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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4月27日，清华大学职业经理训练中心与《中国经营报》共同举办的“公益大讲堂”第四期讲座在紫光国际交流中心二层正式开讲。以下为讲座实录：
各位同学、各位朋友！很高兴来到清华大学，跟公益大讲堂的学员和企业界的朋友们一起讨论问题。
主办单位给我出的题目是中国社会转型中的经济体制改革。这个问题是各方面相当关注的问题，不久前北京《经济日报》出版社出了一本书，大约有50多万字，《转型中国》。书中收录了国内十几位经济学者和社会学者关于转型中国的若干深层问题的思考。包括吴敬琏先生等等，有十几位。这本书涉及到我们国家在转型中得若干个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
我在这里谈的问题是这样的题目—《在改革中要让广泛人民群众都拥有自己的产权》谈关于产权理论的问题。这是我们国家经济体制改革中，在我看来是核心的问题。今天会前清华职业经理训练中心给总裁班的代表，发了我前两天新华社了望周刊关于我的采访，关于今天改革问题的观察。今天以这个作为一个提纲，材料已经发给大家了，以这个作为一个线索，向诸位在座的朋友，我了解是企业界的朋友，一小部分来自政府和学术界的朋友。重点以企业界的朋友为对象谈。
讲三个问题：
一、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内力、外力、阻力。
二、下一步我国经济体制改革需要突破的几个重点。
三、关于构建改革协调机制问题。
先讲第一个问题，关于中国改革内力、外力、阻力。
为什么先讲这个问题？因为对于我们国家现在要不要继续深化改革，国内有不同的看法。特别是在2004年夏天以后，围绕着改革的走势问题，有一些争议，有一些责难。因此就给今天的改革提出了很尖锐的问题，改革的动力到底在哪里？改革的压力在哪里？改革的阻力在哪里？
当前社会矛盾比较尖锐，无论是经济生活领域、社会生活领域有诸多不和谐之处。中共中央提出创建和谐社会，乃至于在此前提出五个协调，在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五个协调。实际是从一个正面的角度用比较策略的语言揭示了社会经济生活中诸多矛盾。五个协调反映的是五个矛盾，包括城乡之间的矛盾、区域之间的矛盾、经济发展和社会事业发展之间的矛盾、人和自然之间的不协调，以及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之间的不协调等等。
国内有一种舆论认为，这些矛盾的出现是改革造成的，假如不改革就不会有这么多矛盾，是改革造成的，因此把社会存在的问题归咎于中国的改革，这个舆论去年下半年逐步冒头，在我看来固然改革过程中有新问题出现，比如在改革中怎么样把握公平和效率的关系问题。但是从根本上说，我个人认为，目前中国这些矛盾的存在，不是由于改革的深化，恰恰相反，不少矛盾的存在乃至于爆发是由于改革的不到位所致。
今天面临的情况不是苦于改革的激化，而是苦于改革的焦灼，苦于改革的不到位，这是问题的实质所在。体制性障碍依然是我们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特别是今天在座的民营企业经济发展重大障碍。面临这种形势我们很需要从总体研究改革的动力在哪里、压力在哪里、阻力在哪里。
首先分析改革的动力，我认为改革的动力是很强劲的。这个动力主要来自社会各界广大人民群众要求深化改革的内部动力，这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动力源。1978年12月18号作为标志，揭开改革的序幕到今天已经26年半了。昨天胡锦涛同志在雅加达的会上说改革开放27年，差不多27年了。在改革上取得了一些进展，某些方面也取得了比较大的进展。 但是根据我个人对改革形势分析，认为改革任务远远没有完成。我接受新华社《瞭望周刊》采访说，无论是国企改革，无论是政府的管理制度，还是社会信用制度，都存在深层次问题尚未解决。至于垄断性行业的改革，国有商业银行的改革，有的尚未提，有的刚刚开始。就拿垄断性行业的改革来说，包括电力、电讯、铁路、民航、邮政、石油，虽然搞了26多年的改革，但是这些领域基本上没有触动，垄断的格局基本没有被打开。
我和很多朋友讨论，改革的形象不太好，老百姓不希望改革，我说是这样吗？拿垄断性行业来说，基本国有资本一统天下。民营企业的同志们要想进入，遇到很大阻力。尽管垄断性行业或者垄断性领域是我们国内增长势头比较强劲的领域，而且也是获利比较丰厚的领域，但是国有资本控制的很厉害。怎样打破这样的垄断地位？怎么样让今天民营企业的市场主体进入这个领域？必须依赖于改革！改革的动力？中国社会有没有这种动力？有没有这种源泉？我认为有，而且很强劲！只要我们认真到社会底层摸群众的脉搏，我们会感到当前是人心思进，而不是人心思退！
现在对于社会上的腐败问题，群众很有意见，屡屡暴露出党内和社会上的腐败分子为非作歹，但是他们赖以存在的原因是什么？我们看到重灾区包括土地领域、金融领域、基础建设领域，恰好是改革不到位的地方。现在是双轨制，一部分土地市场“招、拍、挂”，一部分市场掌握着，这种双轨制度使他们寻租，寻土地之租。正因为资金的双轨制，使一部分掌握金融权利的人在这个领域寻租。群众对腐败很有意见，非常不满。恰好表明了人民群众要求改革这种双轨制，要求改革不合理的制度。我觉得在社会底层蕴藏着相当大的改革冲动，蕴藏着相当大的改革要求。有人说老百姓不喜欢改革，不希望改革，我认为那没有摸到人民群众真正的思想脉搏。
这是第一个问题，动力在哪里？内力在哪里？我认为动力在人民群众的心里。
第二是来自外部的压力，主要是指进入WTO后过渡期之后面临的外部压力。
