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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南开大学 周立群 刘文
中国经济类教育的发展有一个“西学东渐”的国际化和本土化过程。它经历过20世纪初对日本、美国等国经济学教育的介绍和模仿，20世纪50年代对苏联教育模式的全盘照搬，80年代以来对英美等发达国家经济学教育的学习与借鉴。中国经济类教育在国际化与本土化的结合上进行了可贵的探索，这些探索在不同历史时期表现出不同的特点。从经验和教训中
我们可以得到许多启示，这对于当今迅速发展的经济类教育改革和发展是十分有益的。
关键词：经济类教育；国际化；本土化
在近代中国高等教育史上，经济类教育 具有重要地位并经历了一个曲折发展的历程：新中国成立以前，经济类教育在高等教育体系具有重要地位，其在校学生约占大学学生总数的10%。1928—1947年间，全国高校毕业生18.5万人，其中经济类毕业生1.9万人，占总毕业生的10.27%。 建国后，经济类教育出现了长期的停滞和萎缩。改革开放以来，又重新得到了恢复和扩展，已发展成为人文社科类中的第一大学科。截止1999年底，经济类在校本专科学生总数达到了1547383人，占全国在校本专科学生总数的21.5%；在校硕士研究生23985人，占全国高校在校硕士生的13.4%，博士生3600人，占全国在校博士生总数的6.6%。2000年在校生进一步扩大，增至180万人。 日益增长的社会需求，使得经济类教育成为最热门、发展最快的学科之一。
中国经济类教育的发展史始终贯穿着国外经济类教育的传播，同时，它又不断地适应于中国的经济、社会变革和发展，不断地借鉴、吸收创新和发展。可以说，经济类教育的发展是一个“国际化”与“本土化”的探索和结合过程。
(一)
中国的经济类教育源于20世纪初对西方课程体系和教学内容的引人和移植。建立于1895年的京师大学堂在其设立之初，就开设了经济类课程，聘请日本教师，通过日本引进或翻译的西方商经类教科书授课。1912年北京大学设立了中国最早的经济类科系——“商学社”，厦门大学在20年代开设了“商学部”，南开大学经济科系成立之初即引入了西方的经济类课程。当时国内各大学的经济系科多设在商学院，也有设在法学院或文学院，其性质和范围比之法律、政治、历史、文学等系领域迥殊，色彩鲜明，涵盖商、经、管的理论和应用学科领域。许多大学直接使用西方国家的原版教材，当时的经济类课程，在强调基础课程的同时，内容已涉及到会计、统计、财政、银行、保险、运输、关税等各个领域，涉及面较广。
对国外商经类教育的移植提供了可资借鉴的参照模式，促进了中国近现代经济类教育的萌生和发展。当时国内的一些著名学府从事经济类教学的教师大多是由英、美、日留学归国学生，年复一年授课的讲义是他们在西方教科书上学来的或在大学时作的笔记，课堂上传授给学生的知识甚至案例基本是有关外国的情况。由于这一时期经济类知识结构基本是在模仿和复制西方的东西，很少联系到中国的实际，从而也不能将经济类知识应用于中国现实。
20世纪30年代初，国内教育界的一些有识之士开始探索经济类教育和研究的“中国化”(本土化)，他们从中国实际经济现状出发，将中国的材料与学科内容融和在一起并且利用中国的素材来阐释所学的原理。如当时毕业于耶鲁大学的何廉博士在财政学教学和教材编写中，为在教材中反映中国的公共支出状况，从当时的财政部搜集中央政府各时期的有关收支材料，为反映中国的税收和公债情况，他通过海关和其他一些政府机构及各种出版物等渠道整理大量的现实材料，用于教科书的编写 。
从30年代开始，由国内学者编写的经济学、商学、部门经济以及经济史等方面的著作和教材大量出版，如马寅初(1943)的《经济学概论》、董时进(1933)的《农业经济学》、许璇(1934)的《农业经济学》、何廉、李锐(1935)的《财政学》、马寅初(1944)的《通货新论》、尹文敬的《财政学》等等教材，几乎都对中国的有关经济问题进行了分析，并在大学的经、商系科中广泛应用。
与此同时，专事中国本土经济问题研究的著述日渐增多，如在30年代，学界围绕本土的货币本位问题进行了热烈的讨论，出版了一些理论著作，如马寅初(1937)的《中国之新金融政策》、杨荫溥(1936)的《中国金融研究》、刘大钧(1934)的《我国币制问题》等；在关于本土经济建设与工业化之间的关系方面，有马寅初(1935)的《中国经济改造》、何廉、方显廷(1938)的《中国工业化程度影响》、方显廷(1938)的《中国之工业化与乡村工业》等；农村经济方面的成果有何廉(1936)的《中国农村之经济建设》等；在其他方面，中国经济学家也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探索，如巫宝三(1947)的《中国国民所得》，武干(1930)的《中国国际贸易概论》、陈达(1934)的《人口问题》等。
