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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 坊／文
据《北京日报》报道，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的统计显示，目前在我国工商行政部门注册的1000万家企业中，仅有10万家企业曾经为慈善事业捐过款物，另外99％的企业则从未有过慈善捐助记录。
记者在阐述事实的时候，总不会忘记把美国提出来做个参照。“美国……富裕阶层每年通过各类基金会作出的慈善公益捐助达到了6700多亿美元，供第3次分配的财富占到国民生产总值的9％；而目前我国全部100多家慈善公益组织所掌握的资金只有50亿元左右，仅占国民生产总值的0．5％”。这样一比较，它的潜意识就是“中国企业家不懂散财之道”、“富不外露”，甚至“为富不仁”。这样的新闻笔者在媒体上不止看到一次，每一次看到都觉得有话想说。
中国企业家“不慈善”，这一点一直都是众多媒体喜欢炒作的焦点。他们的手段之一，就是拿西方发达国家与中国进行比较。比如说有人称，“比尔·盖茨这位美国首富，在过去4年的时间里，一共捐出了230亿美元，是他总资产的54％；而中国富豪们的捐赠只不过是其资产总额的百分之几而已。”这样的比较有意义吗？比尔·盖茨有400多亿美元，他捐出了一半，还有200多亿美元，依然是个天文数字。一个家产只有100块钱的穷人，如果他能捐出1块钱，他就是一个有爱心的人；而一个有400多亿美元的富豪，即使捐出了一半，谁敢说他就一定比那个穷人更有爱心呢？
国家之间也是如此，美国的人均收入是3万美元，而中国只有1000美元，美国人的收入是中国人的30倍。从宏观经济的层面上来看，一个国家的富裕程度与他们的慈善发达程度是成正比的。中国现在仍然处于发展中国家，即使总体上的贫富差距比较大，但社会的总财富盈余并不多。在此条件下去拿美国、拿比尔·盖茨来比较，是没有丝毫可比性。
在古代自给自足的农业社会中，生产力的低下，注定只有政府提供的少数“收容”机构来充当福利场所。欧美国家的慈善机构并不是一开始就有，也是随着工业社会的发展而发展起来的。现代资本主义大工业的兴起，才是慈善的最初原动力。众所周知，19世纪末20世纪初，第二次工业革命在后起的资本主义国家美国兴起，使得美国经济一跃成为世界经济最强大的国家，并且迅速产生了卡内基、洛克菲勒、塞奇、洛克尼斯等工业垄断资本家。也正是他们，开创了慈善基金这一新兴的行业。
其实，这所要告诉我们的还有，要使我们社会的慈善行为最大化，国家首先就要鼓励个人致富，只有把“蛋糕”做大之后，社会总福利才存在最大化的基础。离开国家的基本国情、历史变迁和社会沿革去讨论慈善问题，只会变成无本之木、无源之水，最终偏离社会的价值取向。
近两年来的“仇富现象”，不仅是因为贫富差距，某种程度上也与媒体的这种倾向性报道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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