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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新市场经济(北京)论坛暨200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普雷斯科特中国演讲会6月11-12日在北京大学举行，论坛主题为“新市场经济与国富之路”，普雷斯科特演讲主题为“克服国富的障碍——经济政策与经济周期”。以下为会议实录：
王璞：各位校友好，我是北大光华管理学院第一届的学生，是朱老师正经的学生，今天有机会在这里跟各位同学研究市场经济的问题，非常开心。我读了MBA以后管理思想发生了
变化，尤其是十年做北大纵横这家公司，我愿意把管理企业的经验跟大家分享。
周辉：亿阳集团的系统集成公司走向通讯、交通、能源的企业，在四年中，以及我在华为八年工作中，有很多经验和教训，希望今天跟各位老师同学分享。谢谢！
范恒山：中国企业和中国企业家面临的市场环境是什么样的，这一直是各方议论的重点和关注的焦点。这个问题在场的嘉宾肯定有话要说，企业家对这个问题感受最深刻。王璞跟北大有千丝万缕，你先谈一下。
王璞：我们要戴一副眼睛，不是近视睛，是比较眼镜。横坐标是我们跟其他的市场经济国家比优劣是什么，纵坐标跟25年前中国市场状况比，跟我们以前的操作手法比，横坐标中国市场经济环境，应该说还不彻底，还不完善，正向今天上午诸多经济学家一样。纵坐标比，我深刻感受到变化很迅猛。80年大学毕业以后，我的理想是做工程师，然后当技术厂长，然后当部里的总工程师，这时候我的户口，我职务的变化是依赖从上到下一条线，没有自由的选择权，只有把岗位一个一个干好，那时候是技术情节。80年代我在两所大学读的工科。最近的十几年，尤其是我到北大光华读了EMBA，意味着中国市场经济新生事物。新市场经济新生生物像管理咨询的诞生都是市场经济的新生事物，这些标志着整个市场经济环境，在纵坐标体系下越来越好，越来越自由。我是从我的亲身感受讲，今天上午是各位专家从理论做了分析，我在此呼应一下。谢谢。
周辉：谈到中国市场经济环境，我们要认真的分析。一个企业的核心竞争和中国的竞争力。一个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可能是资源和关系，第二个竞争力是怎么做产品，第三是怎么做人才，第四是品牌、文化。在中国这样一个市场经济环境，不是很规范，把大把的精力都放在如何做关系和资源上。如果我们不学会做产品，将面临一系列的问题。如果不学会做产品，产品上的周期总比别人慢，就会在利润区扩张。如果的企业从关系型的竞争力要走向以产品为主的竞争力。
范恒山：今天有点遗憾，在座的企业家中，来自大型企业的老板不多，但是这个问题我还是要提出来。中国的企业家是难当的，为什么？既要管生产经营，还要管吃喝拉撒，还要忙于职工的福利，还要忙于跟政府拉关系。但也有人说中国的企业家也是最好当的，没有哪一个国家的企业可以把一个企业做完了以后还可以换一个企业做，或者是调到市里做市场，王总你对这个有什么评论。
王永：我刚刚去了一趟纽约，以前没有去过美国，到美国以后，讲了身份的问题，有一个很好的感受。在中国的企业家真的很难做。
举一个我自己的例子，我在这里跟大家沟通好像是比较风光的事情，说不定今天晚上某个派出所的副所长就跟我打电话，晚上拉我去给他三陪，这种情况很有可能。
很多企业每天做的事情大概有70%—80%跟自己的工作没有关系，确实是没有关系的。电脑这个事情又不能不做。我老是有一个观点，今天团市委给我一个任务，到全北京的20所大学做关于创业的演讲，我是96年来北京，拿着300块钱来北京，现在号称资产上亿。在短短八九年中怎么白手起家，我说这是“创” 左边是粮仓，右边是刀。今天提出创新，新市场经济，后来提出一个经商。我们跟王局长沟通的时候，海淀的核心竞争力就是创新的文化。今天有一个领导讲的一句话，他说真正在北京有作为的人，很多曾经失败过。