这反映了自“五四运动”以后，经济类教育在中国已经逐渐走出了单纯的学习、介绍、引入、普及阶段，出现了一批既掌握先进经济理论，同时又能运用这些理论和方法研究现实经济问题的中国经济学家。林毅夫教授等人在回溯和总结这段历史时说，“总结解放前中国经济学的发展历程，可以发现，凡是在学术上有重要成就的中国经济学家，几乎全是研究中国经济问题的经济学家” 。这使得学生在校学习中，初步具备了解中国实际经济生活的能力，这种知识结构有助于学生将所学知识在实践中的应用。从这一时期所学的课程来看，比较强调国文、英语、哲学以及历史、社会科学等课程的学习，这对于经济学的知识体系是一个补充，有助于学生知识面的开阔。从经济类专业课程来看，最早建立经济科系的大学多开有经济学原理、统计学、会计学、工商管理、货币银行、国际贸易、国际汇兑、经济地理等，已涉及到经济类的多门分支，这为以后经济类教育全面、深厚的知识结构形成奠定了基础。这对我们今天经济管理学科的建设仍然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对这一时期中国经济类教育国际化和本土化结合，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教授J.B.Condliffe 1947年在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成立20周年时专文谈到：该研究所成立以后，即有受过西洋教育的少壮经济学者多人来所任职。这些人都是富有经验的饱学之士，现在他们都是居中国经济学界或其他各界领袖的地位了。他们具有世界先进的工业国的经济发展的知识，并且知道世界经济学领袖们所用经济研究的科学方法，所以他们对于所做的工作能够胜任愉快。但是他们的一个贡献，乃是他们能够用这种工具来收集和分析中国的事实。该所的统计研究 工作是刻苦努力的结果，所以能够渐渐的得到国内和国际的赞扬。这些研究已经附在一份英文刊物《南开社会经济季刊》(Nankai Social and Economic Quarterly)上发表出来了。这份杂志因此而成为世界了解中国经济的一个窗口，虽然客观存在的生命很短。
中国学者所开辟的道路，是不懂中国文字的外国人所不能办到的，他们将调查和研究的结果，采入教本(教材)，专为对于中国学生讲授经济学原理之用。这一尝试在当时的北京、天津、上海的一些大学已有相当的成果，可惜日本对华的侵略将它中止了。
需要强调指出的是，20世纪初，在高校经济类科系开始系统地讲授西方经济学的同时，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也开始在中国传播。经过李大钊、陈启修、潘冬舟、侯外庐、郭大力和王亚南等人的努力，到1949年，马克思的经济学著作已被系统地介绍到中国。不少中国学者也在努力地进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研究和本土化的尝试，如沈志远(1934)出版了“中国版”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著作《新经济学大纲》，其从1934年到1947年共发行了11版，中国经济学者还运用马克思经济学来分析中国经济问题，如郭大力(1947)的《生产力建设》和王亚南(1946)的《中国经济原论》等即是这方面的代表著作。这些探索和努力对新中国成立后的经济类教育产生过重要影响。
(二)
建国初期，由于当时的国际环境，加之缺乏发展高等教育的经验，经济类教育主要学习苏联，在相当大程度上搬用苏联高等学校的教学模式、教材，按照苏联模式设置中国经济类专业和课程体系。
