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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保ｖｓ经济发展——制度的反思本报记者 陈宏伟
如果将地球45亿年的历史压缩成100年，那么，从地球诞生直到第32年，地球上还没有任何生命的迹象，直到第50年时，地球上才有了原始生命，而与人类从未谋面、早已灭绝的恐龙是在地球98岁时才出现的。
按百年历史计算，人类来到这个世界还不到一天。开始于5分钟前的工业革命，改变了人类的生活方式，但旋即将人类自己拖入生存危机：破损的臭氧空洞、生物多样性丧失、酸雨区蔓延、荒漠化、水土流失、全球气候变化、持久性有机物污染……
正在不断破损的生命之网
中国三分之一的国土已经被酸雨污染，主要水系的五分之二已经成为劣五类水，3亿多农村人口喝不到安全的水，4亿多城市居民呼吸着严重污染的空气……
2005年5月，在北京举行的《财富》全球论坛“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专题讨论上，国家环保总局副局长潘岳称，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面临的人口资源环境结构要紧张得多。
中华环保基金会理事长曲格平曾经表示，按照目前发展趋势，如果不进一步采取一些新的重大举措，新世纪头10－20年，中国的环境与资源形势将非常严峻，人口增加、经济增长和资源环境矛盾将更趋尖锐：
城市每年新增人口将超过1000万人，城市环境压力将持续上升；
工业的持续快速增长将使工业污染长期保持在高位水平；
即使2010年城镇污水处理率达到50％，未经处理直接排放的污水总量仍将高于2000年水平；
农药、化肥和畜禽、水产养殖产生的污染日益突出；
城市大气污染仍将相当严重，预计随着汽车保有量大幅度增加，即使采取严格措施，到2010年汽车排放的氮氧化物仍将比2000年增加30％左右；
危险废物和城市垃圾产生量还将持续增加，许多未得到有效处理的危险废物和难降解的有毒有害污染物将成为重大环境隐患；
生态恶化继续加剧，生态环境整体功能下降，抵御各种自然灾害的能力减弱，旱涝、赤潮、沙尘暴、次生地质灾害等频繁发生，危害程度加大；
……
“维系地球生态系统健康和稳定的那张生命之网，曾是那么的神奇和美丽，但今天，却因为人类的无知和贪婪变得越来越脆弱，出现越来越多的断点，正在不断地被磨损。”国家环保总局宣教中心副主任贾峰在一次讲座上说。
污染可以从眼前消失，影响却能植根于生活
“对于每一个人或一代人来说，我们的时间都是有限的，在有限的时间里，我们需要对社会经济模式做出根本性的改变。这个改变是为了实现经济、社会和环境的协调发展。没有人能说出最终实现这个目标的准确时间。”联合国副秘书长莫里斯·斯特朗前不久在北京说。
“发达国家可以在人均ＧＤＰ达到8000－10000美元时再回头改善环境；而中国在人均ＧＤＰ达到3000美元时，生态、社会的危机就将交织在一起。那时，取得的经济成果根本无法补偿我们所支付的环境代价。”潘岳在2005北京《财富》全球论坛上说。
与多数人看法一样，莫里斯·斯特朗认为，中国不能重蹈“先污染，后治理”的覆辙。
他说，美国和加拿大就是“先发展，后治理”的典型。但好在这两个国家都是大国，而人口却相对少，因此经济发展对环境的破坏还不算太大。而且，在其工业化过程中，积累了大量的财富，返身治理环境也有一定经济能力。这种方式“虽不完美，但毕竟解决了一些问题”。
而中国却无法与美加相比：中国人口比美国和欧洲在工业化时期的人口总和还要多得多，而耕地却很少，同时污染也比较严重。所以中国面临的挑战是世界上其他任何国家都没有过的。
其实，有关资料表明，“先污染，后治理”根本就是人类自我安慰甚至自我欺骗：
最近，美国华盛顿州卫生部门在其网站上建议公众尤其是孕妇和孩子谨慎食用鱼类，以免被污染物所害。而这一切却是来自人类1960年左右的行为所导致的恶果。
