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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耕身
据6月2日《大河报》报道，6月1日这天，河南信阳市中心医院传染病科住院部的病人及家属心急如焚：找遍整个病区，却不见一个医生、护士的踪影。据了解，医护人员集体“失踪”是因为受到一个病人的威胁。信阳事件把两大问题凸显在人们面前：如何处理或应对医患之间的敏感关系？如何填平个人权利与公共利益间的沟壑？
我们从保洁人员“上午7点钟来上班，就没见到医生、护士”，到傍晚6点仍然没有恢复正常上班的叙述中吃惊地看到，医护人员集体“失踪”长达一整个工作日。而与之相随的，是病人及家属的心急如焚，是连接各个病床的呼叫器响个不停。我们现在不知道，是否有病人因为医护人员的失踪而出现了延误或加重，但由此不难想象是，医护这个专业群体的不合作态度对一个社会意味着怎样可怕的局面。
以患者生命、职业道德或公共利益的名义，我们无法不对医护人员集体失踪的做法提出严厉的质疑。但在另一方面，当一些医护人员“含泪”说出“一名病人不断闹事，甚至扬言把他们全部砍死，没有人敢来上班了”的话时我们又该如何责之于医护人员呢？要知道，在任何时候，恐惧都是一种最基本也最应当谅解的人性。
一件在今天早已并不罕见的医患纠纷，为何演变成了医护人员集体失踪？这是信阳事件第一个层次的问题。而当那位闹事的患者说出“医护人员也应该对病人给予更多的爱心”，以及一位医生说出“希望广大患者能体谅和理解医护人员，给我们创造一个良好的工作环境”的话时，其实在医患双方，都已不再仅仅局泥于这一起事件本身，而指向了对于最终解决医患矛盾的根本诉求。这则是信阳事件第二个层次的问题。
患者连日闹事，扬言砍死医护人员，为维护公共利益，公安部门及时介入，便断不至于导致医护人员的集体失踪。但这种用于解决第一层次的办法，并不能用于解决第二个层次的问题。笔者无法完全了解信阳事件中的医患纠纷到底缘自什么，但当我们将信阳事件放在一个时期内医患矛盾的大背景之下时，我们应当意识到，对这种矛盾的疏导或求解，是一个社会共同面临的制度拷问或智慧考验。
中国医师协会在2004年就执业环境曾对医生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认为良好的为7．1％，一般的43．5％，较差的37．3％，极差的11．1％。医患关系状况可见一斑。而对于造成医患关系紧张的原因，舆论也一向有着清醒的认识，比如，医疗体制不合理和社会保障制度不健全是医患矛盾产生的根源。政府对卫生投入不足，迫使医院“以药养医”，同时，医疗资源配置的不合理，都形成了看病难的局面。还比如，患者在权利意识增强的同时，对医学科学的特殊性却认识不足；部分医院及医务工作者尚未完全树立起以人为本的服务理念，等等。
事实上，上述有关医患矛看原因的说法，均来自今年全国两会代表委员们在讨论“医患关系怎样走向和谐？”时的说法，其实也已不新鲜。所以我们现在更重要的问题在于，如何从医疗体制、职业伦理以及社会心理的准备方面，真正着手化解医患矛看，和谐医患关系。因为无论如何，谁也不能承受医生集体失踪之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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