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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高的房价是城市的灾难


http://finance.sina.com.cn 2005年06月24日 08:53 商务部网站

  过去的2004年,疯狂的房价仍可以超过10%的速度继续快速上扬。尽管国家己经采取了许多措施,但从现在的情况看,2005年房价的涨势,依旧未能有效遏制。

  关于这一点,让我们来看看国外经济学家,是如何评价中国的房地产泡沫的。

  摩根士丹利首席经济学家史蒂芬·罗奇表示:“目前2/3的国家和地区正面临房地产泡
沫危机,而即将到来的货币政策调整,将为全球房地产和世界经济带来更巨大的风险。”

  这位首席经济学家对中国经济的观察,对中国房地产业的观察,可说是洞若观火。而他所说的“即将到来的货币政策调整”,又被他不幸言中,“将为全球房地产和世界经济带来更巨大的风险。在所有房地产泡沫国家和地区中,中国排位第一。”这个预言很可能将在2005年全面兑现。

  2004年,近乎疯狂的房价继续快速攀升,涨幅高达13.4%,上海上涨21%,宁波上涨19.9%,天津上涨16.7%,南京上涨16.2%,重庆上涨15%,均创出8年以来的最大涨幅。

  近乎疯狂的房价,结束了中国历时八年的通货紧缩,导致了从2003年10月开始的通货膨胀,并制造了中国越来越大的金融风险。

  到2004年10月,尽管中国银行紧急采取了一个又一个抑制通货膨胀的措施,但通货膨胀的势头不仅未能受到遏制,反而越过了5%的警戒水位,达到了5.3%,迫使中国银行在10月28日宣布加息。中国从1994年冻结,长达10年的存款利率终于解冻。而谁又能保证,这不会是新一轮通膨的开始?

  2003年年底,中国为2004年所制定的经济增长目标为7%,可2004年GDP实际增长达到了9.5%。为什么是9.5%,而不是7%,细想过吗?

  这并不是一件好事。9.5%至少说明了以下几点:

  1.通货膨胀未能被有效抑制,对此仍需保持高度警惕。煤、电、油、运(输)仍在以不可遏制之势,推动工业品成本。

  2.宏观调控未能达到既定目标,中及价格的上扬。

  3.房地产价格的快速上扬,在不断加大中国的金融风险。

  可中国的房价涨势2005年依旧强势不改,这是因为各地政府在昂贵的房价中获利匪浅,这是因为各地政府在强有力地推动着房价的涨势,并小心翼翼地在维系昂贵的房价。可昂贵的房价和地价真的是城市和地方经济之福吗?

  一、房价与地价

  国土资源部最近公布的《2004年度我国重点地区和主要城市地价动态监测报告》透露,京津两市的综合地价水平为2009元/平方米,远高于全国平均的1198元/平方米,而且大大高于长江三角洲的1450元/平方米和珠江三角洲的1129元/平方米。北京、上海等经济发达城市房地产市场需求强劲,房价涨幅较大,是带动地价不断上涨的原因之一。

  这一结论,否定了地价泡沫之说,但揭示了房价上涨过快的现实。事实上,房地产过热是上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的全球现象,本身是经济发展的反映。但是,在一些中心城市,如果房地产过热,居住费用过高,就会伤害城市的竞争力。

  美国的硅谷就是一个例子。由于新技术的进步,硅谷生意兴隆,房地产上涨日甚一日,结果,许多小公司在那里付不起房租,刚刚起步的技术人员住不起那里的房子,硅谷也就丧失了过去独霸高科技产业的地位。波士顿则是另一个例子。波士顿由于汇集几十所大学,成为美国最有创造性的城市。但是也正因为这样的成功,使房价过高,最近马萨诸塞州成为美国惟一一个人口流失的州,引起当地政经界的强烈危机感。

  二、温州炒房团与温州的经济

  观察房价对城市的影响,让我们先来看看温州炒房团对温州经济的影响。先来解剖这个很有典型意义的个案。

  2004年温州炒房团可说出尽了头。呼风唤雨、推波助澜的温州炒房团的横空出世,是房地产暴利的衍生物,它既是中国房地产暴利最大的暴发户,又将成为中国房地产暴利的“终结者”。

