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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建和谐社会与民间组织发展”研讨会综述
本报记者 柏晶伟
6月15日，在由北京社会主义学院、北京市社科联、北京市科协等单位联合主办的“构建和谐社会与民间组织发展”研讨会上，来自经济学界、社会学界、政府机构的学者发出呼
吁：在我国社会结构和社会制度双重转型过程中，社会在不断地发生裂变和分化，即社会群体和个体从原来高度整合的国家计划体制下分化出来，形成多种利益群体和个人。社会利益主体和社会需求的多元化，需要社会管理和社会服务的多元化。社会组织正是适应我国社会发展的需要，从社会历史发展的幕后走向社会发展的前台。
社会转型呼唤社会组织
与会者指出，从当前改革形势看，社会的基层组织和社会的民间组织正在发展壮大，这是市场化改革推动的结果。目前，中国的改革正在从经济领域向政治和社会领域推进。在计划体制下，政府单一承担了组织社会生产、管理社会生活的功能，市场经济的建立和完善，计划经济体制下那种单一的行政管理模式已不能适应我国社会发展的需要。政府在与市场关系调整过程中，逐步退出具有垄断行为的竞争市场体系，真正成为宏观经济政策的制定者和强化在市场经济体制中的监督职能。同时，国有企业的改革使国有企业不再承担职工的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而成为专业性的生产组织，传统的国有企业所负担的公共职能将转移至事业单位和民间组织。在这种情况下，社会的基层组织和社会的民间组织有了发展的巨大空间和发挥作用的广阔舞台。
随着我国经济改革和政治改革的不断深入，社会的阶级阶层结构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由原来的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和知识分子阶层又分化出个体劳动者阶层、私营企业阶层等，各种利益群体出现多元化的发展趋势，利益差距也在不断增大。同时，改革也加快了社会流动的加快，社会成员不断地从企业和政府单位体制中游离出来成为社会中的单元个体，城市化又将大量的农民引向城市。在社会分化和社会流动速度加快过程中，如果不进行有效的组织和管理，社会运行很容易出现失序状态。因此，社会的组织化和制度化是现代社会的两个特点，社会成员必须实现组织化生存才能适应社会的变化：一方面是由于社会分工的发展，导致人们人身依赖性的加强，社会由传统的以同质性为特征的机械团结向现代社会异质性的有机团结转化。另一方面，在强大的国家机器面前，个人的利益表达远不如组织利益的表达来的有效。利益实现的自我性与实现途径的组织性相结合，促进了社会组织化程度的提高，各种民间社会组织正是适应了这一变化的需要而得以兴起和发展。
社会组织在构建和谐社会中担负特殊的作用
与会学者认为，在构建和谐社会的过程中，社会组织不仅仅发挥着提供一定的社会公共服务、维护一定群体的利益、推进民主政治，而且还担负着分担社会风险、化解社会矛盾、维护社会的和谐与稳定等方面的作用。
首先，社会组织将承担起政府改革后的部分职能，成为政府与民众之间的桥梁。在建立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进程中，我国政府正在由管理型向服务型转变，逐步把一些社会管理职能交给社会中介组织，发挥民间社会组织的作用。在传统的政府与社会二元结构的关系中，社会与政府高度地整合，政府直接面对的是社会及社会中的个人，当政府与社会产生矛盾的时候，就会形成直接对立的局面，而无缓冲的余地。发展民间社会组织，就在国家与分散的社会成员之间形成了一个中介力量，一方面，社会组织能够代表所属群体的利益下情上达；另一方面也能以桥梁纽带身份把党和政府的方针政策上情下达，还能进行不同群体的利益协调和对话，在此，民间社会组织起到政府和社会成员矛盾缓冲带的作用，为人们的利益表达提供了多种渠道与合法性的表达方式。这样，可以减少社会成员的失范行为和对抗性的社会冲突，维护社会秩序和社会稳定。
其次，帮助政府建立起民主的管理机制，实现社会成员有序的政治参与。民主的管理机制是一个政府政治文明的价值取向，是一个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重要标志。中国经济市场化的实践，逐步把微观利益主体独立出来，人们在经济、政治、文化生活当中，都有自己特殊的利益诉求。民间组织在日常工作中，能够深入基层，了解社会各阶层的不同需求，并将来自民间单个的资源与能量汇聚起来，成为一种团体的诉求：一方面，它可以有组织、有目的地进行社会动员，整合和影响组织成员的价值观及利益表达方式，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实现有序的政治参与：另一方面，为组织成员的利益表达提供了形式与渠道的多样性，保障公民利益表达的畅通。
