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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亿GDP死1人”的概念更显尖锐，因为它直接将死人与GDP的规模联系起来，容易让人联想到GDP增长的生命代价以至GDP的罪恶。当然，李毅中没有这个意思，他强调的主要还是经济的损失。
数字联系是一种艺术，它往往有强化我们话题重要性以及引申我们话题的效果。比如说关于死人的事———2004年全国有13．6万人死于安全事故，这是一个什么概念？13．6万
人和12．6万人有什么本质的不同？要回答以上问题，就需要有将此数字放到彼数字的比照下考量的艺术。从这一点来讲，国家安监总局局长李毅中则可称在这方面发挥良好，他将13．6万人的这个数字放到全国GDP总量13．6万亿元和全国人口有13．2亿人的这两个数字下加以考量，发人深省地制造了“1亿GDP死1人”和“1万人口死一人”的有关安全事故的概念。
而相比“1万人口死一人”、“1亿GDP死1人”的概念更显得所指尖锐，因为它直接将死人与GDP的规模联系起来，容易让人联想到GDP增长的生命代价以至GDP的罪恶。当然，李毅中没有这个意思，他强调的主要还是损失，经济的损失，因为死人的事总是会带来各种直接和间接经济损失，死的人越多，经济损失就越大。李说：“全国人民辛辛苦苦，才让GDP上升了八九个百分点，结果安全事故一发生，2个百分点就没了！”李局长发如此感慨的数字背景是，去年我国安全事故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高达2500亿元，约占全国GDP的2个百分点，这还不算间接的经济损失。
从这种对GDP损失的痛心疾首，我们还可以联想到其他很多背景，比如说关于生态环境。如果有一天，国家环保局官员也像李毅中这样将空气污染指数放到全国GDP总量下来考量，得出一个“1亿GDP污染×容量或密度的空气”这样的概念，也应该会前所未有地发人深省的，也容易让人联想到GDP增长的环境代价以至GDP的罪恶。尽管国家环保局官员的本意可能也与李毅中一样，是以此强调环境污染带给GDP的损失的。他们或会一样感慨：“全国人民辛辛苦苦，才让GDP上升了八九个百分点，结果环境污染一加重，2个百分点就没了！”
为什么？因为我们污染，我们出安全事故以及腐败、失信，结果辛辛苦苦创造的GDP总是缩水。
除此之外，还有现在人们关心的腐败问题、社会信用问题等，都有衰减GDP之嫌，都让有关官员和学者痛心疾首。比如说对社会失信因素产生的成本，有关专家曾有过这样一个分析：仅因为缺乏有效的信用体制，国内生产总值中有10％－20％为无效成本，这还不包括非经济运行情况下的其他交易。这正如此前中国科学院发布的一份报告所提到的，中国发展成本高于世界———全球平均发展成本为1．00，中国平均发展成本为1．25，也就是说，用1美元在世界平均状况下可办到的事，在中国需要花费1．25美元。为什么？因为我们污染，我们出安全事故以及腐败失信，结果辛辛苦苦的GDP总是缩水。
请原谅笔者如此一直站在GDP的立场上说话，像一个带着镣铐的舞者。
将死人的事放在GDP下考量，让笔者搞清楚了困惑很久的一个背景———两年前，为落实广东省政府全省安全生产会议精神，广州市搞了一个防范重特大安全生产事故的5项专项整治工作，要求最大限度地减少一般伤亡事故，全年企业职工伤亡事故死亡人数控制在200人以下。当时笔者除了不理解一个理性决策加规范操作加监管有力的经济为何一定要有政策并公开量化年度死亡人数的必要外，还搞不清除这个一年200人的额度是以什么为依据定出来的的？
看来，单纯的数字联系并不是一种艺术，与GDP的联系才是。
现在笔者搞明白了这一切都是以GDP为依据的，而且它确实有一个全国的平均数字，而且这个数字必然随GDP的增长而递增。
以广州当年的GDP总量将近3000亿元计，按现在的“1亿GDP死1人”的标准，就算加上年度递增、非产煤省份等因素，200人的死亡额度也是定得何等的低呀！这令笔者不禁对过去自己所发的质疑感到有失专业，有失GDP眼光。
看来，单纯的数字联系并不是一种艺术，与GDP的联系才是。
（侯颖／编制）（来源：金羊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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