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八条之后的七部委联合新政来势汹涌。每个人都在仔细研读七部委联合发布《关于做好稳定住房价格工作意见的通知》八个条款的字字句句，挖掘字眼中有利或者不利于自己的信息。新政目标看起来很多，其核心焦点是什么，发生哪些变化呢？

    建设部政策研究中心副处长文林峰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提醒记者注意一个容易被忽略的字眼，“普通商品房”。这个词汇在新八条意见中的位置相当靠前， 其中第一条的第一句话就要求“尽快明确今明两年普通商品住房和经济适用住房建设规模、项目布局以及进度安排”。而“意见”中对一贯被看成高度市场化的普通商品房的管制和监督措施亦是相当的密集和强硬。

    在中国实施住房改革制度的十几年中，住宅被分成两个部分，一是需要政府关注提供保障的廉租房和经济适用房，二是完全市场化的商品房。据此，购房群体也被分成需要政府补贴的中低收入人群和在市场自由购买的中高收入人群。显然，此间存在一个不明朗的中间带，就是那些既不能享受政府补贴，又在房价高涨之后无力购房的人群。看清楚这一点，新政在要求坚持一贯的发展廉租房和经济适用房同时严格控制和管理普通商品房的用意彰显无疑：政府不仅要保证穷人有房住，还要强力介入商品房市场，保证有钱人和穷人之间更为广泛的中间阶层的利益，以维持一种更为广泛的公平。

    干预商品房市场

    建设部的工作人员异常忙碌起来。当记者电话联络文林峰时，文林峰正急急忙忙的要赶去开会。文林峰本人所在的政策研究中心正在配合七部委的联合新政做调研工作，调研的城市是天津，目的是了解新政的效果和反馈。除此之外，下周研究中心还要筹备一个税控调节专家研讨会，以期对刚刚采取的税收调节措施进行预评。另据了解，建设部下周即将召开各省市座谈会，研究新政策的实施细则。

    无疑，这一次的新政策决心甚大，将不会停留在“意见”层面，细化和落实正在紧锣密鼓地进行。这一点甚至连开发商都不怀疑了。

    紧接着新八条的出台，地产商开始仔细研讨，态度也发生了明显变化，王石在西安表示，“新八条”让悬念不再。冯伦表示要学会妥协，刘晓光则劝导开发商要以大局为重。北京国庆集团公开表示，将在开发过程中，适当的把一部分的利润让出来，降低一下房价，支持政府抑制房价过快上涨的政策。

    是什么让明星般的开发商如此凝重？

    观察新八条内容，有关金融、经济适用房、廉租房和土地供应等条款，在之前的政策中已经多次提及，并无太大变化。最大的变化在于政策宣布加大对商品房的干预力度。按照新八条，对中低价位普通商品住房建设项目，在供应土地前，由城市规划主管部门依据控制性详细规划出具建筑高度、容积率、绿地等规划设计条件，房地产主管部门会同有关部门提出住房销售价位、套型面积等控制性要求，并作为土地出让的前置条件。而彻底禁止期房的交易和增加房地产交易税则是对房地产交易市场的调控措施。这两点拿住了房地产行业整个流程的头和尾。

    “相比于过去的政策，政府要关注的重点有所转移，关注的范围扩大了”，文林峰分析，“从比例上来说，政府要关注占市场50％至60％的中低价位住房。”这个比例大大超过了原来政府的政策。如果我们把经济适用房计算在整个市场中，根据建设部的指导意见，类似北京、上海的大型城市，低价位经济适用房在整个市场的合理比例应该是10％到15％。显然，超出的这一部分就是新八条中的“普通商品房”。以上海为例，上海已经确定将在今年内按照新八条意见竣工900万平米的普通商品房，这样巨大的规模无疑将主导整个上海房地产市场，也可以算是新八条最大规模的实践。

    不过，文林峰表示，政府干预范围的扩展针对的人群还无法具体描述，而“普通商品房”究竟指的什么价位，什么位置的住宅也很难界定。明确新八条中的“普通商品房”概念将是下一步政策细化的重点，这个概念厘不清，具体实施就难以实现。文林峰预计，各个地区将会根据自身的情况开列出各自的“普通商品房”标准。

    被遗忘的中间带

    如果说新八条的推出对房地产市场来说是一轮重炮，开炮者最终却不是政府。因为，政府最初采取的措施是相当温和的。从2004年开始政府就着手控制房价。2004年4月27日，国务院发出通知，决定适当提高包括房地产开发在内的四大行业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资本金比例，房地产开发由20%及以上提高到35%及以上；10月29日央行上调金融机构存贷款基准利率；2005年3月17日，央行上调整房贷利率，个人住房贷款利率。这一连串行动都是以金融为杠杆，但是效果不明显。相反，房价继续上扬。(上接33版)

    房价上涨从上海波及到周围40多个城市，有的项目价格上涨好几倍，房源被投资客垄断起来。这些信息都从各种渠道反映到中央。“房价问题已经影响到社会稳定了”，文林峰说。

    推动和呼吁政府的力量不是那些住廉租房的穷人，而是那些原来能够买得起房的人；排队买房却买不到房的人；收入不变却眼睁睁看着房价飙升的居民。上海的舆论就普遍表现为上海原住民对房价的不满，而且转化为对外来购房人口和投资客的不满，房价使得原住民反而向上海外城转移。而2003年之前，上海甚至取消了经济适用房，因为经济适用房和普通商品房之间价格没有太大差异。也就是说，2003年之前，上海市民基本都是靠市场化的供应手段获得相对充足的居住空间。

    但是，放任的市场总要出问题，尤其是关系到居民生存基本需要的公平问题。随着上海房价的飙升，上海居民已经难以通过市场获得合适的住房。文林峰证实，这个问题相当严重，当初政策研究中心还曾建议过对外地或者国外地产投资进行限制来保障本地居民住房。

    事实上，也正是由于威胁到大部分普通城市居民的生活造成的强烈反馈使得政府采取行动。非常典型的是，在今年两会之前，政府对房地产的态度是控制固定资产投资，在两会期间温家宝总理关于要抑制房价的讲话之后才开始全力转向控制房价。而两会期间关于房价的提案和议论之多是人所共知的。

    之所以在一年之内，上海市民从普遍买得起房到基本失望，实际上是基于一个基本的机制。在住房改革之后，住房需求就明确地被划分成两个部分，一是针对无能力购房者和低收入购房者的廉租房和经济适用房，此外的人群都被划归到市场化自由调节的商品房市场。这样的结果是，廉租房和经济适用房只能保证非常小一部分人的需要。大多数人被完全抛向市场，要面对随时会大幅度波动的房价。在这个市场里价格上、位置和销售方式上几乎没有任何保障和优惠措施。

    清华大学教授杨燕绥指出，对市场放任的结果是一部分人在买房和房地产炒作中发了大财。但是土地资源是有限的，房产就是那么多，放任少数人买房就会有相当一部分人买不起房。在福利分房走向住房商品化的过程中，我们从一个极端走向另外一个极端。“面对大多数应当用自己的收入买得起房的人，在这个领域政府缺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