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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光瑞
安徽来京人员杜先生，近日无意中发现从去年7月20日至今，自己驾车在京城同一地点闯禁行车105起，被罚款10500元。这让杜先生大吃一惊。（《法制日报》6月6日）
一人在同一地点违章行车105次，不断留下罚款记录，然而当事人却完全是蒙在鼓里。
这样的执法行为，成了一种“执法经济”。
要不是杜先生近日到交通执法站办事，顺便查了查自己的违章情况，可能杜先生至今还不知自己有这么多次的违章，被罚了那么多的钱。据说，记录这些违章行为的是“电子眼”，杜先生违章40次时，交警曾往杜先生单位打过电话，请接话人转告杜先生的违章情况，也在交通台广播过，但杜先生却从未接到通知。要不是杜先生碰巧知道了自己的违章记录，不知今后还会在同一地点违章多少次，被罚多少钱呢。
对于这样一种执法现象，有关法律工作者和专家，倒是持肯定态度。他们认为，这样的执法是一种非现场执法，符合法律规定。对于驾驶人来说，现场执法和非现场执法具有同等约束力，人们在什么情况下都应自觉遵守道路交通安全法。这其实是一种偷换概念，没谁认为非现场执法不可行，在非现场执法时，人们就可以随意违章，而是说，不论是现场执法还是非现场执法，都应让违规者知情，以免重犯。哪有只管“记录”，不管改过的“执法”？很难说这种执法行为同经济利益没有关系。
执法机关执法，有告诉的责任。杜先生在同一地点造成105次同类违章，显然说明执法机关未尽执法的告诉责任。据悉目前北京市交管部门非现场执法已占处罚交通违法行为的60％，可见非现场执法，已成为北京市维护交通秩序的主要手段。然而这样重要的执法手段，却是执法机关“悄悄地进行”，并不及时告诉当事人，实在有违法律程序，也会造成重复违章的人不断增多。
杜先生在同一地点发生同样违章行为105次，或许并不知自己的行为违章，或许虽知行为违章，但却见无人纠正，误以为是一种被“允许”的违章了。可见，不告诉当事人的非现场执法，会诱使人们出现更多违法行为。这不利于法治建设。
记者在北京交管部门随意输入5个车牌号查询车辆违章记录，其中有4个有未接受处理的纪录，且违章时间均是2004年，说明这些车辆驾驶人也不知已留下了违章记录。看来像杜先生遇到的问题并非个别。当事人享有被执法时的知情权，北京市交管部门怎能用这种办法来落实交法呢？
如果执法的结果仅仅只是让执法机关收获了经济利益，并不能给社会带来积极影响，甚至还会造成更多的同类过错出现，那么这样的执法无疑使法律蒙羞。当执法等于“执罚”时，法律只是被利用了，并没有得到真正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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