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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学者北大纵论“国富之障碍”
“国富”这个术语不只代表国家富强的含义，谈到它，就脱不开西方经济学200多年的渊源。1776年，亚当·斯密写下被称为西方经济学开山之作的《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1902年，这本书被严复介绍到中国时，期待富裕强盛的中国人把它称为《国富论》。
然而，中国学术界得以登堂入室地谈论国富问题却在200多年后。在中国经济高调奔跑在全球化的大道上时，中国学术界开始引入“国富”这一学术新话语。
上周末，一批中外经济学名流在北大未名湖畔热议“克服国富的障碍”。他们有着不同的权威背景——2004年的诺贝尔经济奖得主，央行和国家发改委的官员，中美经济学界的著名教授和中国首屈一指的民间经济学领袖。
对中国人心中的“国富”，去年诺奖得主普雷斯科特追溯了中国历史的“国富”理论之源，他对中国宋朝的经济成就大加赞赏。在他关于公元1800年以来全球经济增长周期的分析中，宋朝和明朝成为东方与西方“国富”景象的分水岭。
在普雷斯科特看来，明末的闭关锁国使中国“国富”错过历史时机，和西方国家拉开差距，到现在发展市场经济也才只有27年的时间。
对于历史性崛起的中国，怎样才能克服国富之障碍？普雷斯科特的观点最为鲜明：对世界开放的步伐再大一些，同时防止大型国企的垄断，因为“大型国企领导层往往会通过政治上的影响力阻碍企业急需的变革，破坏市场公平”。
普氏话音刚落，易纲就放下央行行长助理的身份，以北大教授的身份评论说，国富之另一障碍是冒进思想，“欲速则不达，现在我们的国人恨不得一下子积累起财富，太浮躁太着急，这带来了能源和资源的巨大浪费，环境已很难支撑。”
作为现场惟一一位着便装的演讲嘉宾，天则经济研究所理事长茅于轼的发言屡获掌声。他赞同普雷斯科特的看法，认为从长期发展看，国家应以教育为国富可持续之本，改变低素质的劳动力状况。
然而一针见血地对国富之障碍发表意见的却是国家发改委经济体制综合改革司司长范恒山，他的发言直指公民的经济道德，“国人做私下交易时成本是很低的，但做公共交易时成本反而很高。”同时，范恒山也提问说，“为什么我们要连续进行五次宏观调控？这说明出现问题的基础还在，关键是体制问题还没有解决。”
随后，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学者隆国强也发言说，国富障碍的历史时机很值得研究，中国的人均收入已经超过1000美元，这个时期要特别注意经济发展的不平衡问题。晨报记者张黎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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