我认为中国企业家很难做，但是希望比任何地方、任何时候都要多。谢谢。
范恒山：第三只眼睛开始看企业家，请胡泳。
胡泳：我听普雷斯科特讲财富历程，在1700年之前，差距很小，到了1850年以后差距很大。我想起来当年著名的翻译家严复先生了，他翻译了《国富论》，把几个世纪以来中国人忽视的财富问题重新提到了中国人的日程上，这是了不起的功绩。我本人学政治学，现在从政治学的角度来讲，严复在介绍国富的时候思想已经有一些偏差。这个自由的目的很大程度上讲是个人的幸福，个人的福利。严复介绍财富的时候更多是关注国家。我们在这里一起讨论中国企业家的问题，我的核心观点就是如果要想探讨致富之路，中国企业家担负的任务是使我们的民如何富起来，只有民富才能国富，而不是国富才有民富，这个前提是不能颠倒的。
在带领中国人致富的道路上，中国企业家的责任和义务都是重大的。刚才两位企业家都说了，在中国搞企业非常难。要把很多精力花在不是企业活动的领域里。比如说，我去采访海尔的张瑞敏的时候，他说当年办企业，这个企业要拜庙，所有的庙都要拜到。每个企业家的精力和时间是有的，当把时间和精力放在这个地方的时候，成本升高，同时对整个社会也有很大的影响。寻租会非常盛行，后来中国有很多资本外逃，跟这个很有关系。同时社会难以治理，因为公权利被行贿受贿这样的东西所侮辱。
所以中国企业家的这个历程很难。我们今天讨论的这个题目很切题。在这样的环境下，中国企业家怎么走，中国企业怎么走，我先抛砖引玉，想到了这些想法，下面还是请其他的嘉宾更好的说一下。
范恒山：作为搞经济研究和经济管理的研究，朱善利先生一直关注着中国企业成长和发展环境问题。请朱善利教授系统说说。
朱善利：我非常同意前面同志对中国企业环境的看法。
从大的环境来看，中国经常环境发生变化，跟十几年前相比，现在的经商环境比以前要好。过去政府管很多，现在政府虽然有些地方还管，但是有些地方不管了。而且有的企业可能比国外发达国家更自由，在他们那里不能做的事情在我们这里也能做。另外中国企业家经商环境跟国外发达国家比环境也很好。
第一、政府对经济对企业干预也很大。
国外的企业到中国经商，首先要跟政府打交道，大的企业到中国来要间中央领导人，小的地方要到地方领导人。
第二、法律方面。法律环境并不是太好。
第三、信用。
企业之间打交道信用怎么管理？有时签了合同以后大家还争吵。在中国经商的成本很大。在中国人情的这样东西有时候比法律更重要。有时候谈下来的东西是靠在酒桌上面卡拉OK里解决问题。中国融资环境也比较差。
从以上几方面讲，如果我们跟发达国家相比，环境还有待很大的改进。
范恒山：谢谢！朱教授的发言基本是对这个问题做了一个总结，这个总结还是很全面的，也比较中肯。应该认识到，应该20多年的改革，中国企业发展和中国企业家成长的体制环境和市场环境越来越好，有一点可以充分证明，在20多年的时间中，中国崛起了一大批乃至在世界上都有影响的企业和企业家。在座的老师和同学都很清楚，但是我们也要看到改善和改革中国企业发展的体制和市场环境任务还很艰巨，包括政府跟企业的关系。包括企业运作的法制环境，包括企业自己应该承担的责任等等，各方面都需要有相应的制度和体制来规范。所以任务还很艰巨。
这个艰巨任务要完成，无论是中国企业家的发展，还是中国企业的发展，都跟企业家的素质有关系。跟政府，跟其他方面有很大关系，跟企业家本身也有很大的关系，请各位嘉宾把这个话题再深入一，在你们看来中国企业家的优点、优势在哪里，下一步从哪个方面完善。遇到这个问题，企业家开始讲可能不好讲，我把这个问题，第一棒交给朱教授，你来说说。
朱善利：这个问题比较难回答，有时候亲自做这个事情的时候才知道优势和劣势，不做很难。从我们案例分析讨论这个问题。今天上午谈了，中国在劳动成本方面，这个优势比较大。中国生产一个东西的成本，可能只相当于—出厂成本可能是几块钱，但是到国外一卖就几十美元。这个成本优势大家都是有目共睹，包括浙江，现在的打火机，尽管在欧洲遭到反倾销，但是我们胜诉了。
