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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在美洲银行入股中国建设银行之际
吴庆
中国建设银行和美洲银行日前联合宣布：美洲银行首期投资25亿美元从中央汇金投资有限公司购买并持有建行9％的股份。根据协议条款，美洲银行还承诺在建行公开发售股票后
再投资5亿美元以维持其持股比例。美洲银行还获得了以首次公开募股价格将其持股比例提高至19．9％的非独家、为期5年半的选择权。将向建行提供迫切需要的技术支持和管理技能，并将在新成立的16至19人董事会中占有一个席位。美洲银行在零售业务上首屈一指，相信建行能够从合作中获益。
这是中国向世界级的大银行“开放国有银行”的重大阶段性成功，是国有银行改革和银行业开放并进的初步成功。
早在上世纪80年代初，我国大一统银行体制就被巧妙地打破，各专业银行之间很快出现了竞争。在某些地区和某些业务上，这种竞争还相当激烈。市场竞争固然是好事，但是由于其他层面上的配套改革没有同时跟进，造成的问题也很严重。其中最严重的问题有两个方面：一方面，由于银行治理结构的改革迟迟没有跟上，基层营业性分支机构“优胜劣不汰”，国有银行之间的竞争成为一场不计成本的“消耗战”，致使不盈利的国有银行分支机构迅速增加并且长期苟延残喘，导致国有银行的盈利能力每况愈下，不良资产却快速积累起来。另一方面，由于外部监管和内部治理双重缺位，市场竞争成为缺乏规则的比赛，越来越多的金融机构在扩张规模的竞争中不顾风险、不择手段，严重破坏了金融秩序，一次次造成宏观经济过热。
对当时的政府来说，两个方面的问题重要性是不一样的：稳定宏观经济比推进银行改革更加迫切。正是由于稳定宏观经济十分迫切，而推进银行改革需要花费不少时间，从而无法通过推进改革来稳定宏观经济。自改革以来的大多数时间，整顿金融秩序一直是中央政府治理经济过热的有效手段。有些为稳定宏观经济而采取的措施不仅矫枉过正，而且被固化下来，至今仍是银行改革的障碍。例如，中国金融业有一条与其他国家不同的规则：凡未经监管机构明确批准的业务，银行都不能经营。这一违背民法基本原则的规则限制了整个金融业的创新和竞争。又如，在强化不良贷款责任追究的同时，却没有提高对发放良好贷款的奖励，形成了银行内部贷款业务上激励机制与约束机制的不对称，违背了管理学的基本原理，导致银行一度“惜贷”。
也许是因为整顿金融秩序的措施同时限制了国有银行之间的过度竞争，掩盖了金融机构治理上存在的问题，于是国有银行治理结构的改革变得不再迫切，从而被搁置起来。随着“一行三会”逐渐完善，政府强化了自己的监管者身份，淡化了自己的股东身份；对银行经营行为的控制主要通过银行外部的监管机构，而不是银行内部的治理结构。而监管机构强调的目标不是强化竞争、提高效率，而是降低风险、维持稳定。所以，直到新的世纪之交，国有银行改革几乎停滞，金融制度中存在着金融压抑，全社会储蓄转化为投资的效率低下，阻碍着经济发展。虽然有些政策为国有银行改革创造了条件，例如剥离部分政策性业务，但是治理结构方面的改革却迟迟没有出现。
银行业开放的决策推动了国有银行的改革。世纪之交，中国政府对ＷＴＯ组织做出了开放金融业的承诺。尽管这个重大决定在很大程度上是迫不得已的选择，却为银行改革定下了期限。2002年初，我在《银行业开放与国有独资商业银行改革的关系》一文中曾经指出：银行业的改革和开放应该齐头并进。改革滞后于开放会加重银行业的系统性风险；银行业对外开放不仅不能替代国有独资商业银行改革，而且因开放时间表的确定而使改革任务更加紧迫；国有独资商业银行的改革不仅事关其自身的未来，也关系到整个经济和社会的稳定。尽管也有不少人至今认为上述言论只是“危言耸听”，但是刚刚过去的亚洲金融危机使中国政府高度重视金融风险，加快国有银行改革的方案很快提上了议事日程。
选择银行业开放的路径非常重要。如果缺乏长远考虑、仅仅为了应付一时之需而被动地开放，有可能徒劳无功，也可能埋下祸根。在上文和我随后完成的课题报告《中国银行业危机研究》中，我提出了对外资“开放国有银行”的选择，并与“开放银行业”对比。对监管者来说，“开放银行业”在操作上没有什么难度，只需要审批外资银行的市场准入申请就行了，但是，金融风险因此增加了不少。因为在不良资产比率大幅降低之前，国有银行与其他银行之间的竞争是“胜负型”的：一旦国有银行市场份额降低，不良资产“水落石出”，难免会发生一场金融危机。相反，对外资“开放国有银行”可以使外资银行与国有银行成为“一根绳上的两只蚂蚱”，输就都输，赢则双赢。这样的路径可以把改革和开放结合在一起，这样的结局可以把双方的利益结合在一起，避免“胜负型博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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