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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愿不愿意，我们已经熟悉了全球化生存，即使这种全球化只是在家门口。从最初的跨国贸易到现在的全球战略，跨国公司们在中国完成这一转变用了二十多年的时间，伴随其间的是公司数量的爆炸级增长，当1981年惠普在中国开办办事处之后，他们也得到了中国政府方面的激励，比如他们可以自豪F说“中国惠普公司”，而不像其他公司那样称为“XX(中国)公司”。
中国本土强大的同化力量与一切外来势力展开攻防，从合资公司里办公室的争吵到所谓的“中国关系学”都可以看出这种趋向。比如在一个以制度为主的一种商业系统里面，商业活动依靠合同开展。但在处于转型变革时期的中国，必须承认多数时候签订合同只是生意的开始，而决不是已经进入正规的生意环节，实际上很多事情内容还在后面进行，这需要了解每一个合同伙伴，可能在广东签的跟山东签的不一样，在山西签的跟河南不一样，改变这些需要时间，本土化意味着坚持与成本。
这一进程似乎没有退路，从最初可有可无的初级市场到决定业绩的核心砝码，中国在全球财富的分配中权重渐大，跨国公司们在中国的历程基本遵从这样的道路：从贸易开始，然后是规模不等的投资，随后引入大量成型的商业模式并开始充分利用中国的劳动力。现在，他们需要考虑怎样整合中国市场战略并将其纳入全球战略，往往是冲突与交融并存，而这才是真正富于挑战性的关键。
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惠普、三星、上海通用、诺基亚和IBM对于这种变化的出色适应能力以及历史对一个企业的影响，沃森父子创办IBM之后，他们不仅需要利润，更强调一个企业的社会责任。当每年超过3000个IBM科学家集会讨论世界的未来时，我们可以看到他们获得尊重的原因。惠普很好地把全球业务与中国市场相结合，尽管一系列的并购和人事调整使他们受到质疑，但以打印机为代表的惠普系列产品始终提供着一种拥有可靠品质的选择。诺基亚是中国最普及的通讯产品，他们一直在了解中国人的喜好，比如他们每隔几月就推出新品以满足许多人对新鲜感的苛刻要求。三星出色的设计和创造能力在世界范围享有盛誉。
除了利润指标这些硬要求，我们看到它们的影响正在扩大，而决不仅仅局限于商业领域，就像管理学大师彼得·德鲁克在《工业人的未来》中所说的，“公司已经成为社会公共机构的现实，它不仅仅是经济机构，还是政治机构，公司以及公司的管理者对物价、工薪和工作时间、产量所做出的决定，引导并浇铸千百万人民的生活。” (史彦＝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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