术支撑体系等等。
这些障碍的存在使得实践充满不确定性。清华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系副研究员石磊对中国经济时报记者说，有可能出现的各种实践偏差可以概括为四种不良的倾向：机会主义者将循环经济作为一种讨价还价和设租寻租的策略和工具；技术论者把发展循环经济等同于为一系列特定资源环境问题寻找答案，认为技术或者技术范式是循环经济的核心；否定论者认为继续通过以往单纯的经济增长就可以改变目前所面临的资源环境困境，而没有必要发展循环经济；万能论者则把平等和财富再分配看做循环经济的重要核心而赋予循环经济万能的表象。石磊担心，若没有坚实的理论支撑，循环经济很可能像以往的某些提法一样成为新的“陈词滥调”。
这些说法并不缺乏支持者。北京大学中国可持续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叶文虎教授对中国经济时报记者说，“循环经济是个好‘经’，但不能把它念歪了。”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社会发展部研究员周宏春对此的看法是，“循环经济并不是个‘筐’，凡有联系的都可以往里装”。
专家们比较担心的另一个误区是盲目照搬其他国家发展循环经济的模式。他们认为，搞循环经济，各国的国情不同，选择的切入点也有所不同。比如，同样是发展循环经济，日本从资源减量化入手，以建设循环型社会为主旨；德国则从环境保护入手，主要通过建立废弃物资源化的双元系统来发展。
“一个是西方现在做的标准我们可能达不到，另外一个是他们走的错路我们不一定非要再走一遍。”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北京循环经济促进会会长吴季松说，中国要正确推行循环经济，不走或少走弯路，必须认清当前的经济现状，正确理解中央对循环经济的功能定位。
探索思路逐步清晰、内涵不断扩大、重点有所调整
这些实践障碍及误区的存在使中国的循环经济发展之路充满了探索性。
按周宏春的说法，我国发展循环经济有一个思路逐步清晰、内涵不断扩大、重点有所调整的过程，表现为国家不仅出台环境保护法律法规和标准，而且也制定一系列的优惠政策，约束和激励企业开展资源节约和工业“三废”利用，从1993年起开始倡导清洁生产，现在又推进循环经济。实际上，这些都是我国迈向可持续发展的不懈努力。
周宏春说，在围绕提高资源效率方面已经做了大量工作的情况下，国家近年来加大了推进循环经济发展的力度。首先是在宣传上力度不断加强。特别是中央提出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和落实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以来，人们对发展循环经济重要意义的认识逐步提高，各种媒体广泛宣传，为循环经济发展创造了良好的社会氛围。同时，绿色服务业（第三产业）、环境标志认证体系、绿色学校、绿色社区、政府绿色采购等，成为一些地方推进循环经济的工作方向。
其次，国家注意从法律法规和政策上为循环经济的发展创造制度环境。全国人大环境与资源保护委员会法案室主任、中国循环经济论坛副秘书长孙佑海介绍，国家出台的《清洁生产促进法》、《节约能源法》、《环境影响评价法》、《可再生能源法》等一系列法律法规中，都提出了发展循环经济相关方面的要求。陕西、辽宁、江苏等省及沈阳、太原等城市先后制订了地方性清洁生产政策和法规，贵阳市颁布并实施了《贵阳市建设循环经济生态城市条例》。这些都为循环经济的发展奠定了法律基础。
国家还通过优惠政策激励企业发展循环经济。例如，1996年国务院批转的国家经贸委等部门《关于进一步开展资源综合利用的意见》，将资源综合利用确定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一项长远的战略方针。根据国务院36号文，原国家经贸委制定了两批《当前国家重点鼓励发展的产业、产品和技术目录》，并与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等部门联合发布了有关的优惠政策，对利废企业和产品实行税收减免优惠政策，从而调动企业开展资源综合利用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此外，国家还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促进发展与环境的协调：一、调整产业结构，依法淘汰了一批技术落后、浪费资源、污染严重、没有市场、治理无望的生产工艺、设备和企业，减轻了工业污染负荷，缓解了结构性污染问题。二、优化能源结构，尽可能减少煤炭在能源中的比例，提高煤炭利用效率，推广清洁煤技术，大力发展水电，积极开发可再生能源。三、严格控制新污染和生态破坏，对所有建设项目实行环境影响评价制度，努力做到增产不增污、甚至减污。四、一批城市加快污水和垃圾处理等环境设施的建设，治理生活污染。