现在中国在制造业方面中低端竞争优势比较明显，而且已经占了GDP的很大比例。现在美国制造业比例农业占2%，制造业很好，即使韩国这样的国家，制造业占的比例也不是太高。我们国家占到将近15%，制造业50%多，副业只有30%多。制造业大部分都是模仿的东西。同样叫中国制造而不叫中国创造。
今天上午很多人谈到了，未来可能需要有自己自主知识产权，这块是一个企业、一个国家竞争优势的体现。未来，中国要提高企业竞争力，首先应该提高知识产权，提高中国创造的能力。如果提高这个的话，可能就需要高科技，需要教育，需要高素质的劳动力和高素质的企业家来完成这个任务。是我的看法。
范恒山：朱教授到底是学者，回答问题很巧妙，我听了半天优点和缺点没有听出来，怕得罪他们。那我就请总裁说，请王总裁说说企业家的优势在哪里劣势在哪里。
王璞：我接触企业家的量比较大，做企业咨询，对这个体会比较深。拿中国经济来看，这个环境给企业家带来了一些优势，也带来了一些劣势，优势是这波企业家是吃过苦的，憋着一口气。日本六七十年的崛起，跟他是战败国有很大的关系。整个民族都提着一口气，五六十年代的企业家是提着一口气的。我们一周七天，一天24小时，我们工作能不能超过一百小时，中国相当一部分企业家是这么做的，国外有吗？可能有，但是很少。我们过去吃过苦，但不觉得苦，现在觉得很幸福。七十年代、八十年代的企业家就不敢这样讲了。
中国现在是需求量最大的市场，而这个市场是中国企业家最熟悉的市场，去家门口打仗和去别人的地盘打仗感觉是不一样的。这个环境带给我们这两个优势，是目前活跃的主流企业家的优势。
劣势也很明显。没有专业化的训练熏陶，没有闻到这个味。我们少数没有闻到市场经济的味，所以转型很难。我们企业二十多个合伙人，昨天夜里有一个合伙人谈到又提出能不能给点保护，哪怕一个月三万块钱他也不要一个月变动的一百万。这是我们目前的劣势。
还有就是我们的思想里还没有完全转型。过去中国企业家成功是靠左手，把握机遇、胆量、勇气。现在企业家靠右手，右手是管理和竞争力，什么是管理？哪一个CEO能把这个体系都很清晰的理解到位，没有多少。更不外说核心竞争力和短期竞争优势的区别，这些也不强烈。中国企业家更重要是怎么从左手到右手转型，这是骨子里的，思想里的。这两个转型了才能真正的成功。左手右手一个很典型的行业就是房地产行业，中国每一个县每一个市每一个省都有若干房地产企业靠左手成功，赚了几千万。我脑子里有一个行业确实是靠左手成功，找一块，盖房子卖出去就挣钱了。但是中国有一个企业拿到的企业不是最便宜的，是最贵的，拿的地不是地段最好的，是郊区的，就是万科。今后企业竞争完全是靠竞争，左手需要不需要，需要一点点，这种转型对中国企业家是最大的挑战。
范恒山：这位王总谈了自己的看法，不知道那位王总是什么观点？
王永：我和王璞不能叫真正的企业家，我们是外脑，王璞是做咨询的，我们是做品牌的。中国制造和中国创造的概念，我们现在推一个概念，从中国制造到品牌中国，我认为中国缺少品牌。我问李光耀：我说你能列举新加坡的品牌？他停了十秒钟，他说新加坡本来就是一个品牌。
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新加坡确实是一个品牌，第二个方面，新加坡的品牌确实不是很多。中国的企业家，可能因为市场时间比较短，品牌意识和投入，以及所能够在品牌投入的精力很有限。
我先讲劣势，品牌的积淀，品牌的基础不够，这是企业家本身的问题。我有一些外国朋友，他穿一种西装可以穿八年十年，但是在中国，中国很简单，我很喜欢这个品牌去了，最后可能因为服务员不好白了我一眼我就换另外一套了，没有忠诚度，这跟全民的素质还是有关系的。
说优势，刘永好有一个比喻，他说什么叫中国企业家，尤其是中国民营企业家？是起的比公鸡还早，睡的比小姐还晚，这就是中国企业家。我身有同感，王璞也一样。我们感受讲一个问题，苦海无边，为什么这样说？政府官员说我们苦海无边，我们企业家也说苦海无边，其实都很难，环境很难。中国虽然有优势，也有劣势，但是如果我们坚持六个字的原则就一定能做成功。这六个字就是：“有梦想、能折腾”谢谢！
