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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顺文 香港浸会大学工商管理学院院长
目前，在制约国有银行改革的诸多因素中，一个无法回避的基本命题就是长期存在的“国家信用”问题。也就是说，有关国有银行的隐性担保及其能否退出、如何退出的问题。
毫无疑问，从国有银行诞生的那一天起，“国家信用”就是其赖以存在和发展的最
大资源，并已经渗透到国有银行的血液中，成为决定国有银行所有基本运行规律的最关键因素。
事实上，在市场化改革中，每次国有银行的增资和不良资产处理上，也都是国家财政在埋单。国家信用衍生到国有银行的整体经营思路、组织设计、绩效考核等各个方面。
一个基本规律是，国家控制力度与国家信用存在明显的正相关关系，即国家控制愈强的企业类型，国家的支持和担保也愈强。国有银行作为控制整个经济活动的最重要工具之一，不可避免地成为国家控制强度最强的领域之一，国家的资源支持和信用担保也最明显。这种正相关关系也符合更为基本的经济规律———受国家控制愈强，则经营环境愈扭曲，产生的经济效率和社会福利损失愈大，其结果必然是国家提供更优惠的政策倾斜和更丰富的资源支持。
强大的国家信用实际存在，构成了国有银行市场化改革的最大障碍。在渐进式的改革路径下，即使政府下定决心最终撤出国家信用，让银行以自身信用为经营根本，所需的时间也将较长。在这个信用转换的过渡过程中，市场信用和国家信用之间，形成良性互动的难度之大和障碍之多，可以想像。一旦国家信用在退出到一个合理的程度前，因各种原因而停滞下来的话，既有的改革措施也将效果尽失。
一个更为致命的障碍是，国家信用实际产生的作用不仅限于国有银行，而是普遍存在于几乎所有类型银行中，既包括四大国有银行以外的其他以国有资本为主体的全国性银行、地方区域性银行，也包括为数不多的几个以民营资本为主体的银行。社会意识一旦形成，便具有很强的惯性和惰性，很难在短期内改变。
国企改革摸索了20年，从来都是在不断更改思路和调整政策中蹒跚前进，此轮国有银行的改革恐怕也难逃这一规律，这本来就是所有制度变迁的必然路径。
就国有银行改革目前所采取的思路来看，国家信用与国家资本的血脉联系是无法切断的。这种情况下引进的资本，只能在一个国家预先圈定的范围内发挥作用，最多在内部管理和市场运作上优化既有的体制。
为解决国家信用的退出问题，建立存款保险制度似乎成为一个可以依赖的选择。但存款保险制度的作用是有限的，不能期望过高，其作用也不应被夸大。
如果内生于整体经济环境及政治社会环境的银行体制没有发生根本改变，那么，银行改革的有效性将是令人怀疑的。目前局限于银行业内部改革和有关资本层面的改革措施，注定只能影响国有银行的表层结构。要想影响深远，有赖于改革从根本上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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