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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所有的资源都要靠攀附权力去获取，所有的危机都能靠攀附权力去“摆平”，那么在这样的环境下，诚信便难以成为广大民营企业普遍遵循的生存发展方式。只有当诚信可以赢得越来越多的机会和越来越低的成本时，越来越多的民营企业才会走到阳光下。
建设和谐社会，诚信问题是不容回避的重大课题。诚信本身就是社会公正和谐发展的体现，是经济秩序和谐运行的前提。当前，社会领域中的种种失信行为严重影响社会生活，
也使经济运行处于“缺氧”的状态。而在诚信问题上，中国的民营企业一再被卷入舆论的漩涡。但我们相信，制度的反思比道义的论说更接近问题的根本解决。当少数民营企业发生诚信问题时，我们可以归结为企业自身的素质问题，而当广大的民营企业都被不同程度的诚信问题所困扰时，我们就要反思我们制度设计的缺陷。
从历史的根源看，根据我们老祖宗的文字艺术，“仁”应是“二人”的意思，即一个人的生杀大权、荣誉和信誉等等都来自别人对你的认可，也就是说，对你自己的行为的评价完全掌握在别人手里。因此，处处为别人着想，毫不利己专门利人，同样，别人对你也会是这样，这就是这个两千多年来的传统带给我们的为人守则到了市场经济年代就演化成了对内外两种投资者的“内外有别”和双重标准。改革开放以来，为扩大招商引资，国家对外资企业实行种种超国民待遇的政策优惠，包括土地、税收、工商、资金等方面，对外人真正是做到了“仁至义尽”。而对国内民营企业，则存在各种限制性的壁垒和歧视待遇。这种因企业的不同所有制关系而享受不同政治、政策待遇的状况，不仅与市场经济平等竞争原则相违背，而且还助长了一些得到各种好处的外资企业利用中国市场的不成熟和信息的不对称，以次充好，以劣充优，欺骗中国的消费者，并采用各种手段偷税漏税。今年以来跨国公司在中国出现的一系列诚信丑闻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
但是，对同样是企业的民营企业，“仁”的社会环境带个他们的完全是另外一种遭遇。可以说，中国的民营企业最初是从社会夹缝和旧体制的边缘里生长起来的，由于机会的不均等，由于待遇的不公平，他们受尽了各种歧视和挤压。为了生存，在严酷的社会环境下他们采取了不择手段的方式来寻求自身的发展。这种“仁”的制度环境和社会环境给中国民营企业家带来了许多独特的特点，即过分依赖和追求权力，特别注重关系和权力的作用。近年来，随着反腐败运动的深入，每揪出一位贪官，后面总跟着一批民营企业，而且官越大，牵连的民企就越多。如果所有的资源都要靠攀附权力去获取，所有的危机都能靠攀附权力去“摆平”，那么在这样的环境下，诚信便难以成为广大民营企业普遍遵循的生存发展方式。
因此，要让民营企业讲诚信，首先必须在制度上营造一个良好的社会环境，这个环境涉及政策、法制等各方面。国家要按照市场经济的公平原则，彻底消除残存的各种所有制歧视,传统的政府—国企—银行三位一体的利益链条要切断，才能真正给民营企业以公平待遇。企业所获得资源和机会的多少，应当是由它的信誉而不是它的所有制来取决。这样才能鼓励民企以诚信安身立命。
政府自身的诚信建设要跟上。其中最为重要的一点就是政府不能与民营企业在利益上发生争夺。陕北油田案就是一个典型的政府与民企争利的案例。它说明，政府如果既当“裁判员”又当“运动员”是不会有诚信可言的。诚信的规则如果无法约束政府，那么它最终也无法约束哪怕是民间的一家小作坊。
在排除与民企争利的基础上，政府要为民企讲诚信营造一个良好的政策环境，也就是一个讲诚信可以获得更大的生存发展空间的环境。比如，非公经济36条中明确提出要为民营企业提供的融资便利化服务也要落实、执行到位。否则，如果正当的融资渠道不畅通，骗贷、高息集资、造假账圈钱、拖欠赖账等手段就会被一些民企用来饮鸠止渴。又比如，要给民企提供一个公平合理的税费环境。目前内外资企业税负不均等，民营企业的税费负担较重，而更重要的是各种不合理的收费。为了逃避税收上的不公平待遇，很多民企便靠偷漏税来维持运作；为了缓解高税费带来的重压，一些民企便通过偷工减料，降低产品和服务的品质来消化成本的压力。所以，要抓紧清理和规范各种政府收费项目，合理化其收费标准，约束其收费范围，对不合理的收费项目坚决查处和取缔；政府有关职能管理部门要严格制定并执行有效措施保护民营企业不受任意检查的干扰，通过内外部的双重约束，杜绝“吃、拿、卡、要”等腐败风气。
我们相信，随着国家制度环境的改善，当诚信可以赢得越来越多的机会和越来越低的成本，而失信将面临越来越大的风险和越来越小空间的时候，越来越多的民营企业就会从过去的灰色、黑色经营模式中走出来，走到阳光下，勇敢地承担自己的社会责任，不遗余力地打造自己的诚信品牌，为和谐社会作出自己应有的努力。本报评论员朝晖（来源：金羊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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