我们国家从2001年12月11号正式加入WTO，到去年12月11号恰好是3年。在过去的三年里，与此同时台湾也以单独关税期加入WTO，现在我们在WTO是一国四席，中国大陆，中国香港，中国澳门和中国台湾。大陆这方面加入WTO以后，根据当初的承诺，在过去三年里做了大量工作，比如在关税方面由14%降到10.1%，关税的水平根据入世减让表的规定，已经明显降低。此外优惠贸易安排也在履行承诺当中，在服务领域里，中国政府相继颁发了40多部开放服务贸易领域的法规和规章，涉及到金融、物流、分销、旅游、建筑等几十个领域，大大降低了行业门槛。这些都是前几年我们做的。
现在一个新的情况是，从今年1月1号开始，以此作为临界点，标志中国进入了WTO后过渡期，进入后过渡期之后，我认为实际上意味着中国经济已经纳入了现代市场经济轨道，而且是纳入了国际上现代市场经济不规范制度。不管自觉还是不自觉，我们国家经济体制已纳入国际市场经济运行的不规范制度。
这样一个后过渡期带来给我们带来很大新的挑战，比如服务业，随着进入后过渡期，取消外资进入服务业的股权限制，零售业全面对外资开放。比如今年我们将允许外资独资经营速递货运和货代业务。明年允许外资设立独资铁路货物的企业。允许外资银行对中国民众开展人民币业务等等。后过渡期的业务将更加深入的展开，这样一个情况，将给我们国家产业和经济体制带来严峻挑战。
如果前三年是已经有所挑战的话，今后这个挑战更加严峻，更加尖锐。目前一些研究者从产业方面研究后过渡期之后对中国民族产业的挑战，这是一个方面。我觉得还应该指出另一个方面，就是对中国体制的挑战，包括经济体制、社会管理体制、政治体制。尤其是政府的体制，按照WTO，最基本的原则叫国民待遇规则。政府对待版图上的企业，不管国企、民营、外企，应该是一视同仁，实行国民待遇。但是长期以来，中国各级政府立足点还是放在国企这块，更多关注的是国企，立足点还是国企。因此怎么样由传统注重国企转向公平对待所有的企业，这应该是对政府管理体制相当严峻的挑战。
加入WTO后，而且是进入后过渡期新的形势，我认为从外部给我们下一步经济体制改革造成一种压力，而形成开放或者进一步扩大开放到必须改革的态势。这是第二个力量。
第三股力量，我们分析阻力，下一步经济体制改革的阻力在哪里。我个人认为，来自新、旧两种既得利益集团的阻力。
既得利益集团是一个很复杂的，也是多层次的范畴，我在研究报告里写既得利益集团是很负责的，不能简单对待。对既得利益集团本身合法的利益、权利应该尊重，而且应该保护。但是对于既得利益集团中的一小部分人，对今天乃至今后经济体制改革的阻挠和干扰，我认为也不可小视。
这里有两部分，一种是在计划经济年代老的既得利益集团，主要是跟计划经济体制相联系的。通过这些年的改革，这个集团的力量有相当大的削弱。但是在今天改革攻坚还没有攻到的领域，他们的控制力依然很大。也不能说老的既得利益集团不存在了，计划经济的东西就不存在了，还是有的，特别是垄断性行业。与此同时还有一些新的既得利益集团，就是在改革当中产生的一些既得利益集团。本身在改革中产生，这是好事情，但是有一部分朋友，有一部分同志不想继续前进了。他觉得目前这样一个格局，不进不退的格局，在中央看来是不协调的，不和谐的格局，有些朋友认为这种格局最好，双轨制最好，特别是要素的双轨制最好。资金一部分权利掌握，一部分开放，他们不想继续改革，因此今天面临两股既得利益集团干扰。能不能破除新老既得利益集团的阻挠干扰，是整个改革能不能真正推进的关键所在。尤其是在改革的战车推到垄断行业之后，尤其是改革战车要向国有重点企业包括中央企业推进之后，能不能破除既得利益集团的干扰和阻挠是一个关键问题。尽管有些既得利益集团干扰改革是不自觉的，但是对改革的阻力是不消的，这成为我们国家下一步改革需要解决的阻力问题。
归纳以上三方面的分析，我认为今天改革面对以上三种力量：内部有动力，外部有压力，前面有阻力。因此我们要想方设法依靠动力、借助外力、冲破阻力来推进下一步的改革。
第二部：下一步经济改革需要突破的关键点。
在网上公布了我在公益大讲堂的提纲，提了四个方面攻坚重点，我想和诸位进行深入的讨论。四大突破点：
第一个：关于中国国有企业产权制度改革问题。
今天在座有一部分是国企领导同志，包括国有控股企业的领导同志，但是还有一部分是民营企业的，包括各种各样的股份制，甚至是独资的私营企业。分析国企，一方面对在座的国企同志有帮助，同时对在座的民企同志，要想方设法发现民营企业自己的商机。有民营企业怎么样抓住国企改制机会进行资本经营的问题。
首先分析一下国企改革到现在大体上是一个什么样的态势。想做一个基本的评估。第二个：现在在国企改革上面临的矛盾。第三个：下一步国企改革，特别是国企产权改革怎么深化。
进展是四个方面：
1、改期改制的进度。
在中央做出国企改革和发展若干重大问题决定之前，这个决定是1999年做出的，我以这个决定作为划线标准。
1998年中国大陆国企当时是23.8万家，这是基本的数据，1998年底。从大中小做一个划分，23.8万家企业中，大的国企占4%，9357家。中型企业占14%，3.3万家。小型国企占82%，19.5万家。这是在这轮国企改革前叶的情况，23.8万里有大的，有中有小，大的4%，中的14%，小的82%。中、小的加起来是96%，所以中国国企是以中小型国为主体的，大型企业比例比较低，资产占总资产的56.4%。虽然户数少，但是占的资产比例相当大。中型、小型加在一起，占总资产的43.6%。
这是一个划分，从企业大、中、小的格局划分，大的4%，小的96%，分析这个很有意义。租金国务院下达一个文件，停止大型企业的MBO，可以允许中小型国企搞MBO。这里有一个实施的空间问题。这是从规模来说，
从23.8万户国企产权关系来划分，在这轮改革前，1998年的时候，23.8万家企业是什么企业？产权是怎么样的？经过我个人的研究，得出这么一个结论，国有独资企业21.4万家，占90%，国有控股，包括有非国有资本在内，但是国有控股这样多元化的企业，占10%。独资的占90%，控股的多元企业占10%。从这里看出，在新一轮改革之前国企绝大部分是国有独资企业，一小部分是国有控股企业。这是这轮改革前面临的情况。