  温州炒房团其实不叫温州炒房团,它的官名叫温州购房团。但我以为,温州购房团的名字名不符实。在购房这件事上,哪有“职业购房人”一说?他们买房不是为了自己住,而是为了倒卖,为了谋利,既然如此,还是叫温州炒房团更贴切、更准确些。

  温州炒房团的炒房先是从温州开始的。温州首先成为昂贵的房价的受害者。

  我们来看一看温州炒房团是怎样的影响温州经济的。

  温州并没有非常发达的工业。正是因为温州没有非常发达的、有特色的工业,所以,尽管温州很富有,但它既不是、也不可能成为东南沿海最大的货物集散地。没有强大的工业,是不会有强大的商业的。

  温州在很长一段时期甚至连发达的交通网都没有,温州几乎是东南沿海一带的大中城市中最后一个通铁路、最后一个拥有机场,最后一个通高速公路,最后一个连公路都不甚通畅的城市。这两年这种情况才有所改善。

  那么,温州巨额的民间游资又是从哪里来的呢?

  温州巨额的民间游资原始资本的积累,相当一部分来自于上世纪80年代中期,得益于该地区猖狂的走私贩私,以及疯狂的造假制假。

  那时,从那一带通过走私进入中国的手表多达几十亿只,分给所有的中国人每人一只,还有剩余。从各种款式的、国内市场上价格昂贵的机械表,到物不美但价格低廉的,在现在我们看来,不过是一堆洋垃圾的电子表,日本的、韩国的,台湾的、香港的,应有尽有。

  温州地区及从温州到海丰、陆丰一线,疯狂的手表走私活动,使在高关税和进口配额双重的保护下的,脆弱得不堪一击的国产的手表业,遭到了灭顶之灾,从此一蹶不振。

  还有大批的家用电器的走私活动,也重创了当时中国刚刚露头的家电制造业。那时候,温州的假鞋扬名天下,上世纪80年代中期,中国的一大半款式新颖、质量低劣的假鞋出自温州,温州几乎成了假鞋的同义词,人们只要一看该鞋的产地是温州,多好的、多便宜的鞋都不买。

  还有,当时温州的价格低廉、质量低劣的低压电器也全国驰名。另外,温州的特产还有制假工业所特需的标牌、名牌、商标生产,都给温州带来了畸形的繁荣。

  也许,我们可以宽大为怀地将此种原始资本的积累,视为民间游资“原罪”,而暂不追究,如果它不继续作恶。而且此种巨额的民间游资,也的确为当地的经济带来了繁荣。再说,随着经济秩序的治理,温州的假劣伪冒也大多改邪归正,温州的假鞋也已难觅其踪。

  一句话:改了就好。过去的就过去吧。宽大为怀,我佛慈悲。

  可直至现在,温州的工业产品出名的仅有皮鞋和打火机,都是科技含量很低的、难以形成竞争力的轻工业产品。

  于是,不甘寂寞的温州民间游资,在三年前大规模地逃离中国股市后,便从股市进入楼市,开始炒房。

  他们先是在温州炒,将温州这个既非省会城市,又非大城市(温州充其量只是个中等城市)的房价炒到了天上,炒到了每平方米均价4000多元,这个房价甚至超过了同一地域的福州和厦门。其直接的恶果是,使海外的资本和外地的资本,因房价地价太贵望而却步。而使相邻的、地理条件更为优越的福州和厦门受益。

  温州办了为丛驱雀,为渊驱鱼的蠢事。

  于是,温州便不能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像广州、上海或深圳、厦门那样的工业城市或商业城市。

  温州穷得就剩下钱了。

  实际上,温州成了一批金融贵族的聚集地,温州民间游资在当地无法施展拳脚,便北上长三角,在沪杭宁大炒房地产。使得这一带的房地产价格扶摇直上。据统计,近两年来,杭州的楼盘有近一半被温州人所买走。