在经济类人才培养目标方面，按照苏联高等教育制度，“专业”是培养高级专门人才的目标框架。根据国家经济建设要求确定专业的设置，并以专业为基础进行设计招生和培养方案，每种专业都有一套具体的教学计划。按照这种教学计划去学习和培养，即可成为那一门类的专家，由于“专业”是“有的放矢”设置的，所以十分具体。 初始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需要大批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工作者和实际经济工作的专门人才，因此，经济学培养目标就被确定为培养具有一定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水平和一定经济理论与专业知识的经济专门人才。1954年全国财经教育会议将财经专业的培养目标定位于：财经学院主要是为国家培养掌握国家经济命脉的企业和财经管理人才；综合大学政治经济学专业主要是培养经济理论干部和科学研究人才以及高等学校师资 。根据这一培养目标，20世纪50年代初对全国的经济类院校进行了大规模的院系调整和压缩，至1957年经济类在校生比率已下降到2.5%。
在经济类教育的内容和教材方面，除了中国革命史、中国经济史等以外，基本上都选用苏联的教科书或以苏联教科书为蓝本编写的教材。据统计，1952-1956年间，译自俄文的各类教材1393种，全国高等学校使用苏联教材629种 。1952年，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中文版出版发行，1959年，苏联科学院组织编写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中文版出版发行。这两本书对中国理论经济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被当作中国社会主义理论经济学的“教科书”。同时，为了指导刚刚开始的工业化建设，一批应用经济学方面的课程和教材也应孕而生，但基础理论课程主要还是《资本论》与《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这类课程主要是分析生产关系并侧重于批判揭露资本主义的腐朽性，论证新生的社会主义制度的必然性和优越性，有着很强意识形态色彩。
以苏联经济类教育为模式的教学体系主要是为工业化建设，特别是为建立计划经济体制服务的。由于专业培养的目的性非常明确，经济类教育的知识体系和知识结构与计划经济的运行有着很强的适应性，因此培养的学生能够较快地适应实际工作的需要，并成为这方面的专业人才，进而对我国的经济建设起到了积极作用。然而，这一特定历史背景下的以苏联为基准的经济类教育“国际化”，在转变并形成本土教育体系时却留下了许多深刻的教训。以政治、经济制度作为取舍教育制度的唯一标准，过分强调“全面”、“系统”地学习苏联高等教育经验，在一定程度上，也存在着脱离中国的实际，盲目地、机械地搬用了苏联经济类教育一整套的制度和做法，如在知识结构上缺乏灵活性，不利于创造性地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经济类知识结构；片面地强调专才教育，经济类专业划分过细，造成知识面的狭窄，不利于学生全面发展；片面地强调与实际工作的结合，忽视了现代经济管理理论方法的系统训练，桎梏了学生思维能力和理论创新能力，等等。
20世纪50年代中期以后，由于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和中苏关系的恶化，中国经济类教育在“独立自主”的旗帜下，拒绝接受来自国外的内容和模式。在经历了1958年至1965年的“教育大革命”及高等教育的大调整之后，“文化大革命”几乎使经济类教育完全停滞，高等学校的一部分财经专业被停办，一些专业被取消，有些院校的经济类专业与哲学、历史学合并成一个政治学专业，或者把经济学与法律、历史、马列主义一同合并到哲学系。经济类专业的设置也极其混乱， 70年代初的那次调整致使大部分的财经院校被撤销或合并，财经专业的学科数和在校生数急剧下降，这是一个中国经济类教育近乎处于完全停滞的时期。到1975年，全国18所财经院校撤销了16所，只剩下“一所半”(辽宁财经学院、湖北财经专科学校)勉强加以维持。经济类教育在改革前的很长一段时间完全陷入了绝境。少数保存的经济类专业，在高校内部紧张的政治环境和接连不断的“批改斗”政治运动的形势下，也无法进行最基本的教学与科研活动，在校学生并不学习经济理论和业务知识，而是不断进行各种“革命”和“斗争”，专业教学被普遍取消。教学和培养目标也由培养科研工作者、教师和经济管理干部转变为主要为“文化大革命”服务的政治宣传者。从1966年开始，在经历了高等学校三年不招生、工农兵上大学和教育领域的“斗、批、改”之后，力图清除一切外国模式的干扰和影响的目的似乎已经达到，但事实是，中国经济类教育已经完全停滞。
