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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画卷收藏在北京故宫博物院，中国城市的《清明上河图》画卷留存在我们的记忆中。我们现在所言及的街头，全然是西方标准，亦如我们的城市充满了国外建筑设计师的作品一样；中华文明孕育出的传统街头，千百条小巷、胡同、里弄以及其中的市井生活，在推土机下轰然消失。
传统的街头是市井
对湖南省里耶的考古证实，中国在汉代时已有城市中央大道。那是一条南北向的、宽约10米的官道，从路旁的建筑遗迹来看，当时官道的两边应该是店铺林立、商贾云集。在唐代，长安更是文人墨客和万国商贾云集之地。而中国传统的街头与农耕文化有着很深的渊源，从墟到集，从集到市，交易平台的升级也伴随着社会文明的发达。
同样繁华的市井在更迟的《清明上河图》中化为开封的影像：以高大的城楼为中心，两边有茶坊、酒肆、脚店、肉铺、庙宇、公廨等等。商店中有绫罗绸缎、珠宝香料、香火纸马等的专门经营，此外尚有医药门诊、大车修理、看相算命、修面整容。大商店门前还扎着“彩楼欢门”，悬挂市招旗帜，街市行人摩肩接踵，有做生意的商贾，有看街景的士绅，有骑马的官吏，有叫卖的小贩，有乘坐轿子的大家眷属，有身负背篓的行脚僧人，有问路的外乡游客，有听说书的街巷小儿，有酒楼中狂饮的豪门子弟，有城边行乞的残疾老人，男女老幼，三教九流，无所不备。交通运载工具有轿子、骆驼、牛马车、人力车，样样俱全。──北宋文学的发达，与街头市井文化的发达关系密切。
及元代，作为都城的北京在1267年开始了胡同的历史，在蒙古语里，胡同是“水井”之意。若干四合院连接起胡同，6074条胡同（据1949年的统计）构成了北京市民的居住方式和市民文化。胡同深处是人家，胡同文化讲究“处街坊”，杀棋对酒会鸟友聊天。而在南方，小街、小巷、里弄构成市井，那是一种亲切、温暖、有人情味和民俗的世俗生活。
今天的街头是东施
今天，无数市长出国考察团取经回来之后，我们的街头变了。
“拆”，成了城市建设的第一步；“国际化”，成了城市规划的主旋律。中国的城市街头，变成了“巴黎＋纽约＋伦敦＋新加坡＋洛杉矶＋……（N个国际名城）”。我们是谦逊的学习者吗？还是失去了方向效颦的东施？从有形式无实质的街道效果来看，不幸是后者。
今天的中国城市不是自然生长的城市，太依赖于强行的扩城和人工规划，完全是商业导向和利益导向，导致街道规划经常流于泛滥的某某专业一条街。高架桥又来了。当城市架空之后，人们奔驰在城市的上半身，下半身的街道却濒于瘫痪。作家张承志恨恨地说：“仅仅为了一个交通的借口，就可以把每一个北京胡同的路口都变成立交怪物……拓宽，把每一条路都拓宽到80米、100米，碍事的九经九纬，可以在它的81个交叉点都建起恐怖的立交桥。不远的未来，可以畅想人行横道上挤满了摆渡般的过街公交车。区区胡同就盛不下你的乡愁么？为了交通、汽车、楼盘，为了长官意志和肥腴利润，可以把一切文明剜骨剔肉，拆个精光！”
此外，汽车导向的、非步行化的街道设计，使逛街成为一件趋凶涉险的事情。当然，每个城市也有几条样板街，但全城人不可能都涌到样板街上来享受城市。太大的街道尺度，可观赏不可歇息的街道设置，以及时不时的安全问题，使上街变得有负担起来。除去街头雕塑，更鲜活的街头艺术总是告缺，并处于被驱逐之列。
我们需要的街头标准
我们需要什么样的街头，取决于我们需要什么样的生活方式。
米兰·昆德拉在小说《慢》中写道：“慢的乐趣怎么失传了呢？古时候闲荡的人到哪儿去啦？民歌小调中的游手好闲的英雄，在露天过夜的流浪汉，都到哪儿去啦？他们随着乡间小道、草原、林间空地和大自然一起消失了吗？”
是的，慢的乐趣失传了，有竞争力的公司必然是讲究速度型的公司，畅销的商品总是属于能迅速生产、运输和消费的商品。就连地产中介都在公交站台打出“我们每10分钟卖出2套房”的广告语，这时谁还再对建筑品质认真和苛求？谁还对默默无闻的、不属于新财富英雄之列的人心怀测隐？今天，我们把自己需要的生活方式，全然交给了时尚，而时尚恰恰是最靠不住的，它的背后，商业利益的狡黠眼神无时无刻不在注目着大众。
于是我们需要的街头，只能是时尚的街头。即便有一天，我们发现这样的街头不是来自于我们的文化基因、并非真正属于我们并令我们享受的，我们也将回不去了。至少在现在，传统的街头被我们一锹一锹地连根拔去了，传统的生活方式、连同传统的闲情逸致也随之远去。文化老人汪曾祺说过：“在商品经济大潮的席卷之下，胡同和胡同文化总有一天会消失的。也许像西安的蛤蟆陵，南京的乌衣巷，还会保留一两个名目，使人怅望低徊。再见吧，胡同。”
会不会有那么一天，我们对今天还很热衷的街头失望地说一声：再见吧，街头。
《市场报》 (2005年06月03日 第二十五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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