第三，社会组织的自治机制和社会资本可以有效地实现社会整合，促进社会和谐发展。和谐社会的底线是必须有社会的和平与稳定。我国的社会转型已进入了剧烈快速转型时期，也是中国改革最为关键的历史时期。改革开放以来利益结构的调整所积蓄的矛盾和危机都有可能在这一时期集中地爆发出来，引发社会的动荡，从而将中国推向一个“高风险的社会”。民间社会组织的自治性、民间性、志愿性、组织性、公益性以及社会与个人中介地位的特点决定了其可以发挥自我管理、缓解社会矛盾、维护社会稳定、促进社会和谐的作用。社会组织可以通过组织的制度化管理，规范和整合其组织成员的行为；社会组织可以凝聚组织成员的意见，实现政府与个体成员的有效沟通，扩大社会成员对政治的有序参与，减少和化解社会矛盾，实现社会的稳定；民间的社会组织能有效地动员社会力量和社会资源，帮助政府解决社会管理中的一些薄弱环节，对城市下岗职工、失业人员、进城农民、妇女、儿童、老年人、残疾人群、少数民族地区的贫困人口等社会弱势群体提供社会援助，增进社会福利，促进社会公平，在缓解当前我国社会贫富差距方面发挥积极的作用；公民通过志愿参与无偿服务他人、回报社会为特征的各种社会组织，有利于促使全社会形成热心公益、扶贫帮困、团结互助、平等友爱、共同发展的社会氛围和人际关系，实现社会价值理性的回归，促进社会的和谐发展。
民间社会组织有待进一步培育和完善
我国民间社会组织的形成是靠政府扶持发展起来的，这与西方发达国家自下而上的市民社会形成的道路是根本不同的。从目前来看，我国社会组织体系发育还很不成熟，应有的功能还没有得到很好地发挥，无论从其外部的发展环境还是自身的发展水平都需要完善。为此，与会学者提出建议：
1、政府既要积极培育和扶持社会组织的发展，又要欢迎社会组织的参与。政府要认识到发育民间社会组织就是发育我们的社会，明确对社会组织培育和监管的关系：加强监管是手段，培育发展是目的。在对民间社会组织进行管理和完善民间社会组织的管理体系过程中，政府要实现依法管理，避免政府的行政权力的扩张对社会组织的随意干预。同时，政府要在法律规定的框架内，采取平等的姿态与社会组织共同管理社会事务。从当前来看，在推进政府与企业、政府与事业单位分开的同时，重点转向推进政府与社会的分离。在保障其对社会组织正确管理和引导的前提下，政府主动地、有意识地收缩自己的权力，将社会微观管理的权力还给社会，从而为社会组织的生长提供更为广阔的发展空间。
2、从社会组织来看，要不断完善自身组织建设，提高组织的整体素质。由于我国社会发育程度不高，一些民间社会组织发展的时间不长，相关的法律法规和配套政策还不够完善，在发展过程中还存在一些问题，当前，应加强自立、自律方面的建设。首先，努力克服依赖性，减轻国家对民间组织人、财、物的负担，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中，不断增强自主意识，发展自立和自治能力，逐步建立规范的自我管理、自我发展的机制：其次，要增强社会的责任意识和法制观念，加强自律机制和诚信机制的建设，通过建立以章程自律为主要内容的内部管理机制，不断提高民间社会组织的自律水平和整体素质，树立良好社会形象。第三，要通过合法的渠道，参政议政，表达合理的组织利益，发挥对政府的监督功能，推进国家的民主政治进程。
3、实现政府与社会组织关系的良性互动。从治理国家来讲，政府是主导，它可以通过国家强制力和行政组织资源管理社会宏观的公共事务：从管理社会来讲，社会组织是主力，它直接地了解社会成员的具体需求和具体利益，及时地向政府反映和表达社会成员和利益群体的意见，并通过非官方的力量动员和开发社会资源，管理社会具体的事务和从事一些政府无力顾及的社会公共服务。社会组织和政府在共建和谐社会的过程中，应形成一种平等的合作关系，各自发挥自身的积极作用。同时，民间社会组织和政府功能的互补性，为二者在构建和谐社会过程午的有机合作、良性互动提供了前提。这种良性互动和有机合作体现在二者要不断地努力，构建一个“政府调控机制同社会协调机制互联、政府行政功能同社会自治功能互补、政府管理力量同社会调解力量互动的社会管理网络”，从而形成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的整体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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