经过这几年的改革，从1999年到今天改到什么程度了？各方面掌握的情况不完全一致，有的评估的高，有的评估的低。凭我个人对国企改革的调查和推算，我做这样一个估计，在国企改制方面，小型国企改制大约在80%—85%之间。我不知道估计的高还是低，因为各个部门提供的资料不完全一致。中型企业改制面大约在50%—60%，至于大型国企，特别是中央管的央企，我个人评估改制刚刚开始起动，还没有取得突破性的进展。小的改制面大约80%—85%，中的50%—60%，大的刚刚在起动。
即使是我列为改制面这的一部分，根据我的调查，相当一些所谓改制完成的，改完了产权结构怎么样，其中有一部分依然是国有控股，比如我到北京市做调查，据北京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的朋友介绍，2003年北京市当年完成改制的是95家，我对完成后的企业做了一个调查分析，最后国有股占多少？最后得出的结论，95家企业改制完成以后，国家资本金仍然占70%以上。类似这样的企业恐怕还面临第二次改制的任务，所以对目前的改制面不宜估计过高。即使政府认为改完了，但有一部分国有资本的比重依然比较高，也就是说未来几年还可能有第二次改制。我不知道在座的朋友对当地的情况感触如何。这是国企改革第一个进展。
2、改制的第二条就是企业破产。
原来国企亏损面是31%，现在对于两类企业实施政策性破产。一类属于资源枯竭的企业，第二类属于严重的资不抵债的企业，这两类应该破产的企业比例是多少？据我掌握大约实施了50%。资源枯竭类的和属于严重资不抵债、特困类的，大约是50%已经实施政策性的破产。下步由政策性破产逐步转向依法破产。
3、改制当中的人员安置问题。
中国国企改革涉及到人的问题，资产置换是一个方面，企业里跟资产置换相连的还有一部分人的问题。
总的来说，这几年国企下岗分流，这里包括由于结构调整下岗分流，还有企业破产下岗分流，改制下岗分流。分流的原因很多，改制要分流，破产企业要分流，减员增效也要分流，这些年累计2500万—3000万员工。因此海内外有些朋友分析中国的改革，改革造成了两千多万职工下岗，这个数据大约是在2500万—3000万。原因比较复杂，为什么分流？产业被淘汰了，再就是企业破产，还有就是改制下岗，还有企业虽然在，但是提高劳动生产率以后不需要那么多人了。因此很多人拿这个说，改革造成这么多人下岗，但是这里需要指出，下岗并不等于完全失业。据劳动部门提供的数据，大约60%左右已经实现的再就业，包括到民营企业就业。即使我们再压低一下，估计一半左右实现再就业，下岗是2500万—3000万，其中符合劳动条件的大约一半左右找到了工作，其中相当一部分到民营企业工作。没有实现再就业的也实行失业保障，包括社会低保。同时在改革当中，中国国企改革还是跟资产置换当中，人员生存一起置换。所以有些部门，有一些行业，这几年也搞了人员身份置换。比较艰难，比较费劲，但是有些行业也搞了，比如石油部门，化工部门。石化公司几十万，石油公司几十万买断，解除劳动关系，给以经济补偿。这方面尽管很艰苦，很难做，但是也实行了两个置换相结合。这是第三条。
4、国有资产总量，最后算是增加的，这点是去年夏天跟有关朋友争论的焦点。改革造成国有资产流失，国有资本总量减少。
我给大家提供一些数据，到底这几年国有资产的量是减少还是增加。1998年底中国国有企业的总资产，金融不算，光算工商企业这类，98年底是13.5万亿，到03年底，19.7万亿，五年增长幅度是45%。从13.5万到19.7万，这是总资产。把债务剔除，光研究净资产，同样不含金融类，98年底净资产6.1万，03年底净资产是8.4万亿，五年增长68%。为什么讲这两个数，我们做一个比较。几年中国有企业净资产增长幅度超过了总资产的增长幅度，净资产每年平均增10%。
为什么讲这个数据？目前认为国企流失的舆论很大，认为流失的量很大，认为国企减少的观点很盛行，其中也有一部分是人云亦云。通过以上分析我们看出，不排除在改革过程中，有国企资产流失问题，而且在有些地方、有些企业流失还比较严重，甚至有人指责民企卖国企是用低的价格收购。这方面的现象是有的，改革中由国企流到民企，但我认为这是支流。国有资产的增长特别是国有净资产的增长，增长是主流，流失是支流。不能抓住支流否定主流，这就是去年夏天以来我们争议的一个焦点。不排除有流失的问题，但是流失是一个方面，增加是另外一个方面，而且增加的规模和速度大大超过流失的规模和速度。所以我这里认为，流失是支流，国资总量增加是主流，不应该把这两个“流”混淆起来。当然支流也是应该关注的，不能放任，这是下一步，怎么样堵住支流。但是基本的判断，这几年国有企业改制，国有资产总量是增加的。
为什么跟今天在座清华的同学讲这个问题，在地方上有一些单位刮清算风，算国企资产流失多少，算民营企业捞到多少好处，我这里先算大的帐，大的判断是什么。
第二个：目前虽然有一定的进展，但是国企改革仍然面临四个深层次的矛盾：
1、国有经济布局和结构不合理的状况，在我看来没有得到根本性的改变。
目前的状况是怎么样的？国有资本依然分布在众多的行业和领域，从理论上说是两大领域：
《1》：属于一般竞争性领域，现在分布的国有资本大体上占将近一半。这一半里有一万户国有企业处于亏损状态。按说国有资本应该退出来，但是这里面占了整个中国国有资本的将近一半，还有一万多户国企亏损没有解决。
《2》：就是垄断性行业，还没有破垄(断)。
本来国有资本应该退出，现在还没有退出，至于垄断性行业应该破垄(断)的还没有触动，因此我们今天做这样一个结论。国有经济布局和结构没有得到根本性的改变，做这个判断有什么新意，一会儿讲，这是为新意做铺垫。如果这个布局和结构已经取得了根本性的改变，下一步民营企业进入的空间就很微乎其微了。事实情况是这部分没有得到很好的调整。
对北京市的国企调查，工业部门902家，其中亏损企业333家，亏损面占40%。而亏损企业中相当一部分是国有中小企业，中小企业的亏损面是大型国企亏损面的6.8倍，这是最新情况。902家里亏损333家，中小企业亏损面是大型企业亏损面的6.8倍。这里面有改革的任务，或者是政策趋向，要推进这方面的改革。中小企业改革中，民营企业参与的余地的相当大，这是第一个矛盾，目前依然存在的矛盾。有些同志判断，国企改革布局和结构得到根本性的改变，我不赞同这个看法。
2、现代企业产权制度并没有建立起来。