范恒山：王永总经理概括起六个字，不知道亿阳的周辉是不是有什么观点？
周辉：解决投机和投资的问题，解决发现机会和创造机会的问题，第三解决企业家和企业团队的问题。我经常和大家讲一个故事，红舞鞋的故事，大家都想穿他，但是红舞鞋有一个缺点，穿上就停不下去了。在中国这种红舞鞋诱惑太多了，在中国是不停的跳下去，企业持续的活下去是投资的问题。我们有三个必要的条件。
第一个中高层经理使命和责任感。到底是赚钱，还是给国家做贡献。
第二核心竞争能力的问题。
第三中国企业家喜欢投机，但是在持续的活下去方面，还要考虑。
这二个方面发现机会和创造机会的问题。
中国企业家窥视机会的能力很强，但是创造能力很弱。
第三，每个行业里都有固有规模的限制问题。每一个行业都有一批企业徘徊在一个拐点上，比如10个亿下的企业很多，他就是过不了这个点。过去公司小，规模小，一个人干就行了，但是现在必须一群人干。但是中国企业如何一群人干，可能就遇到了问题。中国企业家，很多人宣称我是科学家，我是政治家，还是企业家，试问，你是那么大精力吗？企业家给自己定位的话，可能你只是CEO，也可能只是CFO，也可能是CGO。媒体在这方面的宣传都比较欠缺。过分的宣扬一个人的作用，而忽视团队的作用。
范恒山：周辉讲了一大堆，我只认识C和O，报纸上C和O之间加不少字。我想说明一个问题，我们的企业家本身是个大面体，对话栏目是以跟企业家对话为中心的。胡泳在台面幕后接触了不少企业家，是不是对中国企业家的优势和劣势能做一个总结。
胡泳：其实上面你说的很多观点我都很赞同。优势我基本同意王璞先生的判断，两个，一个是中国无以伦比的吃苦精神。第二是中国有一个大市场，是全世界独一无二的。中国企业家的劣势大概有三个：
1、至今没有证明他有建构大企业的能力。这不光是中国的问题，大概整个华人圈都存在这个问题。大家做大了就要分，比如王璞先生做咨询，我不清楚他现在这个企业的规模，我很想问他这样一个问题，能不能做到像麦肯锡的规模。王璞先生的理想在我看来是证明中国企业家的组织能力，到底具不具备在全球的架构运行你组织的能力。
2、当不具备做大型组织能力的时候，就不具备在全球打你的品牌，在今天做不到这点可能就很渺茫。奥美总裁说中国没有品牌，海尔、联想都不是品牌，如果联想、海尔也不是品牌，我们中国还有几个问题。如果没有品牌，我们怎么在世界立足，我们能不能够站在日本和韩国之后创造奇迹，这是中国企业家很大的问题。
3、创新能力，现在知识产权有多大的把握，专利有多少，如果达不到这些的话，就像薄熙来说的，八亿衬衫换一个波音客机，这种情况下致富很难。光有吃苦的精神可能也不可能致富，因为前面还有这些障碍。
范恒山：各位嘉宾都发表了很好的观点。圆桌论坛的讨论时间已经过了一半。我不知道以后坐着的老师和同学是否有问题给嘉宾提出来，如果有的话，请举手示意。
提问：在改革开放初，邓小平提出我们要摸着石头过河，在经过将近30年的改革，我们是不是依然在摸着石头过河。在这个时代里企业在什么方向找新的经济增长点。
朱善利：谢谢你的提问。现在中国可能不是这样了，中国现在发展市场经济，包括发展市场经济的许多措施中国都采取了，比如立法，比如加入WTO，外资的引进等等，整个国家的方向还是比较明确。但是作为一个企业提到这个很有意思。我在参加若干次企业对话的时候，提到未来使命是什么，很多企业家都不知道，要做什么都不知道。企业做什么东西，比如中国上市公司，我们叫主营业务不突出，房地产也做，制药也作，生物工程也作，什么都做。联想做电脑，也做别的东西，北大方正也什么都做，主营业务不突出，不够专业化。国外很突出，一个专业做很大。中国的企业很多还在摸着石头过河。国家不是这样的，但是企业是这样的。
中国企业家比较短视，行为短期。国外企业不是这样的，我的目标是要把企业作大，比如微软是比尔盖茨把它作大。中国的企业家可能不是这样，公司就是垮了也得做CEO，要争这个控制权。宁做鸡头也不做牛尾，很多是这样的。中国企业家到国外开饭店的时候说，日本能在国外开饭店，能开的越来越大，中国能开的越来越多，中国再有饭店也是小饭店，做不大。国外企业，有很多年，上百年，国外大的集团有上百年的历史。中国企业呢，企业家还在，创始者还在，这个企业的名字就改了，怎么做品牌。改名字有很多原因，可能是为了逃避债务。一个企业做垮了，欠了一屁股债过了两年回来了，又改的一个名字。
