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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日本这面镜子让我们看到的更多的是教训，那么从德国身上我们可以更多地借鉴一些经验。
20世纪60－90年代，德国经济和日本经济有非常相似的地方，二者都成为了战后世界经济最突出的亮点，也都经历了持续的贸易顺差。
1960－1990年的30年间，德国的对外贸易几乎无一例外地保持顺差，但和日本不同的是，德国的对外贸易更多地在欧洲国家占据较大比重，对美国虽然也有大量贸易顺差，但远不如日本贸易顺差那样集中。
在持续的贸易顺差的推动下，马克持续升值。从1960年到1990年，马克对美元的名义汇率从4.17∶1升值到1.49∶1，累计升值2.79倍。尽管马克升值，但是德国的贸易顺差并没有因此减少，持续的贸易顺差不断推动马克的进一步升值。
我们可以看出，在一国经历经济崛起的过程中，会自然而然地遇到汇率升值的压力，汇率必然需要随着这种趋势进行调整，从这一点上来说，我们没有必要对美欧等发达国家对我人民币升值施加压力掺入过多的民族主义情绪。
但是专家也分析指出，经济基本面的调整往往是缓慢渐进的过程，与此相对应，汇率的调整最好也是缓慢渐进的，这样的调整过程最符合经济基本面变化的要求，最有效率。同时，汇率调整必须考虑国内经济和金融市场可能发生的变化，必须有合理的宏观经济政策作为配套支持。从这个角度来看，德国的做法更为可取。
面对马克的持续升值，德国货币当局政策旗帜鲜明：重心是国内，尤其是国内物价和产出稳定，马克汇率处于相对次要的地位。1974年，德国放松外汇汇兑方面的管制。在独立货币政策、资本自由流动和固定汇率三难选择之间，德国货币当局选择了独立货币政策和资本自由流动，让马克汇率自由浮动。他们坚定地贯彻货币政策独立性，物价和产出稳定是其最关心的事情。相对而言，马克汇率居于次要的位置上，货币当局基本贯彻了资本自由流动下的浮动汇率制度，没有因为缓解马克升值压力而牺牲国内的物价稳定。
据此，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所长助理何帆博士认为，一国在面临货币升值压力时，应当坚决维护国内货币政策的自主性，绝不牺牲国内货币政策保汇率政策。德国的货币当局奉行独立的货币政策，国内产出和物价都比较稳定，没有因为汇率价格中的泡沫伤害国内的经济；而日本试图利用货币政策保汇率，最终，汇率没保住，反而触发了国内通货膨胀和泡沫经济。
另外，借助欧洲区域内的货币联动机制，德国马克汇率较少受到投机资本的冲击，欧洲其他国家在一定程度上分担了马克升值的压力。欧洲共同体国家于1972年达成协议，区域内各国货币之间汇率波动幅度保持在2.25％以内。1979年欧洲货币体系正式建立以后，这一区域内的汇率联动机制也被延续下来。欧洲货币联动机制的建立在一定程度上把对马克升值的投机资本转移到了那些货币联动机制中相对较弱的货币身上。无论是来自美国的压力，还是来自德国自身某项关键经济指标的变化，当市场普遍预期马克相对美元要升值的时候，投机资本并不直接冲击马克，而是把注意力集中在了相对马克较弱的里拉、英镑或者是其他欧洲国家货币身上。
这对于我们如何应对豪赌人民币升值的热钱不无启发。
何帆认为，德国的经验表明区域货币合作有利于区域内强国减少投机资本冲击，减少汇率升值对贸易品部门的负面影响。利用欧洲货币区的汇率联动机制，德国把投机资本引向了区域内那些弱国货币的身上，同时又借助于区域内的汇率联动减少了该国货币在区域内的升值，保持了区域内的贸易和投资稳定。
华东政法学院的汪康懋教授也提出了类似观点，他还认为，目前东亚区域货币合作的条件已经越来越成熟。自从前年5月我国正式签约东盟以来，“10＋1”已基本成形，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设已经开始。今年的5月27日，东亚三国会议上中、日、韩三国央行签署了双边货币互换协议，以加强各自外汇及经济政策上的协调。今年12月份即将召开的“东亚峰会”上，各国首脑将继续深入讨论东亚经济整合问题。他进一步指出，正因为东亚区域经济合作越来越紧密，所以中国人民币升值同样要考虑对这些国家的影响，需要征求他们的意见。他推测，东亚峰会后，有可能会设立一个专门的货币小组来应对这个问题，他还推断，在条件成熟的情况下，将来可能会像欧盟推出“欧元”一样，设立“亚元”与美元、欧元相抗衡。
《国际金融报》 (2005年06月22日 第五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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