(三)
随着改革开放基本国策的确立，中国的经济类教育重新走向世界。高等教育工作者就教育结构发表了中肯的意见，并在理论设计和教学实践中作了积极的探索。政府在调整高等教育结构、改变专业口径过狭状况、推进教学内容、教学方法、教学制度改革等方面出台了系列举措，相继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面向21世纪教育振兴行动计划》、《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等一系列法规，借鉴世界高等教育发展经验，加快了中国高等教育改革的步伐。1987、1993、1997、1998年先后四次调整本科专业，逐步改变了经济类教育长期存在的专业划分过细、专业范围过窄、学科门类间专业重复设置等问题。尤其是1998年的专业调整，按照拓宽专业口径、强化素质教育的原则，对过去庞杂的专业设置进行了大幅度的合并和压缩。新的专业目录将延续几十年的经济类专业分为经济学和管理学两个不同的学科门类，其中经济学门类的4个本科专业分别为经济学、国际经济与贸易、财政学、金融学。经济学、管理学专业占全国普通高等学校249种专业的4.4%，共设专业点1554个，占全国本科专业点的13.27%。 与相同口径比较，经济类专业的总数比调整前减少了一半，不仅大大简化了经济学科的专业构成，也使专业分布更为科学合理。
随着我国加入WTO并实施“走出去”战略，参与全球竞争步伐的加快，经济类教育在其国际化、本土化等方面做出了新的思考和探索。
首先，在人才培养目标上，提出了培养和造就适应经济全球化的、有国际意识、国际交往和国际竞争能力的人才。适应这一目标，对人才素质、能力、知识和规格做出新的调整，赋予素质、知识、能力新的内涵。经济类人才不仅要在数量和规模上要有提升，而且应在人才市场上尤其是国际人才市场的竞争中有更强的适应性和竞争力。
其次，在教材和课程建设方面，经济学、管理学“面向21世纪课程教材”、“九五”国家重点教材相继推出，经济类各专业特别是在发展变化较快的金融、保险、国际贸易、财会等学科，加快了引进国际通用性强、可比性强的课程和教学内容改革。近些年，许多高校重视并探索国际化教材和课程的建设。如创造条件使用原版教材进行经济类公共课和专业课教学。一些高校提出，到2005年，直接使用外语教学的课程达到本科专业所开课程的10～20%。暂不具备条件外语讲授的课程，首先选用外语教材、中文授课，逐步实现外语授课。现代信息技术和www技术在教学中的应用，推动了课程体系和教学内容的改革和国际化，也为直接引进和学习国际先进课程提供了可能。这将缩小某些应用类教材和课程与世界一流大学的差距。
再次，在评价、认证及机构方面，适应“入世”后跨国办学、人才跨国流动和服务的需要，国外证书与学位的教学和考试也得以扩展，在金融、保险、精算、会计、审计、咨询等方面一些与国际接轨(或认可)的资格和质量认证标准及制度(如精算师、金融分析师等)应孕而生。同时，在建立和规范国际化的教育资格认证评价机构的探索也已启动。
最后，在教育资源配置方面，抓住全球化条件下物质、资金、人力、信息等要素跨越国界流动所提供的机遇，利用国际教育资源资金、设备、教材、教师等资源办好经济类教育，已初步见到成效。据不完全统计，止2001年底，全国已有562个合作办学机构，可以授予外方学历的大约有近50个教学单位，大部分是合作办学形式。与中国合作办学的机构分别来自美国、日本、澳大利亚、加拿大、英国、新加坡等十余个国家和地区。 中外合作办学取得了较好的效果，它不仅改变了课程设置和教师选择，而且引入了先进教学模式，在教学中溶入了多国文化，提升了经济类教育的整体水平。
在大力推动经济类教育国际化的同时，经济类教育本土化也在探索中，建立与中国国情相适应的经济类教育体系是国际化进程中的一个重要问题。国际化与本土化的互动关系在经济类教育的改革发展中表现为：适应全球化和国际化的要求，调整和改革现有的人才培养目标、课程、教材和培养方式，以广泛吸纳现代经济管理理论和知识，缩小同世界一流大学同学科专业的差距，使经济类教育走向世界；同时经济类教育的国际化又以发展完善本土化为目的，使之转化为服务于本国并提高人才素质和能力的教育体系。
