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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全生／文
国有企业深化改革必须改变四个机制
一是因企业所有者不到位造成的“白拿机制”。职工主人翁的概念是个政治概念，过去的奴隶现在当家作了主人，是政治上的主人翁概念，不能简单地将其与具体企业的财产归
属权划等号。否则，会有很多问题无法解释。如，主人是不偷自己家东西的，但一些机械厂职工家中的钳子、锤子、钉子、螺丝刀，有多少是自己买的﹖又如，不能说只有国家电网公司的职工才是国家电网公司的主人，那是极不公平的，因为众多小煤矿的矿工实际也是国家电网公司的主人。所以，国有企业改革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第一条是产权清晰；第二条是权责明确，否则“白拿机制”就会继续起作用。
二是因为企业监督者不到位造成的“马桶机制”。坐在马桶上方便时，什么臭味都闻不到，等站起来系裤子，臭味就出来了。有的企业，领导在位时，什么事都没有，往往一退下来，问题就暴露出来，不客气的讲，是一屁股屎。按照法人治理结构的要求，监事会应由股东大会派出，在企业运行时监督董事会，监事会要对股东大会负责。而我们企业的监事会成员由董事会决定，是对董事会负责，怎么能够又怎么敢去监督董事会正因为没有日常的、经常的监督，所以只有退位时才能暴露问题。
三是对经营者的激励约束不到位造成的“寄生机制”。经营者干好干坏一个样，好了不多得，坏了不少拿，所以就有经营者的亲朋好友依附国企办公司赚钱，寄生在国有企业身上。人总有远近亲疏，和谁都是做生意，为什么不与亲朋好友做。有的经营者不一定非要拿好处、吃回扣，而是感觉与熟悉的亲朋好友打交道不会上当受骗。但也有相当数量的经营者是为了拿好处、吃回扣，小公司的花销在大公司报销，利润转给小公司。激励约束不到位，就给了坏人可乘之机。
四是这几年兴起的改制“做亏机制”。改制前，先把企业做亏，利润能藏起来的藏起来，能转出去的转出去，企业一亏损，等于上级主管部门背上了“包袱”，领导一着急，就催着改制。在这种条件下改制，往往都是成功的。在改制过程中，把藏起来的利润拿出来，把转出去的利润转回来，当年就能见效益，干部职工再多分一点，上级领导和企业的干部、群众都满意。但是，这一藏一转的“猫腻”就为个人捞取好处创造了条件。
重制度建设更要重机制建立
国企改革只重制度建设不重机制建设不行。这二者有联系，但又不同。制度可以贴在墙上，眼看得见，手摸得着，耳听得到。机制是看不见，摸不着，听不到，但人们却能够活生生地感受到它的存在和作用。制定制度的目的是为了形成内在和自发运行的竞争机制，如过去企业改革劳动制度，搞优化劳动组合，不在于优化下来多少人，安置了多少人，而在于是否形成了“上岗靠竞争，收入凭贡献”的机制。形成了这个机制，改革就是成功的。相反，如果没有形成这个机制，即使优化下来不少人，也会有新的富余人员产生，因为“大锅饭”机制还在起作用。
如小煤矿的安全问题。光靠整顿、关闭、停产不行，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要靠产权机制的建立。小矿井一关闭，或把洞口一炸，好像就没有问题了。其实，等检查的人一走，没有两个星期又干开了。症结就在利益驱动机制上。计划经济体制下，煤资源是国家所有，煤产品也是国家所有，采矿权被视为使用权，不需要花钱购买，所以实行审批制。市场经济体制下，煤资源依然是国家所有，煤产品却归小矿主所有，采矿权已演变成财产权，是一种物权。而财产权要等价交换，要拿钱购买，所以采矿权必须竞争招标。目前，国土资源部正在进行这方面的改革，对新申请采矿权的，实行招、拍、挂的办法，但对已取得采矿权的小煤矿却没有什么好办法，多数地方实行两年一换证开采证。小矿主虽拿到了采矿权，但不知道什么时候就不让采了，没有长远预期，加之监管不力，所以就采厚弃薄、采富弃贫、采易弃难、采大弃小，进行掠夺性开采，不考虑安全投入，自然安全事故多发。世界上很多国家对小煤矿都是在对地下资源评估的基础上进行竞争招标，出高价者获得开采权，其实质是获得了煤矿产权。当煤资源属于矿主自己所有时，他绝不会掠夺性开采，不会采厚弃薄、采富弃贫，而是不仅要把能挖出来的煤全都挖出来，还要有计划地开采，并自觉、自发地特别注意安全，一丁点儿的事故苗头都不肯放过，甚至还把煤矿当作遗产留给后代。产权与安全密切相关，因为产权机制在起作用。
（作者系国务院研究室工交贸易局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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