提问：范司长，我听老百姓都在讲，现在国家发改委是第二个国务院，原因是什么？现在国务院主管的都归发改委管，尤其是企业都归发改委管，你对中国企业家持续发展采取什么保护措施？
范恒山：这个问题提的很好，中国国家发改委是中国非常重要的综合经济部门，什么都管，管宏观调控，管经济运行，管体制改革。所以在招考公务员的过程中，包括北大优秀学生在内大量的报考国家发改委，为此我作为国家发改委的一名工作人员很自豪。但是国家发改委恰恰不管企业，企业是国资委管。这个问题回答的人应该是国资委，但是我做改革的责无旁贷。对位我们来讲，把中国的企业家和中国的企业家看作是中国发展的基本力量。有五个方面的统一体。
从改革的角度来讲，我们将采取一切措施使中国企业得到成长和发展。使中国的企业家能够脱颖而出走向世界。最重要的改革措施有两条：
1、加快现代企业制度的建设，要理清产权关系，构建合理的法人治理结构，构建强有力的激励约束机制，使我们的企业最终走向规范的现代企业制度这个轨道。如果没有这个规范的现代企业制度，中国的企业是难以持续发展的。
2、要以体制机制做保证，使中国的企业家脱颖而出。我曾经发表过很多观点，不要乱谈企业竞争力，企业就是市场竞争力，要使我们的企业和企业家都具有国际竞争力，对企业家的培养机制一定要科学，要使我们的企业岗位上永远屹立着优秀的管理着。这种企业怎么做？靠乱点鸳鸯谱做不到，只有靠市场的力量。如果要扩大中国企业家的优势，大大削弱它的劣势，减少它的缺点，通过市场，遴选我们的企业家，这是最重要的。只有这样，我们的企业家才能可持续发展，我们的企业才能可持续发展，中国经济才能可持续发展。
范恒山：下面我们讨论的议题比较敏感，谁最可能产生中国的中产阶级，是民营企业还是外资企业？我先说我的观点，我不赞成中产阶级这个提法，我们一般提中等收入阶层。但是我还是愿意让我们的专家讨论这个问题。先请周辉谈。
周辉：中产阶级这个词我不知道明确的概念是什么？22岁到28岁主要的任务是学习，到一个好企业交好朋友，这是第一阶段。28—35岁的时候，这时候最目的的目标是赚钱，因为你有老婆，有孩子，要买房要买车，必须赚够这辈子足够的钱，三百万。35岁以后才有资格谈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每个阶段的目标是不一样的。国企能不能产生？我觉得在中国的国企里第一不缺资源，第二不缺技术，缺机制。谁能创造价值，谁又能分享价值，这是敏感的问题。亿阳写的很清楚，企业家、员工、知识劳动者一起创造价值，共同分享价值。就是企业家、资本、员工一起创造价值，而不仅仅是资本和价值。能做到这点的话，国企把价值分配改变，一个大学本科生十年以后，都可以做到。
范恒山：胡泳先生是不能同意这个看法？
胡泳：这个问题很难讨论清楚，首先中产阶级的定义，在座的人每个人的定义都不一样，比如一百万就是中产阶级，有的人一百万可以做很多事情，但是在北京，一百万可能就是一个普通的房子，上下左右全是水泥。
为什么说这是一个逻辑圈套，给你一个非此非彼的回答，如果非要回答的话，一定是中国的民资企业。这就是前一阵为什么讨论拉美化这个问题。我个人会支持，我以后更多的民营企业能够给中国早就更多的中产阶级。
范恒山：王永先生是什么观点？
王璞：关于中产阶级这个定义我自己有一个定义，年收入10万—50万之间的，我个人认为是中产阶级。而且在每个区域也不太一样，50万放在县级城市，就是资产阶级了。