这里讲的不是现代企业制度，那是老东西，今天讲新的，现代企业产权制度，什么制度？按照我的研究，我在2003年5月份给当时起草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提供一个现代企业产权制度报告，按照我报告结论，我们要建的产权制度是四个大的制度：产权界定制度、产权配制制度、产权流转制度、产权保护制度。这四个制度构成下一步要建立的企业产权制度。从现在了解的情况来看，这样的产权制度在我们的企业里并没有建立起来，尽管有不少企业已经改成股份制，尽管有些企业已经上市，一千多户，但是从现在的情况来看—我用六个字“形似而神不似”这是第二个矛盾。
3、国企改制并不规范。
4、理顺劳动关系与追求社会稳定之间存在着一定的难度。我们要理顺劳动关系，包括对一部分工人进行补偿，对解除劳动关系进行补偿，但是现在看来在目前的格局面进展比较迟缓。
第三：下一步国企改革。
四大方略：
1、推进以突破垄断性行业为重点的国有经济结构性调整。
前几年经济调整主要是在竞争性行业，刚才说了竞争性行业的任务并没有解决好，还有一半，所以竞争性行业还要推进，另外要开辟第二战线，开辟垄断性行业这条战线。今年2月份，国务院颁布关于鼓励允许非公有资本进入垄断性行业，关键是解决第二条战线的问题。
这里面重点有几类：
一类、现在是把垄断性行业包括刚才说的电力、电信、铁路、民航、邮政和石油，这几个称之为垄断性行业，对垄断性行业整体进行一分为二。分成什么？分成一块叫自然垄断业务。有些社会上的媒体或者是报告，对“自然垄断”可能解释的不准确。比如说把“自然垄断”解释成对自然资源的垄断，在我看来可能有一些望文生义。“自然垄断”里的“自然”并不等于自然界。实际上是天然的意思，或者说如果我们完全放任市场机制在里面发挥作用的话，自然而然会达到的境界。这个“自然”是讲充分竞争之后，假如充分竞争会达到的境界，就是形成一个或极少数的厂商从事这个领域的生产和经营。“自然垄断”格局指的是一个厂商或者放大一下，极少数厂商在这个领域里进行生产、经营。这样成本最低，效益最高，这是“自然垄断业务”。并不是矿山，自然界，这是自然而然竞争的结果。一个厂商或几个厂商效益最好，成本最低。在现实生活中，哪些地方有一个或少数几个效益最好，比如电力里的输电网，铁路里的路网轨道，电信里的电信网络，这是自然垄断。
对这块原来的体制是什么？对自然垄断业务体制是百分之百的国有垄断，不允许非国有资本进入，哪怕是参股都不行，这是原来的体制。按照现在新的改革思路，从现在起，即使是自然垄断业务，这部分也允许非国有资本，乃至于非公有资本进入，也可以参股，也可以实行产权关系的多元化。这还指的是真正的自然垄断这块，真正的网络这块，包括电网，包括通讯网，包括铁路网，还不是指运营。最核心那部分，从现在起，国有资本一统天下的格局要改变。允许非公有资本到自然垄断业务参股，这是国有企业改革下一步相当大的突破。打破了50多年来自然垄断业务不让民营资本进入的禁区。
除了自然垄断业务以外，还有大量垄断性行业的非自然垄断业务，比如说铁路部门里的铁路营运部分，不是指轨道，电信里的营运部门，银行里的营运部门，电力里的发电部分，这块是垄断性行业，但是不属于自然垄断业务，对这部分更可以放开。不但可以参股，而且非国有资本，包括非公有资本可以控股，甚至非国有资本乃至于非公有资本可以独资。这样一来，通过两个拳头打，把原来国有独资的格局改变，民营资本进入，产权资本多元化。另外就是垄断性行业里那部分，像发电、铁路营运、民航营运、电讯营运、石油营运等等，这块非国有资本或者我们说的民营资本可以以控股的形式，或者是以独资的形式进入。这又是第二个重大突破。
两个拳头，一拳打掉垄断性行业的自然垄断业务这块，自然垄断业务也破垄，至于非自然垄断业务更得破垄，破的程度比刚才的还大，那个可以控股甚至可以独资。在改革上有什么新的东西？我觉得在国企改革上，以及在今天民营资本的进入上，这是一个新的领域，甚至是可以突破性的领域。
这里有非常多的机会，为什么浙江民营企业家到西南地区圈水，圈河、圈江，搞水利建设，因为看到了国家在这方面政策的松动而带来的商机。这是第一个方略。
2、第二个方略推进以产权改革为中心的国有大型企业改革。
下一步应该向国有大型企业进军，大型企业改革是下一步推进的重点。要参股，重点瞄准的是国有大型企业。中央在提法上，比如在上个月国家政府工作报告里，在国务院刚刚发布的《2005年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意见》里，在提法上已经有改变。原来提的是“国有企业的公司制改革”，现在进一步升格为“股份制改革”，以混合所有制为改革模式。
3、推进以三个分开为重点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
刚才讲的是国企，一个一个细胞，随着细胞改革的进展，对国资体制进行改革。国资体制改革的路数是三个分开：
从横向上来说，“政”和“资”分开，现在还存在“政”、“资”不分的瓜葛，下一步要解决“政”、“资”分开的问题。94年出版《现代企业创新论》当时主张国资的“资”这个系统放在和政府这个系统平行的位置，都隶属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进行管辖。一个是国家的政府部门，另外国家的资产运行部门。这是94年出版的书，这是老问题了，已经讲了11年，但是到还没有解决。今后适当的时候要改变“政”、“资”不分的格局。
纵向上实行“上下的权益”分开。刚才是横向，这是政府系统，这是资产系统，从横向上来说，中间要界定的问题，上下分开。中国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原来叫国务院统一代表国家所有，各级管理，是这么一个体制。各级政府有管理权，没有所有者权益。按照新的改革思路，现在做了重大调整，由原来“国家所有分级管理”更改为“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分别代表国家行使所有者权益”。这意味着我们对现在国有资产要在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之间进行分割。对所有者权益纵向分开，哪些属于中央政府，哪些属于地方政府，到了地方政府，哪些属于省政府，哪些属于市政府。
