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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读循环经济系列报道（二）本报记者 李成刚
“如果世界综合平均发展成本为1，则中国的综合平均发展成本为1．25。也就是说，在世界平均发展水平下，用1美元可以办完的事，在中国办成要花费1．25美元。”中国科学院可持续发展战略课题组的这一研究结论，为中国发展循环经济的必要性做了注解：中国相对贫乏的人均资源和生存空间，以及高出全球平均水平的发展成本，决定了其经济发展的方
向，只能是别无选择地走上循环经济的道路。
这也是接受中国经济时报记者采访的多位循环经济专家的一致看法。
新型工业化道路的必然要求
目前，加快发展循环经济，建设节约型社会正日渐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共识。从中央到地方，在制定经济社会发展规划时都已将发展循环经济作为最重要的考量标准和模式。以北京为例，日前刚出台的“城市规划纲要”就确定，到2010年，北京城市能源利用率要达到40％，再生水回用率要达到50％以上，城镇生活垃圾综合利用率要达到30％。
为什么发展循环经济在中国显得尤为迫切？全国人大环境与资源保护委员会法案室主任孙佑海认为原因有三个：第一，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和消费规模的扩大，固体废弃物日益增多，这就产生了怎样处理固体废弃物的问题。第二，环境污染严重。在世界上，我国二氧化硫的排放量居第一，二氧化碳排放量居第二，尤其是后者的增长速度比较快。同时，水污染等问题在我国也日益严重。第三，更为重要的是，资源短缺问题日益突出。过去那种单纯追求经济增长速度，强调ＧＤＰ的排名，而不顾环境承载能力和资源可持续供应的发展方式，必将为现实所摈弃。
资料显示，2003年，中国石油消费量为2．67亿吨，进口原油9700万吨，对外依存度达36％。2004年中国石油消费量2．92亿吨，进口石油1．23亿吨，原油对外依存度已达42．1％。对国外资源的依存度日益增高，必然对国家安全增加不利因素。此外，目前煤炭年生产量已经达到20亿吨，随着到2020年ＧＤＰ将比2000年再翻两番，对煤炭的需求将进一步增加。孙佑海认为，那时不仅资源的保证程度将成为严重问题，其对生产安全和环境污染的影响，也将不堪设想。
在资源耗费加快增长的同时，中国资源的利用率却相当低。2003年，中国实现的ＧＤＰ约占世界ＧＤＰ的4％，但是为此消耗的各类国内资源和进口资源，却远远高于这个比例。其中，原油、原煤、铁矿石、钢材、氧化铝、水泥的消费量分别约为世界消费量的7．4％、31％、30％、27％、25％、40％。由于单位ＧＤＰ资源消耗过大，进一步加剧了资源短缺的压力。
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对资源的需求量也进一步增加，怎样解决资源的短缺问题已是关系到经济发展和国家安全的重大问题。在这样的形势下，发展循环经济的问题必然会得到社会各界的高度关注。
清华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系副研究员石磊在接受中国经济时报记者采访时认为，我国高度重视发展循环经济，是对现阶段经济高速发展所遭受资源环境约束瓶颈的反思，更是对未来国家的良性发展和综合竞争力提升的诉求。一方面，大家已经清楚看到了油荒、电荒、煤荒所凸现的经济发展资源“瓶颈”，看到了局部在改善而整体在恶化生态环境的艰难态势，看到了现有发展模式的难以为继；另一方面，大家也意识到我国对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及和平崛起的渴望，意识到今后一段时间是我国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资源环境的压力和发展的动力共同造就了我国所需要面对的“发展窄路”，也成为提出科学发展观、发展循环经济、建设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的深刻背景。
“正是基于对重要性和紧迫性的共识，循环经济在我国刚一提出就迅速得到各界关注并在许多地方开始实践。”石磊说。
循环经济的文化基础和实践基础
虽然目前对循环经济还没有形成一个公认的定义，但对循环经济中含有“资源－产品－再生资源”的物质反馈过程，国内学界已基本形成了共识。
孙佑海认为，中国发展循环经济有着深厚的文化基础和实践基础。我国广大劳动人民崇尚节俭、尽量做到物尽其用，是发展循环经济的文化基础。发展循环经济在我国有一个内涵不断扩大、思路逐步清晰、重点不断调整的过程，主要表现为国家通过法律法规、政策激励等措施，鼓励企业开展资源节约和综合利用，工业“三废”的“吃干榨尽”；从1994年开始推行清洁生产，现在又倡导发展循环经济等等，这些都是我国寻求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实践探索。可以推断，循环经济将成为中国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实现途径。
