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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林
最新一期的一家新闻周刊揭露了这样一个令人瞠目结舌的现象：广州潮汕地区依靠“悬赏举报”方式打击制假售假活动，但结出的果实不是制贩假货活动得到有效抑制，而是打假行动陷入更加荒唐的境地。一方面，负有打假之责的部门“不举报不打假”，另一方面，专以举报为生的“线人”被制假者收买，转而靠制假者提供“封口费”生活。如此一来，制
假者、举报者、打假者三方便形成了一种“共赢”局面。
“悬赏举报”政策下，记者调查发现，近千农民聚集广东潮汕制假重灾区，形成一支庞大的打假队伍，因为利益对抗而打假，一度重创制假；又因为利益合流而护假，进一步加剧制假乱局。
面对这种荒唐的局面，许多人都会明白：问题出在“悬赏举报”这个制度上——但这个混迹于我们常识中的制度到底错在哪里？又何以“种龙种生跳蚤”般地全面走向了制度预期的反面？认识这个问题恐怕就没那么明白了。笔者以为，问题出在“悬赏举报”这个制度的人性预设上：错误地在政治决策中借用了“理性经济人”这个本属于经济决策中的人性假设，没有认识到与政治相对应的人性 预设应该是“公民”。
“经济人”与“公民”的人性要求完全是不同的，这种“预设前提的偷换”必然在角色错位中造成了预期的失败，从而造成“种龙种生跳蚤”，打开了人性劣根的潘出拉盒子，呼唤出人性中那许多丑陋的本能，造成荒唐的制假生态。
来看看这个异化过程是怎么发生的。“悬赏举报”的制度下，线人发现到一台卷烟机，可以得到2万－3万多元的奖励，假烟成品每箱20元——显然，这个制度是以“理性经济人”为制度预设前提的：在利益的驱动下，老百姓会积极地举报，从而形成无缝的举报网络消除制假贩假的生存空间，天下可太空矣。
但是，采取了“理性经济人”这个预设前提，不仅要接受“百姓向打假部门积极地举报”，还要全面接受这样一个同是“理性经济人”这个前提的人性结果：利益权衡中，百姓同样会为了更高的利益不向打假部门举报——“理性经济人”仅仅是一个中性而不带道德倾向的界定。
既然陷入了这个逻辑，我们得明白这样一个道理，在“理性经济人”的较量中，打假者智慧永远是比不上制假者智慧的，因为制假者总是比打假者有着更高的利益驱动，打假者再聪明，也比不上丰厚的非法利益驱动带给制假者的绞尽脑汁的“反打假”压力。这样，打假部门以“悬赏举报”视举报者为“理性经济人”，制假人同样会以争取这个“理性经济人”，结果必然是愿意出更大价钱的制假人占了上风。于是也就有了潮汕的打假乱局。
其实，打假作为一种公共活动，应属于一种政治决策，而与政治决策相对应的人性预设应是“理性的公民”而非“理性的经济人”。正如刘洪波先生评论此事时所说：在公共领域里，基本的依靠如果不是公民的道义，而是依靠利益的收买，其结果往往会使社会变得更加浑浊。只有把百姓视为公民，公民才可能基于自觉而协助铲除各种不法行为，而不单单为了获得某笔报酬。
混淆了公域与私域，混淆了政治与经济，误把“理性的公民”预设为“理性经济人”，荒唐和混乱就变得不可避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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