第三个分开是在经营上实行所有权和经营权的分开。这个话说的早，但是到今天出现了新的问题，随着国资部门的建立，现在国有企业经营权和所有权怎么分开成了一个新问题。现在到企业调研，跟经营者进行交谈，他们会强烈的反映经营权遭到了干扰。这里必须强调两个“直接权利”和两个“间接权利”的问题。今天可能有一部分是国有企业的朋友，对国有企业感触非常深。国资部门代表国家拥有企业的权利，但是这个两个是比较直接的，就是投资收益权和转让权。另外两个权利是间接的，就是重大经营的活动权和企业经理人员的决定权，这个是通过董事会的。现在实际情况是国资部门成立之后，包办了某些企业的生产经营决策。
在上个月政府工作报告里明确提出“三不”主义：“不得干预微观的经济活动”、“不得包办企业的投资决策”、“不得代替企业招商引资”。
归纳起来，国资管理体制改革是以上“三个分开”:“横向政资分开”、“向上下权益分开”、“经营上所有权和经营权分开”，坚决实行“三不”主义，从而保障企业经营权能够比较独立的行使。
4、以解决企业办社会和依法破产为重点的配套改革。
国企改革跟民企不一样，涉及到企业办社会问题，还涉及破产以后一系列人员安置问题。依赖于社会其他方面，包括社会保障制度，因此下一步国企改革将在它周围配套性方面进行强化。
总之，下一步从国企改革来说，四个方略，
1、以破垄(断)为重点的国有经济调整，格局重新调整。
2、以产权制度创新为重点的大型企业改革，而不再是中小型企业改革。这个阶段已经超越了，没有完成的要继续完成，改革的战车向大型企业特别是重点企业推进。
3、以值得“三个分开"为主要内容的国资体制改革。
4、以解决企业办社会和依法破产为配套的整个体系性的改革。
试图通过以上四个方略的改革，使我们国家国有企业改革在现在的基础上往前推进，改变去年夏天以来国有企业改制问题上出现的某些停顿，改变这个格局继续前进。国企改制的方向要坚持，继续往前推，在改制的过程中存在的问题，比如说违规的问题要校正。我在两个多月前的报告提出，现在要排除两个干扰，一方面排除否定国企改变方向的干扰，另外排除来自党内和社会上对腐败势力的干扰，保证国企改革继续向前推，这是我们今天下午讲的四大改革重点里的头一个，关于国企改革。
第二问题，民营经济市场准入和进一步发展的问题。
刚才讲国企改革，国企里也给民营经济发展提供了一些空间。角度是从民营经济自身发展来讲有几个问题。柳先生说讲上个月两会期间，乃至于国务院做出36条过程的问题。我结合实践来讲。
民营经济发展涉及到七个方面的问题，按重要性分布：
第一个：市场准入
哪些领域过去禁止民营资本进入的，现在要放开，允许民营资本进入。根据国家现在的政策，列举了突出的五大领域，总的叫垄断性，但是把“垄断性”三个字砸开，有的不是垄断性的也要放开。比如军工，不是垄断性，是安全性。条理化以后是五个大领域，让民营资本进入：
1、基础设施领域。
这是垄断性领域里的骨干部分。主要是六个基础设施：电力、电讯、铁路、民航、邮政、石油，这属于基础设施，石油情况比较特殊一点，属于资源型。
2、公用事业领域，属于市政。包括供水、供热、市内交通等等。这里面有一个理论上的误区，有同志认为，公用事业应该由政府操办。按照现代市场经济运行规则，即便属于国家和政府提供公共服务的产品，不一定是由政府组织企业生产。政府供给公共服务的产品和政府提供这种服务是两个概念。可以由政府去办国企提供，也可以由政府颁布法令，允许私营企业生产，然后政府从私营企业收购，收购以后提供给社会。过去有一个僵化的东西，认为政府提供公共事业，由政府做，不一定。让私营企业做，让民营企业做，政府从私营企业手里收购公共性的产品，收购以后再提供给人民群众，提供给社会，思路上有一个重大调整。
3、属于社会事业领域。
这个是指今天跟政府瓜葛最深的事业单位，现在基本由财政出资、吃皇粮的这块，教育、文化、体育、卫生、科研，这五大系统。其中有一部分要按照公益性的思路进行发展，另外一部分按照市场化的思路发展。将来具体要一个一个部门研究，比如教育，哪些走公益性，哪些走市场性？ 比如今天的公益大讲堂，那是公益性的。哪些走市场化，教育里要分门别类。同样文化、卫生，这是医疗单位，科研都要一分为二。有一部分坚持属于公益性的思路，另外一部分拿出来走市场化、产业化的道路。这部分允许非公有资本进入。比如像北京的和木家医院，是协和医院和美国医院合办的，不是按公益化的思路创办的，而是按市场化的思路创办的，服务质量、服务态度比较好，是收费的。跟国有医院某一个科室搞院中院，第一个先搞院中院，第二部搞合资医院。这属于在社会事业领域里的投入问题，这是第三个领域。
4、金融服务业领域。
重点进入区域性的股份制银行和合资性的金融机构，这个门也打开。
5、进入国防科技工业建设领域。
这里面不仅仅是是军转民的业务可以走，军转民视同于一般的民用企业，一般的民用产品，那不自待言。即便属于军工类的产品，不是军转民，除了核心的以外，也可以允许非公有资本进入。
至此，以上五个大的方面，从产业来讲，基本上已经打开。
基础设施类、公用事业类、社会事业类、金融服务类、国防科技工业类，这五个都是过去对于民营资本带有歧视性的有障碍的东西，现在决定打开。这里面蕴藏着巨大的商机，这是民营经济发展最突出的问题，市场准入的问题。
第二个：加强对非公有资本金融和财税支持问题。
从财政、税收、金融方面，对非公有资本的支持。这里面首先是财税的支持，《扩大国家有关促进中小企业发展专项基金》的规模。现在国家有一个基金，叫《中小企业发展专项基金》，属于财政拨出钱支持中小企业发展。下一步要在这个基金的基础上扩大规模。从财力上支持非公，还有《中小企业发展基金》。
除了财政税收以外就是信贷方面的支持。改变前一阶段普遍存在对非公有企业贷款难和担保难的问题。除了商业性的银行支持非公经济以外，即使过去不承担非公经济任务的政策性银行，像国家开发银行、国家进出口银行，这些银行也研究怎么样为非公经济服务。除了商业银行按照一视同仁的做法以外，政策性银行还要办。
第三：完善对于非公有经济的社会服务。