循环经济与资源节约综合利用、污染治理、清洁生产，既一脉相承，又各有侧重。对处于工业化和城市化加速阶段、人均资源占有量低于世界平均水平的中国来说，循环经济首先是一种资源节约战略。它追求的不是简单地降低资源消耗，而要使资源尽可能得到高效利用和循环利用，从而达到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和减少废弃物排放的目的。西方主要国家的工业化过程是以大量生产、大量消费、大量废弃的资源掠夺性开采为特征的。无论从政治理念还是从经济可能性来讲，中国都不具备按照这种模式来推进工业化、城市化的条件。在许多重要矿产资源不能自给、不少地区水土资源十分稀缺的条件下，尤其应将资源节约放在重要的战略地位。
此外，循环经济的另一个题中之义是减少污染物排放。因此，发展循环经济本身就是重要的环境保护措施。孙佑海说，工业污染防治的最初措施主要是“末端治理”。这是一种只投入而不产生经济效益的措施，即使在发达国家也早已放弃了这种费而不惠的解决污染问题的技术路线。与此相比，清洁生产强调生产的全过程控制，通过清洁生产审核来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削减污染物排放。实际上，这也是企业层面循环经济的主要实现形式。然而，清洁生产主要在单个企业内部施行，而循环经济则可以在更大的空间范围内配置资源：通过延长产业链，将上游产业的废物变成下游产业的原料，以及能源的梯级利用，变废为宝，化害为利，实现保护环境的目的。
循环经济发展的驱动力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社会发展研究部周宏春研究员在接受中国经济时报记者采访时认为，中国当前发展循环经济的紧迫性不言自明，但是，发展循环经济不是一件能够自动发展的事情，需要市场机制即利益驱动与政府干预的双重作用。
那么，在市场条件下循环经济能否自动发展呢？自然要素的循环需要一定的外部条件。同样，使经济体系中的物质在市场条件下循环流动，也需要投入。对企业而言，这就是机会成本：如果不产生利润，企业就不会发展循环经济。
周宏春分析说，从减量化角度看，减量化的途径主要有节约降耗、综合利用、清洁生产等。从宏观上看，这些措施有利于资源的永续利用和环境保护，因而是功在当代、惠及子孙的好事；从微观层面看，这些行为可以降低生产成本，企业因而应该是有积极性的。多年来，我国在推进节约降耗、资源综合利用等方面取得很大成绩，粉煤灰、煤矸石等大宗废弃物甚至成了抢手的东西。
既然发展循环经济有利可图，为什么还需要国家出台优惠政策以资鼓励呢？周宏春分析，这是因为：其一，我国的自然资源相对廉价；其二，污染物治理费用没有完全进入产品成本，由生产者承担。这就导致原本可以由市场解决的问题，还要国家政策引导。清洁生产也是如此，我国从1993年开始提出清洁生产，2003年《清洁生产促进法》正式施行，但并没有得到普遍推广。原因在于，清洁生产产生的效益，还不足以引起企业特别是国有企业领导的重视，即我们的“政绩观”还存在缺陷。从资源化方面看，我国资源的再利用、循环利用可以说世界各国做得最好的。然而，由于缺乏相应的标准和监管措施，一度出现许多不规范行为，如“地沟油”、“黑心棉”以及报废汽车的“五大总成”等。此外，由于发展阶段和统计方面的原因，我国的资源回收利用率还明显低于发达
国家。这些都需要政府有形的手发挥作用。
从技术经济角度看，垃圾减量化和无害化更需要国家政策扶持。周宏春举例说，利用电厂的脱硫石膏，在著名的丹麦卡伦堡生态工业园中是经济的，在我国的情况就不同了：由于买天然石膏矿成本较低，而用脱硫石膏要上设备进行预处理，就不合算了。一般而论，企业的废物既不处理也不综合利用而直接向环境排放，是最经济的。一个地区将污染型企业转移出去是减轻环境压力的最经济途径。因此，制定环境排放标准，加大执法力度，披露环境信息是发展循环经济的必要的强制措施。只有使环境污染的外部成本“内在化”，才能促使企业主动开展资源节约和综合利用，发展循环经济，并达到保护环境的目的。
虽然经济手段与政府干预是保护环境与资源发展循环经济最为有效的手段，但也需要有法律的约束。孙佑海说，从国际经验看，专门制定发展循环经济、建立循环型经济和社会的法律，对于推动循环经济的发展、提高自然资源的利用效率，从根本上预防污染，是十分必要的。因此，在条件成熟时，制定一部具有中国特色的《循环经济促进法》，不仅是必要的，也是可行的。
周宏春说，总之，法律强制和经济利益是循环经济发展的主要驱动力。无论是法规还是制度，无论是经济政策还是统计指标，都不是市场所能解决的，而要发挥政府的作用。因此，发展循环经济离不开政府的推进，即政府要为循环经济的发展创造政策环境和市场环境。
（本报记者李慧莲 孙超 徐伟 实习生张娜对此文亦有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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