  温州人还带来了台湾人,还有登陆中国的外资,(不排除一些来源可疑的外国热钱,种种迹象表明,这些人很可能利用中国金融监管的漏洞,通过炒楼来洗钱),资本的逐利性使他们结成了联盟,外地人、外来的热钱联手炒作沪机宁的楼市。似乎真的给长三角一带的楼市带来了涨声一片。

  可你不要忘记,温州人买房并不是为了住房,他们并非楼盘的终端用户,他们买房的目的是为了卖房,是为了牟利而来的。他们是来将本来就很高的房价推到更高,实际上,他们是中国房地产暴利的“终结者”。

  于是在2004年出尽了风头的温州炒房团,成了2004年中国房地产业的过街老鼠,所到之处人人喊打。全国各地温州炒房团足迹所至的地方政府,上海、杭州、南京等城市都出台了针锋相对的地方法规,以遏制温州炒房团的恶炒房价。

  可如果房价的快速上扬使楼盘高处不胜寒,楼盘的交易在楼盘的炒手们彼此之间“击鼓传花”,有谁又能知道那个该死的人将是谁?

  当心,热钱最大的特点是:来得快,也去得快。他们先是搅得鸡犬升天,好浑水摸鱼,然后留下一地鸡毛,消失得无影无踪。

  有消息说,2005年,温州炒房团跑到东京、纽约、伦敦炒楼去了。这倒是明智之举,因为这些地方的楼价与中国的北京、上海、杭州相比,还算便宜。(注意,不要将美元折算成人民币,那将是一种误导)。而且那些地区的房价正处在低位,泡沫也比北京、上海、杭州要小。炒起来相对安全。

  三、过高的房价是城市的灾难

  过高的房价给城市带来的是大量的空置房和满目疮痍的烂尾楼,这些都成了城市建设的心腹大患。

  2003年,尽管上海的房价涨幅超过了24%,可上海仍留下了多达779万平方米的空置房卖不出去,占压的资金超过了389亿元。这可不是一个小数字。还没有计算上海房地产的624处烂尾楼,以及因此所占压的多达1000多亿元的资金。

  如果就此两项计,上海房地产市场因空置房和烂尾楼所占压的资金,为全国房地产市场所占压的资金总额的12%。

  这是一幅楼市交易活跃、购销两旺的景象吗?

  乍看上去,中国高速增长的房地产投资与遍地开花的烂尾楼,是多么矛盾的一种经济现象,可它确确实实地在快速发展的中国房地产业中,很现实地、大面积地存在着。而且,随着中国为防范金融风险力度的不断加大,为此所制定的各种政策的陆续出台和实施,这对矛盾会变得越来越尖锐。

  那么,我们又如何解读、如何认识这一经济现象?

  今天我们之所以要谈这个问题,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那就是在中国的国土上遍地开花的烂尾楼,大部分形成是在1988、1989、1990年,那一次中国房地产业热所造成的金融危机风暴,所造成的建国以来最严重的一次通货膨胀(通货膨胀率高达27%)及挤兑风潮,以及此后的1990、1991、1992年的中国经济大衰退、大萧条,所留下的残壁断垣。

  它在见证着那段历史。

  那次中国房地产业热所造成的中国经济大衰退、大萧条,给中国经济所留下的创伤,至今都没有平复,甚至还不知何年何月才能平复。

  我们不希望这样的悲剧在15年后重演。如果此段历史真的重演,我们为此所支付的代价,我们所经受的痛苦,将会比上次沉重得多。

  每一座烂尾楼都是一座见证中国房地产泡沫的纪念碑,那是用几亿、几十亿、上千亿元建造的黑色的纪念碑。

  中国房地产业到底现存的烂尾楼有多少?

  尽管笔者对中国经济、中国房地产业的关注己超过了二十年,并一直在寻找和搜索此数字,但始终未能找到权威可信的这个数字。对此只能做出如下解释:有关部门不喜欢或讳言该数字。而这对于中国经济、中国房地产业的重大决策,又是一个多么重要的数字啊。

  不过只要你仔细研究中国经济和中国房地产业,是不难推算出这个数字的大致范围的。例如,在国家统计局公布中国空置房面积和占压资金总数之前一年,笔者就通过自己的分析在媒体上公开了这个数字。而笔者推算的数字与一年后国家统计局公布数字竟完全一致,其准确的程度使笔者自己都难以置信,以致使笔者怀疑此数字究竟是分析的结果,还是统计结果?