从中介方面给非公服务，从科技创新方面给予非公经济服务，创造一些好的环境，促进非公经济发展。基于这样一个考虑，国家目前在修订《公司法》的过程中，考虑怎么样促进企业发展，特别是中小型企业的发展。《公司法》已经实行了十多年，跟当前的社会现实存在着一定的矛盾。我们想方设法激发社会活力，调动千千万万个企业的积极性，特别是民营企业的积极性，怎么激发？原来那些条款是不是顺应这些企业发展要求？仔细研究一下原来的《公司法》会发现，原来《公司法》—当然今天还没有修改，还是现行的，现在正在准备修改。现行的《公司法》核心价值理念是国家本位论的思想。而不是企业本位论。原来是按照国家本位的思想制定的条款，不是按照企业本位论思想。因此有一个由国家本位论向企业本位论转移调整的问题。
讲到企业的时候，也是国企背景论，而不是民企背景论，由国家本位走向企业本位，由国企本位走向民企本位，这样修订《公司法》。因此很多地方要重新考虑，比如现在企业创立的门槛问题，现在门槛规定有限责任公司是30万，对于已经成功的人士不算什么，但是对千千万万个想创业的人，特别是还准备创业的人来说这是一个门槛。因此有一种意见提出，要大大降低企业设立的资金门槛，是否由30万降低到3万元，使大家都有能够创立企业的机会。包括北大清华的学子们，也有创业的机会，鼓励人们创业，尊重创业、尊重创造，尊重科技，因此要修定！
原来有限责任公司是两个投资者，这个界限也要打破，未必是两个，也可以是一个。既然要为非公经济服务，因此比如像《公司法》根本的法律要做修整。要从过去以国家为本位、以国企为背景的法律体系，变成一视同仁的，而且尽量降低门槛。
第四：维护非公有经济企业和职工的合法权益，保护私有产权。
对非公经济来说问题更加严重，这里涉及一个产权的概念。过去讲产权一般的是把它讲到物权，实际上随着新技术革命的发展，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产权的概念应该扩大。有一本辞典《新帕米斯格尔经济学学点》对经济物品进行强制性选择的权利。今天对于产权的内涵已经有很大的突破，今天讲到产权已经不仅仅是经济物品的权利，至少这么几个权利：
1、物权，这是大家公认的，包括动产和不动产。
2、债权。
3、股权。
4、各种各样知识产权，包括技术产权在内。
将来产权还要扩大，比如说劳动者的劳动产权，比如管理者的管理产权，这都属于新产权定义的进一步扩大。我在前年写《关于产权制度报告》里，主张产权内容包括以上六类。最后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决定里讲到产权的时候，使用了这个表述：产权包括物权、债权、股权、知识产权等。前四项得到比较充分的认识，后面两项还没有得到认可，用“等”字，留下了相当广阔的研究空间。
最近有一个迹象我觉得还是有探索的空间，关于大型企业MBO的问题。无论是自然人出资，还是外边处理公司出资，购买大型国企的资产，现在的规定不允许。但是要仔细研究产权关系，发现还是有操作的管道，比如刚才讲的“管理者期权”，并没有堵死大型国企管理者期权这样一个通道。期权是什么？既然现在允许技术可以资本化，相应的管理也应该资本化。管理怎么资本化？跟技术资本化路径可能有差别。技术先评估、作价、折股，折到企业里，现在政策很明确，可以折到企业里。管理是一个后评估的过程，企业家先管理，然后根据管理的绩效来给予相应的股权或者是期权，或者是期股。
我认为当前国企改制中，对管理者期股这样一个通道是没有堵死的，还留有空间。而且我认为，随着新技术革命的发展，真正要做到代表先进生产力的话，中国有一个趋势不可左右的出现，就是人力资本的产权，管理的产权。今天人力资本的价值还没有超过物质资本，没有超过货币资本。但是要真正代表先进生产力，要推动生产力，人力资本的升值不可阻遏。从人力资本的通道，从管理者产权的通道研究问题，国企即便不引进外资，不利用非公有资本，不让它进入，只要实行管理产权，也会使现在国有独资企业产权关系多样化，里面孕育着相当大的变革。
所以今天提出保护私有产权，保护非公经济产权关系，我认为不仅仅是保护物权，而且也要保护债权，保护股权，保护各种知识产权，保护劳动力的产权，保护管理者的产权，特别管理者的期权。产权的范围要做大，这是我在《转型中国》个人的观点，产权的内涵需要扩大。
从维护非公企业和职工的合法权益来讲，要有新的思考。
第五、引导非公有制企业提高自身的素质。
形势发展到今天这步，非公有经济需要发展，也面临素质提高的问题。我们讲“以人为本”，这已经变成社会比较普遍的话。以人为本有深层和浅层之分。深层的以人为本包括什么，浅层的不必说了。深层包括什么？我在2001年写了一个研究报告，给中共十六大提供背景资料的时候，我建议把人的发展问题，“人本”问题作为独立完整的指导性理念提出，这是2001年的研究报告，把人本的问题作出完整性理念提出，指导我们的改革和发展。2002年改革杂志头一篇有这么一个报告。
现在讲以人为本，有深浅两层以人为本不同的界定。深层的以人为本是四个方面：
1、满足人们的物质生活需要。
这个满足是在一定特定的条件下，物质生活的需要。
2、精神生活的需要。
3、提高自身素质的需要。
4、参与政治生活和经济生活的需要。
物质生活的需要、精神生活的需要、提高自身素质的需要、参与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的需要，这四个“需要”加起来，逐步实现它、满足它，这叫以人为本—四个方面。人不是单需人，而是多需人，而每个需要都可以解开，有若干个指标。物质需要可以列出很多指标，精神需要可以列出很多指标，自身素质可以列出很多指标，同样社会生活、政治生活需要也有很多指标。我在那个研究报告里提了，考核是否满足政治生活社会生活需要，有四个指标：
公众的社会知情度如何，老百姓要知情，国家社会出了大的问题，老百姓要知道，知情度有多高，这是群众的需要，这是很重要的以人为本，以不以人为本，这是政治上的标志。非典来了以后，本来北京很严重，非捂着说北京是安全的，这是以人为本吗？！公众意志的表达度。社会生活参与度，真正参与多少。民主监督度。
