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青红》在戛纳电影节上的风光似乎没有给影院增添多少人气。甚至，有媒体报道说，在电影的故事发生地和拍摄地贵阳，几家最大的影院因为担心票房惨淡，索性没给《青红》一个公映的机会。
在笔者看来，《青红》彷佛是一部中国大陆版的《偷香》，后者是意大利著名导演贝托鲁奇的作品。与之相比，王小帅的故事放到了上世纪80年代。贵阳某内迁厂技校女学生
吴青红，父母均是上海人，当年因支援三线建设来到大西南。眼见子女长大成人，老吴满心的指望便是赶紧回上海，万不能耽搁了自己的青春，接着又奉献孩子的青春。老吴的另一个苦恼是女儿有了追求者，一个刚进厂做临时工的当地小伙小根。老吴开始严密地监视女儿的一举一动，惟恐爱情一旦发生，会耽误女儿的锦绣前程。不过，《青红》的结尾要残酷得多，就在吴家即将离开之前，小根强奸了青红，被判死刑。
比起拍摄于2001年的电影《十七岁的单车》，导演王小帅的叙述显然更加沉着，女主角高圆圆生涩的表演也颇为贴近人物的状态，几乎让我们淡忘了几年前广告里的阳光少女。不过，电影的出彩之处也许更在于，导演努力还原的那个上世纪80年代的氛围非常成功。已经沉淀在回忆中的那些渣滓被他搅起来，然后，又沉淀下去。
1966年出生于上海的王小帅，不到一岁便随父母内迁到贵阳郊区的一家工厂，厂子里惟一的“娱乐活动就是看电影”，直到1978年，王小帅才举家离开那个“山沟沟”。
实际上，早在2002年，王小帅就曾在一次访谈中表示，自己一直希望拍摄贵阳的故事，“因为我们住的山里面有当地的人，又有小学校和工厂。对当地人的事，家里人的事，印象多，记忆多。”
按照王小帅的构想，他要拍摄一部关于厂子中几家人的故事。“户口不要，什么都不要，就要出来，就要回上海，回老家”，这个来源于现实生活的事件后来成为了《青红》的故事大纲。
2004年的整个冬天，王小帅的剧组驻扎在贵阳附近一家破败的国营老厂，完成了《青红》的拍摄工作——记忆中的影像终于记录到了有声有色的胶片上。
巧合的是，所谓第六代导演，痴迷于复制回忆中故事的，并不只王小帅一人。
完成于1996年的《巫山云雨》是一个例子，1961年出生的导演章明与王小帅一样，一岁多点因父母调动工作来到重庆巫山县，一直呆到1978年高中毕业。值得一提的是，《巫山云雨》以及拍摄于6年之后的《秘语拾柒小时》，都在巫山取景完成，后者最初选择桂林作为外景地，章明却始终感觉不满意，最终还是将电影搬到了自己儿时成长的地方。
接下来登场的是贾樟柯，他的“故乡三步曲”《小武》、《站台》和《世界》，全部是关于家乡山西汾阳的“记忆影像”。依了贾樟柯的自述，“1995年写剧本的时候第一个想拍的就是80年代汾阳的生活。因为这10年是从1980年到1990年，正好是我自己从10岁到20岁的过程，这个过程我觉得对每个人都是重要的，开始懂事，开始有自己的生活，开始有自己的选择”。
可供列入这个长长的“集体忆旧”名单的电影，至少还有这么一些：戴思齐的《巴尔扎克与小裁缝》、吕乐的《美人草》，以及第五代导演陈凯歌改编自阿城小说的《孩子王》。当然还有姜文。他首次执导的作品《阳光灿烂的日子》，改编自王朔的小说《动物凶猛》。导演与原著作者有着极为相似的生活经历，都在部队大院里长大成人，对于童年与少年往事完全感同身受，难怪拍起来驾轻就熟。插一句闲话，1963年生于河北唐山的姜文也在贵阳呆过一阵子，那是他6岁到10岁时，以至于他也有“到贵阳拍个电影”的念头。后来姜文出演陆川在贵阳郊区青岩镇取景的《寻枪》，一了夙愿。
在笔者印象中，华语电影圈里，奉献了最多或许也是最好的成长记忆的导演，台湾的侯孝贤要算是头一份。上世纪80年代早期，以侯孝贤为首的台湾本土导演创作的乡土电影，甚至开启了差不多持续10年的台湾文艺片鼎盛时期。中国大陆电影的怀旧风潮大概出现在上世纪末90年代后期，自那时起，中国大陆的电影人开始热衷于营造自己的记忆或是想象中的青春影像。
毋庸质疑，上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是中国大陆社会生活发生巨变的一段时期。对王小帅他们这拨出生于60年代的导演而言，烙着大时代印记的青春期记忆，正是可以信手拈来的绝好创作题材。记得贾樟柯在一篇文章中说，“每个人有每个人的问题，一代人有一代人的苦恼，没什么高低之分”，而他的责任只是“将个人的记忆、民间的记忆书写于银幕”。
较之前辈，第六代导演没有刻画大时代变迁的野心，没有为一代人立言的宏图大志，只是，过度渲染的个人记忆同样也局限了影片的受众群体。王小帅在《青红》片尾中表白说，要将此片献给与自己父母那一辈投身三线建设的人们。某种程度上，正是这种纯粹私人化的选材，导致了大多数观众对影片的冷落。
作者：:周之江
（来源：经济参考报）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