接受中国经济时报采访的专家们评价说，国家采取的这些法律的、行政的、经济的和技术的措施，坚持“污染者付费”的原则，制定和实施了一些包括价格、税收等适应市场机制的经济政策，对促进循环经济的发展，转变生产方式发挥了积极作用。
三个层面开展循环经济试点
除了这些舆论、法律及政策等方面的工作外，循环经济在中国最重要的实践是各种试点工作的开展。据孙佑海、周宏春等多位专家介绍，近几年来，我国主要在三个层面上开展了循环经济试点工作：在企业层面大力推行清洁生产，在工业园区创建生态工业园，开展循环经济省、市试点，并取得初步成效。
——企业层次积极推行清洁生产。周宏春说，我国是国际上公认的清洁生产搞得好的发展中国家。1993年我国利用世行项目在酿造、造纸、化工等行业开展清洁生产试点，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减少或避免污染物的产生。国家有关部门重点支持了一批重大清洁生产技术开发及产业化示范项目，先后在20多个省（区、市），20多个行业、400多家企业开展了清洁生产审计，建立了20个行业或地方的清洁生产中心，有效提高了企业污染预防能力。
——推进生态工业发展。在工业集中地区、经济开发区，积极发展生态工业。在这些园区，根据生态学的原理组织生产，使上游企业的废物成为下游企业的原料，延长生产链条，实现区域或企业群间资源的有效配置，使废物产生量最小，甚至“零排放”。国家环保总局已经批准了14个各种类型的生态工业示范园区。其中，江苏的园区建设各具特色，上海的废饭盒回收利用形成了产业链，天津开发区基本形成无废物排放园区。
这方面已经形成一些各具特色的实践模式。据曾多次实地调查的孙佑海介绍，这些模式包括2001年制订规划并开始发展的我国第一个国家级生态工业示范园区——广西贵港制糖生态工业模式，它以多行业综合性的链网结构为主要特点；涉及酿酒工业、生态农业、畜牧业、医药工业等行业的联合企业生态模式——沱牌酿酒生态工业模式；以及鲁北化工厂生态工业模式，它主要的特点是通过开发高技术含量的技术和工艺，以工业废弃物磷石膏、盐石膏以及海水为主要原料开发两条生态产业链，创建、发展生态工业。
——开展生态省市建设和循环经济试点。2002年，贵阳市成为我国第一个循环经济试点城市，辽宁省成为第一个循环经济试点省。随后，江苏、山东、北京等纷纷制定相关的规划或发展战略，如今各地关于循环经济试点的实践几乎呈遍地开花之势。各地在试点过程中，一些地方已经形成特色。据多次参与贵阳市及辽宁省循环经济发展规划制订工作的周宏春介绍说，辽宁省在老工业基地的结构调整中，通过制订和实施循环经济的法规和政策措施，建设一批循环型企业、生态工业园区、若干循环型城市和城市再生资源回收及再生产业体系，充分发挥当地的资源优势和技术优势，优化产业结构和产业布局，以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振兴老工业基地。山东从点（企业层面）、线（行业层面）、面（社会层面）多层次、全方位推动循环经济的发展，组织实施“613工程”，即抓好煤炭、建材、发电、轻工、化工和冶金等6个重点行业，10个循环型企业，300个循环经济骨干企业。
这些试点将随着国家相关政策的出台而具有普遍意义。6月21日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提出，国家将综合运用经济、法律、行政、科技和教育等多种手段，采取更加有力的措施，务求使建设节约型社会和发展循环经济取得实质性进展和明显成效。国务院将在近期发布《关于加快发展循环经济的若干意见》，将成为发展循环经济的指导性文件。
“随着中央政府对循环经济工作的重视，循环经济必将在中国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国家发改委《中国循环经济发展战略研究课题组》组长杨春平研究员及其他接受中国经济时报记者采访的专家们都有这样的判断。
（本报记者李成刚 孙超 徐伟 见习记者张娜对此文亦有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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