每一个指标都可以测试是否是真的、深的以人为本还是浅的以人为本，现在已经提出这个命题，但是做的比较浅。这个以人为本包括人素质的提高，对非公有经济来说，有一个怎么样提高自身素质问题。
第六、改进政府对非公有企业的监管。
监管的方式需要改，政府有没有监管的职能，这个监管在政府的体系里是什么样的地位，我一会儿讲。政府的职能第一是服务，第二是管理。管理里包括对市场的监管在内。应该说有这种职能，但是对于监管应该是按照市场经济的运行规则进行监管。
当前在非公经济监管里有一个问题不是很突出，但是下一步会很突出，就是关于劳资关系问题。从现在社会矛盾爆发点来说，这个矛盾还不是很突出，现在主要问题是五大类：征地问题、拆迁问题、国企改制中职工利益问题、医疗费上涨问题、教育乱收费问题，这是社会矛盾比较突出的所在。非公企业里资方和劳方关系还没有上升到我刚才讲的五大类的程度。但是根据研究发现，下一步非公企业里的劳资关系可能是未来中国人民内部矛盾中突出的问题。现在1/3是中共党员担任民营企业的领导人，作为党员的领导人和职工的关系变得非常复杂。
第七、加强对非公有经济的指导和政策协调问题。
指的是中央的部门，像国家发改委、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国家商务部、国家劳动保障部等等，与非公经济发展有关的部门怎么协调，怎么样加强协调，对非公经济进行指导。
大体上来说，下一步支持非公有经济的发展，支持民营经济的发展，重点是这七个问题，而在这七个问题里最突出的是前两个：市场准入与财税金融支持问题，当然后面的几个问题也需要配套。
国务院一共做出了36条，从去年就撰写、起草，反反复复，尤其是去年加强宏观调控中对于非公经济资金方面、土地方面，非公经济遇到障碍，意见比较大，去年高层召开了非公经济发展座谈会，征求了非公企业领导人的意见，今年2月份36条推出，这是指导性的文件。
第三：金融改革。
金融改革里有几件事办：
1、国有商业银行的体制改革。
把百分之百独资银行改成股份制银行。现在中行建行扩大资本金，争取这两个银行早日到资本市场上市。同时推出了第三家，中国工商银行，国家从外汇出150亿美元补充中国工商银行的自有的资本金，化解不良资产。促进他自身的产权改革，促 进下一步第二轮上市。使独资银行变成股份制的银行。
2、推进农村信用社改革。
按照农民自己的金融组织这个模型创办。
3、在金融改革里，要创办各种所有制性质的金融机构。
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里写上了一句非常重要的话：在资本金充足和加强监管的条件下，允许成立各种所有制性质的金融组织，这句话的含金量相当高。用了“各种”两个字，意味着除了国有，集体、三资、个人都可以创办，“各种”字字千斤。我曾经到国外共产党领导的国家调查，比如越南，他对这个问题怎么处理。越南经济体制改革1986年开始的，比中国改革晚7年。在其他方面比我们国家慢，但是在金融改革上特别是在允许成立这种私人的金融组织上比中国快。我在越南实地考察了解到，我到去的时候为止，越南已经成立了38家私人股份制的银行，完全是自然人参股。规模据我当时了解，大的私人股份制银行，资本金是在4000万美金，相当于三亿多人民币。小的规模在2000万美金。什么性质？私人的。
我曾经解剖了一个私人银行，我说你们有多少自然人，他说89个自然人。完全没有国家的资本，完全是私人的资本，办了38个银行。后来我专门写了一个报告，报到上面。建议把这个问题作为中国金融体制改革中的一个方面来推进。现在政策还不是很具体，原则问题解决了，在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决定里写上了，前提“在资本金充足和加强监管的条件下”允许成立各种所有制性质的金融组织。
4、银行利率的市场化问题。
利率是资金的架构，按照市场的供求关系和竞争程度来自由的调节。现在已经有了一些改变，我给大家发的材料里，在银行存贷款利率，已经改为单层限制，和客观条件对利率提出新的要求基础上，这是利率的市场化问题，今年是特别值得关注的。
现在是单策，已经放开了，下一步怎么由单策到双策，把利率活起来，现在已经有一定程度的松动。但是还距离利率市场化目标有很大的差距。根据投资、消费、需求、出口调整利率，过去这个是当作一个杠杆，是政府调利率。按照我个人的研究，利率杠杆说应该重新思考，不是掌握在政府手里，应该由金融机构根据利率的状况自动进行调节，政府有一个期间，有一个宏观调控而已，应该掌握在市场手里。
现在有人认为一季度情况如何，我看了一二月份当时投资状况，投资增长率24.6%，中国固定资产投资增长24.6%。有记者问我，觉得24.6%怎么评估，是热还是怎么样，要不要进行调整？我个人认为，在目前中国这样特定历史条件下，在有历史机遇的条件下，保持在二十四点几是正常的状况。比如房地产有个别的情况，那是个别的，枝节的问题，不属于中国投资大局。至于利率是不是调整？这是市场行为，根据市场供求状况进行调整。今年到了动金融的程度。
第四方面：政府自身的改革问题。
是政府改革里抓什么？首先抓政府的职能转变。政府是干什么的？
我在去年11月6日新华社《经济参考报》发了一篇文章，政府改革：由管理型到服务管理型。在我看来，政府下一步职能定位主要定在公共服务上。经济服务要砸开，经济服务包括什么？四个：
1、民生性的服务，突出的是就业、收入分配问题。
2、公益性的服务：包括教育、医疗、社会保障。为民众提供好的教育、医疗、社会保障是政府责无旁贷的责任。我指的是公益性这块，还有市场性的，政府不能提供。但是基础的这一面，政府应该提供。
3、基础性服务。包括刚才讲的，像基础领域和公用事业领域，供水供电这些，基础性的东西政府应该提供。但是这里有个观念要改变，政府提供不等于政府生产和经营，政府可以从私营资本家收购，收购以后提供。
4、为企业主体创新提供的主体性服务，企业要创新，政府应该为他提供创新各个方面的服务。
我到北欧调研，发现诺基亚这个公司在芬兰，芬兰五百万人口，不到北京的一半。但是在这么小的一个国家出现了诺基亚这么一个大财团，为什么？而且全世界一百多个国家，竞争力排行，竞争力最强的国家，去年和前年第一名都是芬兰。因为政府有一套促进企业主体创新的机制。
