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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840年到现在，东亚地区发生了什么？历史的真相是什么？6月9日上午，一本由中日韩三国40多位学者耗时3年多、共同编辑的《东亚三国的近现代史》中文版首发式在中国社科院举行。该书的韩文版已于5月26日在韩国面世，日文版于5月27日在日本面世。
本报记者采访了中日韩三国参与该书编纂与出版的学者及有关人士，他们从各自的视角，或披露编纂过程中鲜为人知的内容，或阐述各自对东亚共同历史的独特看法，或讲述本
书出版前后的种种遭遇……
三国学者三年磨一书
中日韩三国学者谈《东亚三国的近现代史》出版的前前后后
深圳商报驻京记者徐香梅文／图
步平：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常务副所长《东亚三国的近现代史》的中方主要编写者之一
激烈分歧后终取得一致
记者：这本书是否主要针对扶桑社出版的右翼教科书？
步平：这只是我们编这本书的目的之一。大家知道，2001年，日本扶桑社出版了英文的教科书，当时各国对这本教科书进行了很多批判。2003年，中日韩三国学者在南京召开了第一次历史认知与东亚和平论坛，论坛上，有学者就提出，要批判日本的右翼教科书，应该写一本面向青少年的教材，让他们知道真正的历史。这个提议得到了三国学者的热烈响应。就这样，2002年3月开始了编纂这本书的工作，到现在，用了三年多的时间。
记者：从出版时间来说，是否有一个特别的安排？
步平：关于时间安排确实有一点考虑。日本历史教科书的审批制度是每隔四年审批一次，2001年的教科书到2005年是要重新审定的。2002年开始考虑这本书的时候，是想在2005年，也就是扶桑社教科书改订本出来时，也同时出版这本书。
不过，我们没有完全针对扶桑社的历史教科书，我们是完全从历史事实出发考虑的。
记者：批判日本扶桑社的教科书，为什么非要三国学者一起来做呢？
步平：这也是我想说的另一个出书目的。大家都知道，三国在历史认识上确实有很大的分歧，它曾经在一个时期成了阻碍三国关系发展的重要问题。
其实，在同一个国家，关于历史认识的差异也是不可避免的。所以，不同国家之间解决历史认识差异，最重要的方法仍然是沟通和理解，而前提是对历史事实的沟通。
各国的历史书都是以本国为中心的，由三国学者共同来编写，可以在最大程度上促成一种历史事实的认同，促进各国之间的沟通和相互了解。
记者：通过编书来促进三国对历史事实的相互了解，您觉得这种相互了解有多大意义？尤其是在日本右翼根本就不承认有历史的共同认识的情况下。
步平：相互了解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国际社会面临全球化的影响，每个国家都不可避免越来越深地进入国际社会，所以，不仅要求各国政府，也要求各国国民了解自己，还要了解世界，需要有广阔的胸怀。这样就要求对历史有一个更宽的认识和相互了解。
相互了解并不意味着一定要和日本右翼之间达成共识，这是一个误解。其实，目前日本社会上使用的历史教科书，共有8种，扶桑社的历史教科书只是其中一种，只有0.039％的占有率，其他的教科书和扶桑的教科书本质上还是有区别的。
对于年轻人，他们的历史认识主要来自教科书。日本战后出生的人占了70％，多数人希望和平、反对战争，他们也批评当年侵略亚洲的战争。但是，这些人大部分是站在日本人是受害者的立场上认识战争的。他们的这种认识比较肤浅，多数人谈到战争就会想到广岛核爆炸，而没有想到对中国和朝鲜两国人民造成的伤害。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与他们需要加强对话和了解。
但对于日本右翼来说，不是沟通的问题。他们坚持的那种观点，是不可能去沟通的。所以，我们的沟通是面向三国广大的民众。
记者：中日韩三国学者在共同编书过程中，是否会有分歧？
步平：出现分歧是很正常的，我们的分歧很多，而且很激烈。开会的时候，往往从早晨开会起争论（一般是饭盒摆在桌上），争到凌晨。这么多争论不代表在侵略的问题上有差异，在这个问题上没有根本的差异。但是，毕竟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社会背景、不同的文化背景，因此认识上的差异很多。
记者：请举例说明中日韩三国学者之间的分歧以及认识上的差异？
步平：三国学者对侵略问题的认识没有差异，在历史观上没有差异。但在表现方法、表现形式上会有很多差异。
在有些重要问题上，比如南京大屠杀，大家比较关心我们是怎样表达的？和日本有什么差别？关于这一点我首先声明，在屠杀上没有任何分歧，三国学者都认为在南京进行了残酷的屠杀。但是关于南京大屠杀，在日本是有很多争议的，分为屠杀派、虚构派和少数派。日本研究南京大屠杀最权威的学者笠原十九司参加了这本书的编撰，他认为南京大屠杀的数字是20万。即使这个数字他已经遭到日本右翼非常猛烈的攻击。在这本书里，讲到南京大屠杀的时候，中方用的数字是34万；最后的结果是，同时引用了在东京审判时的一个结论——屠杀20万以上，这两个数字都写上去了。
如果说数字，是需要经过学者充分研究的一个问题，那么承认不承认屠杀，就是一个态度问题，三国学者在态度问题上是没有任何分歧的。
记者：您认为这本书与日本右翼教科书的根本区别在哪里？
