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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江门举行的“中国投资环境论坛”上，与会学者虽然普遍认同中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和投资环境建设，也有专家提醒不要忽视取得这些成绩付出的代价。目前中国处在完善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型阶段，政府服务水平尚有很大的改进空间，环境恶化、能源浪费问题也很严重。5月28、29日两天，旨在通过研讨城市经济发展的经验和投资环境评价方法，促进各地区有效地改善投资环境的“中国投资环境论坛”在江门举行。
本届论坛由广东省人民政府、世界银行、国家信息中心与国家发展与改革委员会国际合作中心主办，江门市人民政府与广东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承办。全国人大副委员长何鲁丽宣布了论坛开幕。来自国家部委领导及金融部门、研究机构、国际组织专家，有关省市政府代表和世界银行，大型跨国公司、企业代表和工业园区负责人等嘉宾共400多人汇聚一堂，就“地方经济可持续发展”这一主题展开深入探讨。
与会嘉宾普遍认同中国目前的投资环境，广东省和江门市在投资硬环境和软环境建设方面做出的努力和取得的成绩也受到嘉宾们的赞扬。世界银行中国局局长杜大伟指出，在全球化的时代，所有发展中国家比一些发达国家发展快，在八十年代的时候已经出现。很多非洲国家对生产有高达30％的税收，在印度尼西亚有20％的出口加工税，巴西是15％左右，而在中国，最低的只有12％，可以说是税收最低的国家。中国这样的模式，提供了比很多发达国家，比如波兰、荷兰等更好的投资环境。
同时，与会专家们也指出目前中国处在完善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型阶段，政府服务水平尚有很大的改进空间，环境恶化、能源浪费问题严重，知识产权保护也需要进一步努力。监管决定投资成本
杜大伟在其报告中指出，税收不是企业最大的成本负担，与政策相关的成本造成了企业的最主要负担。与波兰、巴西、印尼、坦桑尼亚等国家相比，中国的政府监管导致的成本占企业政策相关成本的最大比例，大约占到企业销售收入的5%左右，而基础设施的不可靠导致的成本占到销售收入的3%左右，行贿导致的成本也要占到2%左右；杜还用图表直观地说明监管程序越多，腐败就越严重，而由此造成的企业的成本也就越大。
世界银行的高级经济学家王水林在介绍世界银行对世界各国的投资环境的调查研究时指出，世行在衡量政府的效率，监管负担方面，是看一个企业的高级主管每年花多少时间来跟政府打交道，以此测算时间的成本。通过调查，中国企业的主管每年要花9％的时间跟政府打交道，这已经接近于拉美国家了；在市场进入和退出方面，世行以申请开办手续和时间来量化看市场进入和退出的障碍，第一次调查发现中国企业需要12道的手续办执照，需要92天的时间，高于世界的平均水平，世界平均水平是10道手续40多天；再次调查时，发现中国的情况有所改变，也需要40多天，这跟政府的职能转变也是有所关系的。能源危机降临中国
能源也是构成投资硬环境的主要部分，中国近几年来的能源危机也引起了各方关注。国家环保总局中国环境规划研究院的王金南总工程师在其报告中指出，中国的人口资源环境特点，是北煤南运、南水北调、西气东输、西电东送、西人东走、西输东密、西黄东绿、东污西迁、东富西贫。从2003年中国经济发展的情况来看，基本上沿用了传统的两高一低，也就是说高消耗、高污染、低产出。2003年中国消耗了世界34％的钢材、40％的水泥、7％的原油、27％的化肥、28％的农药、9％的耕地，但是用传统GDP来衡量的产出，只有全球GDP的不到4％。同时中国的污染排放，像二氧化硫，占到全球的31％，二氧化碳占到全球的14％。
王指出，从世界的角度来看，假如说各个国家都以美国的资源消费模式和消费标准来发展经济，那么就需要上帝在未来一百年的时间里再创造三个地球。中国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进入第一污染高峰之后，目前正在进入第二个污染高峰。根据世行的研究，到2020年，中国经济总量要在现有基础上翻两番的时候，假如要保持环境污染物排放量的不变，也就是说环境状况不再恶化下去，那么单位GDP的污染负荷必须下降四倍，这是最简单的一个要求。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国必须穿越两座高山，第一座是资源高山，也就是万元GDP的能耗必须从2000年的1.46下降到2020年的0.57，万元GDP的损耗必须从2000年的615吨下降到2020年的120吨。第二座高山是环境的高山，万元GDP的COD排放强度必须从2000年的22.3公斤下降到2020年的5.58公斤，二氧化硫排放强度必须从2000年的16.2下降到2020年的4.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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