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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祝慧
“这绝对是个好消息。”在中央党校办公室，中央党校研究室副主任周天勇教授兴奋地对记者说。让他如此激动的是6月19日发改委发出全面部署治理乱收费工作的消息。
“当然，尽管这是个好消息，但我很担心它不能落到实处，到时仅成为一个过场。”
在高兴之余，周天勇教授也表示出这样的担忧。在他看来，乱收费现象有个最严重的后果，那就是客观上打击了创业、制约了个体工商户、微型企业、中小企业的发展，从而间接给我国就业带来了沉重的压力。周表示“从某种角度来说，宏观上就业是第一目标，而煤、电、油、运等短期的问题通常是通过市场来调节的”。
在很多人眼里，乱收费话题早已不新鲜，然而，它始终未能引起足够的重视，“雷声大，雨点小”。周天勇教授告诉记者，多年来，他一直致力于对这个问题的研究，并写了很多相关文章，目的就是要引起大家对乱收费与抑制就业深层关系的关注和重视。
自由职业、微型和中小企业是解决就业难题的很好渠道
“我国微型企业和中小企业发展严重不足。”这是周天勇教授谈到乱收费与就业之间的联系时说的第一句话。
“对世界各国就业结构进行分析你可发现，为一个国家解决就业问题的并不是大型企业，也不是政府和政府办的企业，世界各国65％－80％的劳动力都是在自由职业、微型企业和中小企业就业。”他这样解释。
据统计，我国全国13亿人口，仅有1200多万个微型和中小企业，每1000人才有约9个微型和中小企业，而在发达各国其企业的99．5％左右是中小企业和微型企业，每1000人有40到50个中小企业。
从这组数据可以看出，我国微型企业和中小企业发展确实存在一定差距。与此同时，我国的就业压力与日剧增。据有关资料，我国每年城镇需要新增工作岗位和提供再就业岗位约2500万个，其中，新增城镇劳动力550万左右，农村向城镇转移1000万左右，国有和集体企业每年下岗在400多万，消化目前已经失业的人员需要500万个。特殊的就业压力还有大学生就业338万人。而中国近两年每年只能解决1500—1700万人就业，劳动力供给与需求缺口在800—1000万人。
“世界各国在解决就业问题上，都是立足于微型企业和中小企业。在我国，政权和事业单位及人员规模已经非常庞大沉重，外资增加的就业也有限，需要精简；国有和集体企业也需要进一步结构调整，一些劳动力需要分流和再就业。一方面是沉重的就业压力，一方面是就业容量明显不足。因而，只有自由职业、微型和中小企业，可以从根本上解决我国的就业问题。”周天勇始终认为，这几乎是解决就业问题的唯一途径。
“中小型企业一般都是劳动密集型企业，吸纳就业的能力很强，2001年全国平均每天有4000多名国有企业下岗职工进入个体私营企业实现再就业。而且根据国外的经验，在就业创造过程中，就业人数在500人以上的大中型企业贡献较小，就业人数在1－19人之间的小企业对于就业创造的贡献最大。中小企业的良性发展对解决就业问题作用不可忽视。”国家发改委经济研究所副所长杨宜勇非常同意周天勇教授这样的说法。
乱收费客观上打击创业和抑制就业
“2004年进入统计的预算外资金收了5000亿，没有进入统计的预算外资金，也收了3000亿。这些所谓‘合法’、乱收费、乱罚款，有相当一部分来自于个体商户、微型企业、中小企业身上。”周天勇给记者列出这样一个数据以来证明我国收费问题的严重性。
“相当高的收费制约了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尤其是中小企业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就业。”杨宜勇说。
“高税费和乱收费，首先打击的是微小投资者的创业活动，即重创开办个体工商户和投资中心企业。”周天勇认为乱收费问题在客观上打击创业和抑制就业。
他分析认为，中国就业难的根本原因在于人们都往党政事业单位中挤，而创业活动受到政府各部门收费和罚款的严重打击和抑制。“中国人并不笨，也不是没有创业精神，而是政府各部门的收费、罚款和繁多的审批、许可，使创业者几乎寸步难行，创业异常艰难。”周天勇对乱收费现象非常愤慨。
事实上，在中国创业和就业面临的是一种非常不良的政策和体制环境，导致中国就业日益严峻的根本原因在于政府各部门的乱收费、乱罚款、乱审批、乱许可。
周天勇指出正是因为高收费是中小企业肩头上一个沉重的包袱，所以中国中小企业发展很困难。“微型和中小企业本来就是小本生意，收费相对与他们的投资和利润，比例相当大。创业初，要交纳各种工商登记注册费用，要打通各方面关系；经营中要交拿工商管理费，城管等各部门的各种收费和罚款。如果不彻底解决政府各部门的税外“合法”、不合法的各种乱收费、乱罚款，保护创业不受利益上的损害，从根本上解决中国的就业问题，可能只是一句空话而已。”
“当前，应重视“三非”倾斜以促进就业和再就业，即大力发展非农产业，为农业大量剩余劳动力转移创造条件；大力培育非公有制企业，为大量企业富余劳动力消化创造环境；大力提倡非正规就业，为纠正劳动力市场平衡创造新的途径。清理乱收费可以给创业者创立一个宽松的环境，对促进就业确实有好处。”杨宜勇分析。
清理收费要治本
6月19日，国家发改委对外界表示，发改委将加大对乱收费的查处力度，坚决取消专门针对个体工商户、私营企业等非公有制企业的歧视性收费规定。
而在发文之前，发改委专门在此间召开了全国收费管理工作会议。该次会议一针见血地指出，目前一些地方和有关部门仍然存在越权审批收费或自立项目、擅自提高收费标准乱收费行为。因此，发改委决定将把七大领域乱收费行为作为今后一段时间整肃重点。此外，为确保非公企业经营权益，将重点治理向非公有制企业的乱收费行为。
“整顿清理收费是个好事，关键是要有减轻创业和投资税费的具体实施方案和政策出台。”周天勇强调。
“政策是不错的，但每一个政策或通知的出台，它都不可能收到一个立竿见影的效果。应该有相应的收费标准，并且建立相应的检举渠道”杨宜勇说，“这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努力。”
为从根本上清理收费，周天勇教授还提出了七条治本的建议：一是收费和罚款是政府有关部门利用公权收人民财产，而收财产需要人民同意的理念；二是设置收费和罚款人民听证、人大批准的制度；三是政府和行政性事业执法与收费相分离，行政与利益相分离；四是由国家审计局委托各社会审计部门审计目前各政府部门收费和罚款的数量、用途，向人民公布；五是对目前所有的政府各部门的收费和罚款项目进行清理和公布，举行社会听证，废除绝大部分收费和罚款项目；一些依靠收费和罚款的政府机构和行政性事业单位，全额由财政供养；财政不能供养的，或者改革不依靠行政权力而是为靠服务收取费用的经营性事业单位，不能提供服务的，精简解散；六是不允许政府部门收费和罚款，费归税改革，保留非常少量的交通执法罚款项目，但是标准和用途等要经过社会听证；七是废除所谓的收支两条线制度，特别废除超收超罚奖励交警、工商、城管、质检等部门和人员的政策，收费罚款与执法人无关；所有的政府和执法部门由财政预算供养，不能收费和罚款供养自己。
“清理收费问题错综复杂，要从根本上改变很难啊。”周天勇教授这样感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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