  中国房地产业到底现存的烂尾楼总量,应与中国空置房面积和占压资金总数相近。即在12500亿平方米以上,而不会低亏此数。

  因烂尾楼和中长期卖不出去的空置房,所造成的银行的呆坏账,是一个非常惊人的数字。2001年,中国各类银行的呆坏账率为25%左右,2002年下降到20-21%。2003年又有较大下降,在15-16%左右,而此数字有很大水分。

  因为2003年中国各类银行的为了下降其呆坏账率,而大幅增加了发放贷款总额,使计算呆坏账率的分母大大加大。使得产生新的呆坏账风险机率大大加大,玩了一个非常短视的数字游戏。

  2005年1月,尽等与2004年1月储蓄存款增幅有明显下降,但老百姓在中国各类银行的存款余额仍达到了18万亿元。你很容易地就能计算出呆坏账总额。

  而中国三年前一次冲掉的呆坏账就超过了1万亿元。可我们能不能深究一下:我们有多少个1万亿元可以冲掉?而冲掉的这1万亿元又便宜了谁?可我们又不能不冲掉,因为在从账面上冲掉之前,这笔财产就己经不存在了。

  中国到处都在炸楼,北海在炸楼,海口在炸楼,三亚在炸楼,成都在炸楼,杭州一次炸掉了6年没卖出去的54座豪华别墅,重庆炸掉了丽景花园的48栋己基本建成的欧式别墅,中国到处在炸楼,看看那些爆炸后的断壁残垣,经历了一场恶战的伊拉克、阿富汗,也没炸掉那么多的楼。

  今天我们关注中国高速增长的房地产投资与满目疮瘦的烂尾楼,目的只有一个,不要重现1988、1989、1990年,中国房地产业热所造成的席卷全国的金融危机风暴,不要重现中国房地产业热所造成的通货膨胀及挤兑风潮,2004年,中国已经发出了预防新的通货膨胀的警告。我们要居安思危。

  四、让城市顺畅地呼吸

  解决这个问题并不难,只要把中国过高的房价降下来,所有的问题都能迎刃而解。而解决房价过高的办法已很现成地摆在那里。

  那就是:北京、上海、广州即将成为对不动产开征统一规范的物业税的试点城市,把现在实行的50年(商业用房)至70年(民用住宅)的财产税(地租和规费)一次性交齐,改成逐年缴纳。

  如果此措施能顺利实施,房价就能大幅度地下跌,估计下跌的幅度有可能达到30%。那么,中国老百姓购房的积极性会山呼海啸一般地爆发出来,中国房地产业的空置房、烂尾楼将一扫而空,中国房地产业将迎来一个真正的春天,2005年的中国经济将会因此而一飞冲天。

  只有价廉物美的房子,才能使农民工不再是始终是客居城市的过客,身在异乡为异客的城市的边缘人。对于被过高的房价紧紧地卡住脖子的城市建设和城市规模的扩张,也能顺畅地呼吸,中国偏低过慢的城市化的进程会大大地加快。

  到目前为止,中国的工业化水平己达到83%,中国工业对国民生产总值的贡献率己高达85%,而中国的城市化率仅为30.4%,大中型城市人口仅占全国总人口的6%,目前中国的城市化率和同等收入水平国家相比,大约低了10多个百分点,如果按购买力平均水平算,大约低20个百分点以上。

  这种不正常的状况严重地阻滞了中国现代化的步伐。

  步步紧逼的汽车时代的到来,以及因此所带来的,大中城市的“墨迹效应”,(或称作“溢出效应”),以及大中城市周边卫星城市的迅速崛起,将会爆炸性地加快中国的城市化进程。

  我们己经失去了许多机会,可不能再失去这次机会。

  作者:魏巍

  商务部 研究院 《中国外资》 2005年 第4期

  (信息来源:贸研院子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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