我有这么一个观点，我的观点是一定是民营企业创造更多的中产阶级，为什么？0—15岁是在享受成长的快乐，即使上小学也是成长，学的东西基本没有太多的可操作性。15—30岁是享受学习的快乐。我今天31岁，今天刚好是我的生日。很容幸和北大的同学一起渡过，15—30岁是在长知识。30—45岁是享受工作，45—60岁，学术已成，各方面不错了，这是享受人生。30岁以后如果创业，在民企可能是比较高层的。在外企晋升的机制特别多，压力比较大。收入20万跟民营企业的20万的成本完全不一样。刚才讲了企业家的优势劣势发现的问题。我再总结一下我的观点：有梦想的折腾只是我们的要求，但是中国民营企业的优势是有创业精神，有创新精神，而且机动、灵活，劣势是缺乏学习能力，缺乏团队合作、胸怀不够宽广，而且不太能够抵制诱惑，这个诱惑包括各方面。方向首先要加强学习。我上一堂课回去马上改革，比如我财务学不好，我回去以后马上增加了四个会计。
还有就是强化品牌，最后是关注和积极。我希望在座的各位同学早日成为民营企业的中坚力量，或者是成为中产阶级或者是成为中上产阶级。如果有同学了解我的情况，我的生活基本属于无产阶级，工作，我有辆很好的车，不是生活用的，都是司机开，而且我的车更多是睡觉，我的办公环境达到中产阶级，但是我的理想，我的目标，以及我对社会的责任感，我是资产阶级的。我以后大家成为财富的中产阶级，成为精神的资产阶级。谢谢！
范恒山：朱教授，你认为中产阶级应该来自外企还是民企，还是来自于教授？
朱善利：中国有一句说法有恒产才有恒心，一个国家的GDP和一个国家的财富是不一样的。研究国家应该从财富增长这个角度来研究，而不仅仅是GDP。如果一个国家把这一年盖的房子都拆掉，明年再盖，这个国家可以是世界上创造GDP最多的国家。因为拆掉的房子要算生产总值，因为有劳动力的开支，要材料。然后把房子盖起来以后再算一遍，等于计算了两遍，但是财富呢？没有财富。收入是什么，收入是每年得到的工资。如果把钱都挥霍掉，也没有财产性。中国有几千年的历史，但是在几千年历史上留下了什么，欧洲的历史没有我们长，可是欧洲的街道、楼房，有很多是上百年的历史，这是财产。一个国家要想长久发展，财产是重要的。什么叫可持续发展？如果我们做出来就毁掉了，我们会浪费很多资源，这个资源是无法承受国家经济发展的。如果我们积累下来，每一代都在积累财富，我们的后代会成为很富的人。至于是在外企里面还是在民企里面，这个问题比较好回答了。中国第一代的民营企业家没有像我们这样有幸读完了硕士和博士，但是大家有创业精神。他们有上千万上亿的资产。在中国的企业家中，民营企业中更能出现中产阶级。而且我们也希望将来中国人都能成为中产阶级。而不像现在这样是金字塔式的。
如果注重财产积累的话，注重讲中产阶级这个概念，当然就有可能持续很多中产阶级。
范恒山：最后听一听王璞总经理的观点。
王璞：刚才范恒山老师从中等收入谈，王永谈了最高境界追求是成为中产阶级。按照收入来讲，我可能够中等收入。要给总裁EMBA讲课，一天怎么也有一万块钱。但是将来的追求还是无产阶级。毛主席从来不带枪和子弹，就带几本书，所以我将来的追求跟王永相反，是无产者，而不是资产阶级。开玩笑的。
我答案很简单，条条大路通罗马。外企会有几十万的收入，民营可能让我们有每年几十万的积累。但是要思考背後的积累，我们怎么保护我们的中等收入和中产阶级的位置。胡锦涛讲“尊重劳动，尊重勤奋，尊重人才，尊重知识尊重创造。”我们要保住中产阶级的位置，要不断的学习，使自己有能力。一把火烧了，哪怕老板把我开除了，我也有能力再造一个新厂，也有能力再找一个高薪的工作，这是我的观点谢谢。
范恒山：无论是中国企业发展环境如何，无论企业家素质如何，无论是构筑中等收入占比较大的阶层，还是构建中产阶级，我想有一点，大家是一致的。希望通过我们的努力，为中国企业和中国企业家成长和发展，提供很好的舞台，我们希望我们的企业走向世界，做大做强，希望我们的企业家能够武艺高超，名贯全球。非常感谢在座的嘉宾为我们的讲解和评论，非常感谢在座同志的配合，这次的圆桌论坛，到此结束，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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