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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为人师行为世范
启功先生和北师大校训
不管是谁所拟，只要成为“一校之训”，它就成为一校之品牌和标志。自从“学为人师，行为世范”这八个字成为北师大校训之后，它就成为北师大的学校行为和办学特色。但
不可否认的是，校训经谁所拟，又在很大程度上决定校训水平的高低和警策的水准。北师大的校训之所以能受到国家领导人和教育界的普遍好评，启功先生所拟之功不可没。
起初，学校曾邀请校内很多专家学者共提方案，启功先生自己也拟出不同训词，如最初为“师垂典则，范示群伦”，但一来稍嫌艰深，二来稍感平板，过于静态训释，故最后敲定“学为人师，行为世范”八字，这显然比原来更平易通畅，也更深刻含蕴。它不但紧扣“师范”二字，而且包含了学与行，理论与实践，作学问与做人，做一般人和做老师等之间的辩证关系。大师终究是大师，仅八个字就生动地、带有诗意地道出师范院校办学的深刻理念，使这一校训亦具备了大师级的品格气度和人文精神。所以此训一出，全校师生莫不首肯心应，欣然奉命，并敦请启先生赐墨勒碑。
先生亦欣然奉命，但曰“校训之撰，当属学校。校训碑正面右首当署‘北京师范大学校训’，落款迳书‘启功敬书’。”一个“敬”字足以说明，在校训面前，他只把自己当成学校的普通一员。之后学校有关部门又多次请先生阐释他所题校训的意义，先生每次都以“学习校训，理解如此”的口吻来写，从不把校训当成自己的创造而专有，其高风亮节真令人感佩。
启功先生对校训的两次阐释都很简单，第一次只写了两句话“所学足为后辈之师，所行应为世人之范。”第二次也只写了几百字的短文，提出了一些所学与所行应达到的具体要求。
启功先生虽没长篇大论地著文论述这八个字的深广含义，却在相关的诗中有所发挥。兹举几例略加说明。
先看2002年的一首诗。那年四川校友为纪念母校100年校庆，捐赠校训铜碑一座，为此校友万光治先生曾撰骈文一篇，准备书于碑阴。起草后请启功先生改正，先生一方面赞美万先生文辞之美，一方面又惜其文字较多，难于醒目，便亲自操觚，代题一诗，诗曰：
学府英名，祖国殊荣。群伦领袖，教育高风。周一百岁，学术峥嵘。千秋万世，木铎长鸣。
此诗不但仍围绕着学——“学术峥嵘”与行——“群伦领袖”而展开，而且结合北师大百年光荣传统与辉煌成就加以赞美，希望北师大人能不辜负这一传统而再接再厉，把北师大的校训放在特殊的百年校史的环境中做了深刻的阐释。
再看1980年写的《共勉》一首致新同学：
学高人之师，身正人之范。顾我百无成，但患人之患。二十课蒙童，三十逢抗战。四十得解放，天地重旋转。院校调整初，登此新坛坫。也曾编讲义，也曾评试卷。谁知心目中，懵然无卓见。职衔逐步加，名气徒叨滥。粉碎“四人帮”，日月当头换。政策解倒悬，科学归实践。长征踏新途，四化争贡献。自问我何能然增愧汗。寄语入学人，寸阴应系念。三育德智体，莫作等闲看。学位与学分，岂为撑门面。祖国当中兴，我辈肩有担。
此诗开宗明义的两句话，可以视为后来校训的最初表达，只不过后来的“行为世范”的“行”字，比“身正”二字的概念更加广泛，因为“身正”更侧重个人的修养，而“行”则包含了更多的社会责任。而两个“为”字的提出，更改变了原来“学高——人之师，身正——人之范”的静态表述，更强调了实践过程的重要性。不但如此，这首诗还能说明启功先生为什么能提出如此精辟的校训——在于他有丰富的教学经历。先生从1933年即进入教育界工作，先教过一年多的中学，后一直任职于大学。先生有很多耀眼的头衔，但他自己总说，那些都是他的副业，他的主业是教师。他太熟知作为一个教育工作者最应具备的素质是什么，他太深知作为一个教育工作者所应肩负的责任是什么，所以才能驾轻就熟、高屋建瓴地提出这样精辟的校训。（赵仁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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