政府的改革往哪里改？由管理型特别是像现在这种管制型，转向服务型。正因为政府，政府有这种功能定位的转变，因此他在对企业问题上，特别是民营企业问题上不能再像过去那样。刚才讲了“三不主义”政府不应该干预企业的微观活动，不能包办微观决策，不能替代企业招商引资。政府有政府的行为，企业有企业的行为，这两个应该划的很清楚，现在混在一块了。
第二就是政府机构需要改革，首先是基层政府。农业税取消了，明年全部取消。明年取消以后作为乡镇政府最重要的任务没有了，过去是催粮催款，现在政府不要了，乡镇政府那么庞大的机构需要不需要调整、需要不需要精简、需要不需要改革？另外跟政府机构相关的那么多吃财政饭的单位，教育、卫生等等，那些所谓事业单位跟政府是一样的管理，需要不需要改革？这都属于政府改革里新的思路。
在政府改革过程中，有三个关系需要处理好？
1、政府和企业的关系，政企的关系，或者是看得见的手和看不见得手的关系。
2、政府和社会的关系。
我们国家需要建立各种各样的非政府的社会组织，NGO。现在政府包办了大量不应该政府办的事，应该由社会组织办的事，比如中介机构、协会等等。行业组织，各种经济的协作组织，非协作经济组织中国很不发达。
在中国美国进行农产品谈判中，起了关键作用的是美国的大豆协会，不是美国政府协作单位。谈判的时候人家的东西很过硬。朱镕基看了以后认为人家的东西很过硬，我们的不发达，需要摆正政府和社会的关系。
3、政府和公民的关系。
这是在政府改革里最薄弱的一块。大家总以为政府是为人民服务的，因此包办了很多人民自己的事。殊不知政府和公民各有各的权、责、利。哪些是属于政府的权、责、利，我们现在是混淆的。因为政府包办了很多不该包办的，比如上市公司怎么圈现，政府包办了，股民要对政府发泄，政府也脱不了干系。因为过渡干预，因此很难像国外那样入世有风险，风险自己担。最近政府正在研究怎么样促进资本市场改革和发展问题，从几个方面，从上市公司，从股权分置，从券商等等研究资本市场怎么改革、怎么发展。政府着急，这里面政府跟个人、公民的关系搅在一起了。
总之，从下一步的改革来说政府是重点。而且今年政府报告里，政府改革是放在突出的位置，专门做了一部分。温家宝总理在记者招待会的时候，列了中国未来五大改革，把政府改革列为五大改革之首，政府改革第一重。
以上四个方面是今年乃至今后几年比较突出的大的、硬的改革。休息之前讲的国企改革，休息后讲民营企业的发展和市场进入，第三是金融改革，第四是政府自身的改革问题。
最后用十分钟时间讲一下构建改革协调机制的问题。
现在改革任务比较艰巨，给大家提供的材料里列了五组改革，而且每一组内容都很丰富，产生了一个问题，我讲的三个明显加大：
1、改革综合配套性明显加大。
26年半以后到了今天，我们的改革不仅仅是经济体制改革，而且包括社会治理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综合性明显加强了。因此今天思考我们国家的一些问题，视野、思路不应该仅仅是一个经济的思路。昨天新华网上登了我的十大思考，第二条我讲现在要用新的思路审视各方面的改革发展。四位一体：市场经济加上政治民主，再加上先进文化，再加上社会和谐。因此研究这些具体的事情，要用新的四位一体的理念，综合配套的理念进行审视，进行分析。有没有这种理念差别很大。
最近到一些地区调研，了解贯彻十六大精神，到底创建小康社会怎么样，有的省告诉我，准备在2007、2008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其实我说，当初定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时候，是有六条标准的，包括经济发展、政治民主、社会和谐都包括进去了。在底下执行中可以看到，把这个命题狭隘化了，非常狭隘。现在变成GDP的问题，至于政治民主问题、至于社会和谐问题被忽视了。因此要从更大的视野审视中国改革发展的配套性。
2、改革支付的成本下一步明显加大。
前些年的改革带有还帐式的，对改革不公平情况的偿还，因此社会普遍是获益的。但是下一步改革，面临成本问题。比如说银行上市，银行的不良资产怎么办？剥离，剥离出来怎么办？打包出售，原来值多少钱，现在是多少钱，中间差多少钱，差的这部分岂不是支付的成本？！下一步考虑怎么样从社会和谐的角度处理这个问题。
3、既得利益集团阻力明显加大，因此要克服这些阻力。
分析了五组改革，我们得出了三个明显加大的结论，因此呼唤的是什么问题？呼唤我们要建立改革协调机制。在今天这个问题显得很突出，今天是27号，2天多以前在深圳召开了全国经济体制改革会议，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主持，贯彻国务院提出的改革意见。在18号登在新闻媒体上了，贯彻国务院的意见，加强改革的协调工作，试图摆平当前中国社会阶级矛盾，包括收入分配的矛盾，这是当前比较尖锐的问题。
这一个社会，现在有三个阶层：低收入阶层、中收入阶层，高收入阶层，就要研究当前的收入分配政策，怎么样平衡这三大群体中间的利益矛盾，怎么样提高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水平，怎么样适当调节高收入群体的收入水平。要有备案。现在正在研究房产税的问题，除了交易税，对存量房产税是不是征收？征收档次怎么划分，最基本免征比例有多大，多少平米之内免征，对上面怎么积累，分成多少档，这个方案什么时候推出？这些思路都试图弥合当前存在的社会上不和谐的问题，试图解决协调机制的问题。这都有新的构思，因为中央政府这个问题没有定，正在内部酝酿，所以很鲜明的方案不好讲。思路不断提出，包括遗产税什么时候开始征，总之要弥合社会的冲突和矛盾，解决改革中的协调问题。
国企改革和民营企业的市场进入和发展、金融改革、政策改革谈了我的一些看法。讲的不对的地方请诸位朋友批评指正，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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