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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商务部长正在北京紧急访问，而中欧之间商务官员的讨论也在进行之中，中国与欧美之间在纺织品贸易上的争端最近再次让世界的目光聚焦于中国经济的崛起方式问题上。当中国商务部部长薄熙来在国务院的新闻记者招待会上说出你给我们的企业加上半斤的压力，我就要给它撤掉八两的负担的强硬措辞时，我相信西方的观察家多少会感到意外。也许在他们的眼里，中国在国际贸易中的基本策略是通过作出更多的让步来维持与欧美的贸易市场的。但他们在很大程度上误读了中国经济崛起和对待国际贸易的基本态度和策略。中国国内对
像纺织品这样的行业的重组和结构变革一直在进行中，中国早已打算要把来自后配额时代的贸易变局与国内产业经济的调整有机地结合起来，但中国的这一努力却没有被欧美的政治家所看到。
如果要评论中国经济的起飞和中国崛起的方式的话，中国与日本、韩国是有显著不同的。到目前为止，从开放的深度和广度来衡量，今天中国的国内经济和市场甚至比今天的日本和韩国都更开放，虽然中国的经济发展水平还明显落后于日韩。从这次纺织品贸易争端来说，欧美政客显然把中国今天的经济增长和崛起方式简单地看作了第二个经济日本。他们曾将日本在经济上的崛起视为来自亚洲的挑战和威胁，而现在这个亚洲的挑战变成来自崛起中的中国。
日本经济的扩张在上世纪70年代后和80年代初受到了西方主要国家的抵制。与今天我们看到的情况类似，日本在出口贸易上与美国发生持续的摩擦和争端，出现大量的针对日本产品的倾销指控等。后来美国又强制日本签署广场协议，逼迫日元升值，引发日本资产部门的严重泡沫，将日本经济拖入萧条和衰退。今天中国面临的来自欧美的压力在内容上也是如此，人民币的汇率受到挑战、升值压力加大；贸易摩擦和纠纷迭起；很多产品面临倾销指控。
可是，如果把中国的经济崛起简单地理解为又一个日本的话，那是没有懂得中国自1978年以来的经济变革的真正含义。与日本不同，中国有世界上最大的市场规模和消费者群体，又接纳了世界上仅次于美国的外商直接投资。中国经济的崛起对世界经济更是机会和贡献。日本经济崛起的时候并没有向世界开放自己的市场，结果日本在1951年至1973年实现了出口扩张和贸易顺差的急剧增长。而中国在今天全面深度开放的条件下，已经难以像日本那样来获得一般出口贸易和顺差的巨大增长。与日本还有所不同的是，由于全面的开放和经济的持续增长，中国经济对世界市场的依赖与世界经济对中国经济的依赖已经变得同等重要。看不到中国经济拥有与出口能力一样的进口能力，将是一个很大的错误。
认识到中国经济所具有的这个平衡能力，我们就需要确保中国经济稳定发展和增长的时间。现在说中国经济的增长和崛起对世界经济和主要发达国家经济的繁荣是一个利好，应该是不会有很大争议的。但问题是，世界经济(主要指欧美发达国家经济)是否在提供条件以确保中国经济从高速增长不断走向稳定增长并去实现它与世界其它经济之间的平衡能力呢？不管怎样，经过15年的艰苦谈判后，中国最终在2001年11月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这一进程本应理解为这样的一个条件创造。但遗憾的是，进入WTO后过渡期以来，很多事件表明，情况不容乐观。日本早年曾遭遇的摩擦、冲突和压力正在中国的崛起中再现。
欧美针对中国经济崛起实施的这些压力虽然有增无减，但大多数经济学家已经清楚地看到，压力主要是来自于纯粹的政治利益而不是出于经济利益的考虑。这也就意味着：第一，这种政治的考虑是短期的、间歇性的。第二，中国今后需要在重大经济政策的国际协调上更多地发挥政治和外交的作用。当然，更重要的是，过去15年来，当中国经济的大门进一步向西方敞开的时候，中国希望获得的不仅仅是开放带来的参与国际经济一体化的机会，同时还把开放视为推动国内经济体制和结构变革的重要外部力量。中国知道它需要并且试图把来自外部的变革压力与妨碍内部体制和结构变革的惯性之间巧妙地联系起来。因此，中国不仅需要高速的经济增长，同时还需要在增长中寻求并实现经济体制和结构的变革，而这个变革显然需要欧美的耐心与合作。与西方的政治家不同，西方的大多数经济学家、企业家和投资家都已看到了中国经济崛起的方式和对世界经济的意义，这就为中国经济的和平崛起提供了主流的舆论和长期有利的条件。
作者：张军
（来源：上海证券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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