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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银监会主席刘明康表示，《新巴塞尔资本协议》、《国际会计准则ＩＡＳ》、《索克斯法案》让中国金融界遭遇了“始料不及”的新问题
本报记者 姜业庆 实习生 孙汝祥
6月16日上午，在社科院金融所等单位举办的《中国金融法治（2005）》首发暨理论研
讨会上，中国银监会主席刘明康一连用了三个“始料不及”，来形容中国金融界面临的三个国际规则的挑战。
他说：“当前向我们金融界悄悄走来的三大挑战都不是虚拟的，而是真实的；不是遥远的，而是逼近的；不是肤浅的，而是影响深刻的。如果不加以重视，将会给金融机构带来很大麻烦。”
刘明康所说的这三大挑战，分别是《新巴塞尔资本协议》、《国际会计准则ＩＡＳ》和《索克斯法案》。
第一个“始料不及”，是银行业的《新巴塞尔资本协议》。2004年6月，巴塞尔委员会发布《统一资本计量和资本标准的国际协议修订框架》，简称《新巴塞尔资本协议》。新协议要求监管当局对银行资本充足率的监督检查以及信息披露组成一个更全面，更具风险敏感性的资本监管框架。它代表了当今资本监管和风险监管的先进理念。在最低资本法规的要求方面，新资本协议提出两种计算方法，一个是标准法，另一个叫内部评级法。由于中国缺乏合格的评级机构，因此中国银监会决定不采用标准法。然而采用内部评级法也不容易，刘说：“能不能不管它？明确地回答是，不可以！”
第二个“始料不及”，是2004年通过的《国际会计准则》。国际会计准则有两大系统。一个是美国的，一个是欧洲和其他地区普遍遵循的。因为这两大系统“打架”，刘明康说：“当欧系国际会计准则想要进行突破性地产生39款41条条款的时候，我都没有理会他。”可是安然事件发生后，美国决定向欧系国际会计准则妥协，去年突然通过了第39款。第39款的通过，不光是对银行，对证券、保险和所有的企业关系都很大。对银行业、证券业的影响主要体现在：首先，金融衍生产品交易应该反映在资产负债表内的做法将会影响到企业和银行的损益资本金、资产负债率、资本充足率和损失拨备。其次，如果资产出售方仍然保留资产的收益应以某种方式完全反映在资产负债表里面，就会影响资产证券化的会计处理方式，而我们正在酝酿资产证券化的活动在会计法则上没有给予支持。最后，交易的经济实质而非形式决定会计处理方式影响了所有企业的拨备水平和损益表。企业将会发生大量的、非管理性的波动。
第三个“始料不及”是《索克斯法案》。它是2002年7月份出台的。这个法案最重要的条款是404款，该条款具有加强所有上市公司独立董事的地位以及加强外部审计师独立性和有效性的积极意义。按照该法案，上市公司每年都必须出具一份由独立董事签署的代表董事会的一个自我披露弱点的报告，外部审计师独立地再给出一个说明上一报告是准确无误的报告。执行这个法案成本很高。美国公司为了提交这个报告，2004年要付出1．4万亿美元，平均每家公司240万美元，上市公司平均要花3000万美元完成这个报告。中国现有19家公司在纽约交易所上市，另有19家在纳斯达克上市，明年一季度要报送今年财务报告对它们来说并不是件容易的事，这需要付出巨大的成本。
刘明康还指出，在这三个国际规则之外，与银行业监管和改革关系密切的巴塞尔银行监管有效核心原则以及ＯＥＣＤ公司治理原则，都有一些新的变化值得跟踪和研究。
他回顾过去两年银行业法制建设时提到，中国已初步建立了以《银行业监督管理法》和修改后的《商业银行法》等法律为核心，以《外资金融机构管理条例》和《金融违法行为处罚办法》等行政法规和大量的金融规章为主体，以金融司法解释为补充的银行业法律体系。到今年4月底，中国银监会已经发布了127件规章和规范性文件，其中信用风险类22件，市场风险类6件，操作风险12件，综合风险管理类23件。
刘明康表示，针对目前银行业案件的高发态势，银监会正在会同有关部门开展三项工作：一是研究修订《刑法》和相关的条款，同时研究在《刑法》中增设一些罪，比如骗取银行贷款和银行信用罪，包括担保、增设违法处置不良资产罪。此外，建议进一步加强国际司法合作，深入研究国际范围刑事司法协助、中国法律国际化等问题。有针对性的和加拿大、美国以及欧洲的一、二个国家建立更有效的国际司法沟通机制，签订条约，加大引渡犯罪分子和追缴国有资产的力度，防止犯罪分子一跑了之，防止某些发达国家成为犯罪分子的庇护天堂。
二是研究尽快修订《金融违法行为处罚办法》，要细化和严格责任追究制度，加大行政处罚的力度。
三是认真对待《企业破产法》的修改。《企业破产法》当中应该明确有关债权保护条款。另外，证监会正在会同有关部门研究比照审计署赋予银监会、证监会和保监会适当延伸检查权。监管机关为了提高对金融业案件察访力度，应当有一个延伸检查权来确认金融机构交易对手的真实情况，有权就有关问题向金融机构的客户进行直接调查，来反证金融机构违法和涉嫌违法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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