步平：最根本的区别就是历史观。历史观是最重要的问题，正如我们批判日本右翼历史教科书一样，它不是只表现在若干个问题上的错误，有些媒体说，它出现了七处、八处、十处错误。我想这都不是准确的判断，准确的判断是这本历史教科书的历史观是错误的，因为它从根上叙述日本是神国的历史，站在神国的历史上把他们的行为描写成正常的，是优秀的，这是根本的错误。历史观错误的话，什么都是错误的，在这方面修改具体问题是不影响历史观和世界观的。
尹辉铎：
参加编写《东亚三国的近现代史》的韩国专家韩国东亚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教授中日韩共同历史副教材开发委员
首印两万，正在加印
记者：请问您如何评价这本书同时在三国出版的目的和意义？
尹辉铎：过去的19世纪和20世纪，世界因侵略和战争变得非常不平静。在东亚，日本帝国主义的殖民地支配和侵略战争、冷战体制下的战争与分裂以及相互对立从来没有停止过。在迎接21世纪的今天，东亚特别是中国、韩国、日本三国的人民应当从过去的战争和矛盾以及对立中摆脱出来，互相协助，开创美好的和平时代！为此，需要对过去的不友好的关系进行整理。
记者：这个目的达到了吗？
尹辉铎：要达到这一目的，首先日本应当从“解铃还须系铃人”的角度出发，对其以殖民地支配为目的的侵略战争进行深刻的反省，对在殖民地支配和侵略战争中受害的人们给予赔偿和补偿。同时，中、韩两国人民也要从受害意识中走出来，本着“易地思之”的原则，保持理解东亚各国现在的情况的宽容姿态，通过频繁的相互交流来增进相互理解。
但遗憾的是，最近日本社会反而出现了将过去的殖民地支配和侵略战争合理化的现象，在这样的情况下，日本首相持续参拜靖国神社，右翼势力教科书歪曲历史的问题也在持续发展。因此，中日韩三国的人民要携起手来，阻止这些问题的产生和发展，建设没有战争的和平的东亚共同体。
今天出版的《东亚三国的近现代史》就是过去3年多中日韩三国的学者和市民团体聚在一起，克服各自立场的差距而编纂的珍贵的果实。
记者：这本书在韩国各届的反响如何？发行情况怎么样？
尹辉铎：韩国反响十分强烈，大多数人都知道这本书，都很支持，没有反对的声音。特别要提的是，韩国政府十分支持这本书的出版，并给予了很大的帮助，希望通过企业赞助的形式，来向学校捐赠，最好把它发展成为历史辅助教材。
韩文版首批印刷了两万册，由韩国的韩民族新闻出版社出版，这在韩国历史书籍出版中是相当可观的数字，让人高兴的是销售异常火爆，在各大书店的副教材中排名第一。我们正在加印两万册，估计7月份第二版会正式面世。
梅田正已：
《东亚三国的近现代史》在日本的出版社——株式会社高文研代表
新书热卖，媒体冷漠
记者：您如何看这本书的出版？
梅田正已：长期处于侵略与被侵略、加害与被害关系中的东亚三国学者汇聚一堂，共同编写了这本书，从漫长的历史来看，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作为一个出版业界的人士，能够参与到这种有历史意义的事情中，我也感到万分的荣幸。
记者：请问这本书在日本的发行情况如何？
梅田正已：日语版6月份正式发行，到现在正好一个星期。在日本，像这种社会科学类的书籍一般发行量从两千册开始，但这本书是一个具有特殊历史意义的书，所以数量比原来增加了十倍，发行量是两万册。作为一个出版社来讲，如果能出版发行两万册就是很成功的。但出乎意料的是，当我们向社会发行的时候，各个书店打来的订书电话络绎不绝，我们的公司非常繁忙，就像一个地方着了火似的忙碌。一个星期内，两万册书就被抢订一空。我们刚刚决定，再增加第二版、第三版，现在又增加印刷了一万五千册。
许多日本读者看完这本书以后给我们来信说，你们真是出版了一本很好的书，这是一部盼望已久的书。有许多读者给我们寄来表扬信，特别要提到其中的一封信，一位住在东京的女学生写信说：“我等这本书很久了，反对日本右翼教科书就应该出这样的书，日本右翼派说不可能有共同的认识，这本书就是一个很好的回答。这本书比我预想得要好得多，我认为完全可以把这本书作为教科书。读了这本书以后，我们应该重新开始审视我们的日本，谢谢你们出版这本书”。
记者：作为一名日本人，您是如何看待这段历史的？
梅田正己：在日本有一种认识，这种认识是非常顽固的，他们认为根本没有共同的历史认识。特别是这次我们出版这本书以后，有些人还强烈坚持这种论调，他们批判这本书。我认为，历史认识里面包含两种认识：第一层认识是关于对历史事实的认识；第二层认识就是对历史事实如何解释或者如何评价。
像这样的问题，当然各自的立场不同，肯定会有不同的理解，在编纂这本书的过程中，三国学者也曾经有过多次激烈的争论。但是我认为共同拥有客观的历史史实的认识是可能的，我们这次出版这本书的重点就在这里。如果我们对历史的事实有共同的认识，我们就可以进行友好的对话，进而产生相互了解的未来。
记者：请问你们在出书过程中有没有遭遇到压力？
梅田正己：我们的高文研是很小的出版社，在出版之前开了三次全体社员大会，我们充满了困惑，也感到很为难，但最后我们觉得还是要出版。
到今天为止，我们在出版发行过程中没有受到压力。在今后出版发行当中，可能会遇到像你提出的这些事情，我们已经做好了这方面的思想准备。
日本媒体对这本书的报道是极不充分的，虽然在日本也搞过首发式，但跟今天相比较，规模只是今天的三分之二。日本NHK广播电台的报道很简短，一些新闻媒体也只是做了很简短的报道。应该说，这本书在日本销售特别好，不是日本媒体宣传的结果，而是广大市民通过自己的嘴互相传说，互相转告，从而一起购买这本书，是市民自发购买的。
作者:深圳商报驻京记者徐香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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