40年前的美国，人们对污染物尤其是重金属污染物会通过食物链危害人体健康的机理缺乏科学认识，政府尚未制定环境保护政策、法律和严格的污染物排放标准，导致大量的污染物尤其是不能被环境降解的重金属或随污水积聚到水体底部的淤泥之中，或以大气降尘方式飘落到土壤中，其中很大一部分最终又会随雨水径流或农田浇灌而进入水体。那些生活在水体底部的鱼类成了第一批受害者，之后则是食肉鱼类，再就是食鱼的人类……污染物顺着食物链，一级一级地富集并放大，直至目前。
“那些曾经的污染可能只是从我们的视野中消失，它们依然在今后相当长的时间内对我们构成威胁。”贾峰说。
制度创新是改革的必由之路
“社会经济条件和制度环境的变化、环境管理制度的内在矛盾以及环境问题的特征，决定了环境资源必须而且必然从部门管理转向公共管理。”北京大学环境学院张世秋表示。
他认为，伴随着中国经济改革，中国的社会制度和社会组织结构也发生了相应变化，中国社会正逐渐向“公民社会”过渡。
这一背景下，原来由政府一手包办或者单纯强调政府作用的环境管理制度受到了挑战。在环境与发展关系的处理上，企业和公众成为重要的行为者和影响者，其生产模式和消费模式以及与之相关的价值取向，从根本上影响着环境与发展关系的处理。
而各项环保目标的实现首先和根本上依赖于管理体制创新。
张世秋认为，环境资源的产权缺失，既是环境资源配置市场失灵和制度失灵的根本原因，也是从根本上解决环境问题最需要关注和解决的重点。
“政府可能的选择是采取行政手段，强制地将环境保护工作持续进行。所出台的一些环境经济政策，也因为没有清晰的环境权益界定，而无法发挥应有的效益。特别是中国现行法律制度中并没有安排环境权与污染权交易，安排的环境资源开发利用权交易也因附加了多重行政限制，造成交易与产权、实物与价值、成本与收益的分离，其结果是作为环境资源开发利用者与环境污染者的厂商，利用和攫取资源的同时，破坏和污染环境。厂商非但没有投资进行环境治理的积极性，反而普遍存在着投机心理与搭车心理。”张世秋说。
他认为，以产权制度为基础的环境资源市场化运作是改革的必由之路。
“环保不是成本投入，而是投资。”潘岳在《财富》论坛上说，“单从投入角度看，环保投入至少要达到ＧＤＰ的1．5％，中国的环境才能有所改善，然而，这个数字长期以来一直徘徊在0．5％－1％左右。
“中国环保可以从最简单的事做起，像冬季均衡供暖就能节省30％－40％的能源，当我们进行环保投入时，不要只认为是在增加成本，其实应看做是一项投资。”丹佛斯公司总裁兼ＣＥＯ于尔根·Ｍ·克劳斯说。
切实保障公众的环保参与权
“废弃的唇膏和口红内的物质要放到可燃烧的物品里；而外管就要归入“塑料制品”或“小型金属”。在扔掉一个壶或罐子前要用卷尺量一量：小于12英寸的要归为小型金属容器；大于12英寸的，应该归为大体积垃圾。如果只扔一只袜子，就算是可燃烧物品；如果是一双袜子，就归为旧衣服。旧领带也可以扔进废旧衣物里，但只有“洗净并晾干”后才可以。”
这些是日本横滨市民手头一本关于如何将垃圾进行分类的手册上的内容。类似条目有518条之多。
通过这些做法，横滨将垃圾门类从5种增加到10种。
而日本上胜市的做法更为苛刻：4年前，该市垃圾就被分成34类，如今又逐步细分为44类。
日本的目标是尽可能减少垃圾焚烧率而增加回收率。上胜市的计划则是在2020年“彻底消灭垃圾”。
据称，90％的日本人都能遵守垃圾分类法。
公众参与为环保措施的落实提供了保证，但公众参与不仅是公民道德、观念问题，也是制度问题。
中国国家环保总局副局长潘岳说：“必须出台一系列切实可行的政策法规，动员全社会各界人士扩大环保的公众参与程度，强化民主法治的监督约束机制。”
潘岳说，公众参与是公众的权利，而不是政府对公众的施舍。
为了承认公众的这一权利，保证公众参与度和参与效果，环境信息应当进一步公开化，通过公布相关信息，借用公众舆论和公众监督，对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的制造者施加压力。
“现实中，公众一旦遇到环保问题，往往不知道如何参与。因此，为公众参与影响环境的重大项目决策而制定明晰的程序与权利，是政府的义务。”潘岳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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