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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武汉6月26日电（记者董伟）对小煤窑之祸，中央和地方一直以关闭和反关闭的形式博弈着。“安全生产万里行”随队专家王银生指出，必须调整现有的资源收益分配政策，进一步平衡国家、地方以及企业的利益，不然打击官煤勾结关闭小煤窑将是一场难以结束的“猫鼠游戏”。
“从惩治腐败的角度而言，对违规官员进行严厉的问责是必要的；但是要借此改变小
煤窑矿难频发的局面显然还远远不够。”他认为。
高压政策“压”不住问题
6月16日，在“安全生产万里行”启动仪式上，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局长李毅中怒斥湖南省娄底市资江煤矿矿主“胆大妄为”，并称“官商勾结，官煤勾结”已经到了该引起高度重视的时候了。6月22日，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副局长王德学表示，“官煤勾结”已成为安监局下一步重点打击的对象，新的措施正在研究中。人们可以明显感到，对小煤窑非法开采所导致的生命成本，国家又一次陷入难以承受的地步。
王银生说，“如果地方上能够完全按照中央的要求，关闭所有不符合规定的小煤窑，安全生产事故的数量将会大大下降，但这不现实”，“仅仅用腐败是难以解释的，仅仅靠对地方施压小煤窑也是关闭不了的，二十年的关闭与反关闭已经证明了这一点。”
湖南省副省长郑茂清抓安全生产八年了，他的体会大致相同。他表示在抓煤矿安全时一度很困惑，“中央的政策为什么总也落实不下去？执行中不是走了样就是打了折扣。难道都是地方领导不重视、官员腐败惹的祸？如果是这样，那么我们的市长、市委书记亲抓勤为会不会根绝矿难？”后来他明白了，“靠山吃山，靠水吃水，靠煤吃煤，这是生存的本能。在这个前提下采取措施才会有效，否则只是靠上面的行政压力让地方上勒紧腰带闭上嘴，恐怕办不到。”
他的话在娄底得到最鲜明的印证。2003年，刚刚履新的娄底市市委书记蔡力峰即把工作的重点放在了矿难背后的调查上。随着一次次微服暗访，他发现官煤勾结是许多小煤窑非法开采并导致灾难的深层原因，之后被称为“娄底整肃风暴”的打击官煤勾结的行动在当地轰轰烈烈展开，数十名官员牵连其中并受到处罚。但是时隔一年，资江矿难再次发生，背后依然有着官煤结合的影子。
关闭与反关闭之争
从上个世纪80年代煤矿开采放权以后，小煤窑就在全国范围内遍地开花。其后二十多年中，对于这个“怪孩子”的态度，中央和地方一直相左，双方的博弈以关闭和反关闭的形式表现出来。
对于国家而言，小煤窑没有国有大中型煤矿位置重要，当它矿难频发导致舆论沸腾或者因为增加供应压低市场价格时，中央往往会迫于舆论压力或者迁就大中型矿区的要求倾向于对小煤矿采取“一律关闭”的政策，以求一了百了。
但是，对地方政府来说，小煤矿意味着税收，意味着就业岗位，意味着经济发展和GDP指标，某些时候还意味着个人的股份和灰色收入来源。关闭它们不亚于切骨去肉，地方上如何下得了手？
湖南省一名官员表示，“关闭小煤矿，上面只需要发一份通知，但是下面却要付出沉重的代价，这活谁干得了？另外，经济发展需要能源，自己跟前的不让挖就得去求别人。”而引起众怒的矿难发生的概率其实并不大，真的发生了并引起社会普遍关注的更少，所以地方政府并不愿意以关闭小煤窑的形式为矿难埋单。即便是当地的农民，也不愿意断了挣钱的路，虽然这个钱挣得太不容易。
王银生也认为，关闭小煤窑在没有利益补偿的情况下几乎是无法完成的任务，小煤窑的安全生产也不可能靠强行关闭来解决，完全寄希望于打击官煤勾结、斩断利益联系也难以实现。“它需要我们调整很多更为基本的政策，比如占有资源的方式以及收益分配方式。新的政策必须协调好中央、地方和企业三方的利益。对于地方上的利益诉求不能漠视不理，也不能只是压制，否则任何政策都无法落实，除非这种政策可以超越地方自动执行。”
按照我国法律规定，矿产资源属于国家所有，但是实际生活中，国家并不直接占有资源，一方面是国有企业代表国家占有资源。通过向国家缴纳税收和利润的方式体现矿产所有者的利益；另一方面，是地方政府代表国家占有资源，地方政府允许集体或者其他性质的小企业采矿，然后收取税款和管理费来获得利益。在整个资源利益的分配体系里，国有企业代表国家占有并获取了最大部分的收益，而地方政府则通过授权（合法或者非法）私人开采的一些小矿，收取比国有企业更高的税额。特别是在1994年的分税制改革以后，这种授权冲动更加猛烈，对关闭小煤窑的抵制也更为普遍而有力。
有分析说，“发现‘官煤勾结’的问题后，一批贪污受贿的官员被惩治了，从短期来看，确实是保障人民生命安全的有力举措，可以后呢？当下一批地方官员无法解决财政问题时，又拿什么来保证他们不会再打煤矿的主意？”
王银生深以为然，“小煤窑的还魂术靠的正是中央和地方的这种利益差别。而不正视这种差别并在未来的体制政策上予以安排，小煤窑之祸要根治，难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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