20世纪90年代以来，经济管理理论研究的国际化和本土化的结合为经济类教育的国际化和本土化的结合提供了良好的社会背景和知识支持。随着中外学术交流的迅速扩大，现代西方经济学、管理学的教科书和学术文献大量地为大学和研究生教育所用，接受了现代经济学理论的规范训练海外留学学者的回国任教等，加快了经济类教育的国际标准。同时，随着中国经济在全球经济中地位的提升，国际学术界对中国经济的兴趣也在增加，尤其是90年代以后，用现代经济理论和方法探索中国经济的研究成果逐渐增多，以中国经济尤其是改革开放为对象或主要内容的研究正在逐步纳入了国际经济研究的主流。对经济转型和体制转型问题的研究令人注目，不仅转型经济和中国改革的现状为现代经济学的研究提供了有益的素材和经验数据，而且运用现代经济学的方法研究转型和中国改革还丰富了现代经济学。
(四)
中国经济类教育在国际化与本土化的发展上进行了可贵的探索，这些探索在中国不同历史时期因面临的国内外社会经济环境的不同而表现出不同的特点。从经验和教训中我们可以得到许多启迪和借鉴。作为一个在教育上“后发外生型”的发展中国家，中国经济类教育的国际化是其发展的必然选择，而本土化又是国际化得以存在和发展的必要条件。两者应该是相辅相成、对立统一的。国际化不是对国外模式的照搬和模仿，也不能变成“某国化”；本土化不是闭关自守、盲目排外。本土化不能成为落后体制排斥先进文化的理由，国际化也不能否定历史、取消民族特色。经济类教育只有走国际化与本土化相结合的道路，才能培养和造就出适应经济全球化的、有国际意识、国际交往和国际竞争能力并且有高度社会责任感、民族自豪感、爱国主义精神、为中国经济发展做出贡献的人才。
一个多世纪以来，尽管随着时代的发展，大学所处的社会环境、文化背景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中国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的快速提升和赶超的位势要求经济类人才教育适应于这一形势的发展，并成为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一个重要支撑。改革开放以来，经济类教育国际化与本土化的发展有了巨大的变化，也赋予了其新的内涵。加拿大学者许美德教授在《中国大学(1895—1995)：一个文化冲突的世纪》一书提出，希望中国的大学未来不仅仅是为国内的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所需的新知识和新技术，而且要将中国文化中的精髓和由百年社会巨变得来的历史教训介绍给全世界。一个多世纪经济类教育国际化与本土化的探索历程无疑是可以介绍给世界的中国教育史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主要参考文献： 1. 胡寄窗：《中国经济思想史简编》立信会计出版社，1997年。 2. 叶世昌：《近代中国经济思想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 3. 郝维谦，龙正中：《高等教育史》海南出版社，2000年。 4. 陈学飞：《中国高等教育研究50年(1949—1999)》教育科学出版社，1999年。 5. 周立群、黄卫平主持：《中国经济类教育教学改革与发展战略研究》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年。 6. 周立群：《新环境下经济管理类教育的战略思考》《中国高等教育》2001年24期。 7. 周蕖：《美苏高等教育经验与我国高等教育的改革》《中国社会科学》1984年3期。 8. 朱国仁：《西方高等教育的传播与中国近代高等教育的形成》《高等教育研究》1997年4期。 9. 中国经济史学家刘佛丁先生遗作：《经济学家何廉与方显廷(打印稿)》1999年。 10. 杨志坚.：《经济管理类专业教育现状及发展趋势探析》《中国高等教育》，2001年2期。 11. 林毅夫、胡书东：《中国经济学百年回顾》《经济学季刊》2001年1期，北京大学出版社。 12. 谷贤林：《百年回眸：外来影响与中国高等教育发展》《北京科技大学学报(社科版)》2001年1期。 13. 国家教育部高教司财经政法处《内部统计资料(2001)》。
(作者单位及地址：周立群 南开大学经济学院 教授 经济学博士， 刘 文 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 副教授 博士研究生 300071 天津 南开大学经济学院)
(梁晶工作室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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