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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们在讨论中日关系中存在的问题———特别是历史认识问题时，引发这个问题拖而不决的症结何在？日本方面的责任主体到底是谁？
可供选择的答案有两种。一种是，责任在一小撮右翼分子（包括一些政客、官僚）；另一种是，深层责任植根于日本国民的普遍心理（社会思潮）。笔者的判断是后者。原因在于：
如果问题真的只出在一小部分议员和阁僚等的身上，撤换了他们问题就该解决了。但事实是，引发问题的阁僚、议员不绝于后。众所周知，战后日本实现了民主化。在民主化体制下，能说作为民主主义土壤、直接或间接地选举产生了这些议员和阁僚的国民身上没有责任吗？
在日本经济高度成长期中，国民意识总体上趋向保守化。战后初期的日本，战争的记忆依然鲜明，民主化教育得到推进，首相（指“公职追放令”解除后，复归并当选首相的鸠山一郎、岸信介）的“战犯”形象在世间投下的阴影……在那个时期，日本的国民层次上有着希望尽快从过去的惨痛经历中摆脱出来的反战自觉性和反省的使命感，“安保斗争”可以说是其集中反映。
“60年安保”的失败，以及随后进行的大选中自民党多数议席的维持等现象表明，大众并没有为了“大义”而甘冒丢弃优裕的物质生活的心理准备。在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后，中曾根首相提倡的“战后政治的总决算”可以看作是对整体上保守化了的国民思潮的一种“集大成”式的反映。当然，前述的“国民和保守政府之间的和解、革新党派和保守党派之间的和解”现象和这里所讲的“国民意识的保守化”现象是互为呼应的，它们是同一片叶子的两面。
总之，我们看到，在“日本和亚洲国家之间的和解”还没有达成的情况下，“日本国民和保守政府的和解”却随着经济高度成长的进程率先在潜移默化中达成，这极大地影响到了中日关系。一个可忧虑的现实是：在实现了制度民主化的战后日本，国民本来应该肩负起的对战争、对日本民族的未来的反省责任随着经济高度成长（特别是大众化社会）的到来而土崩瓦解，留为时至今日的难缠的课题———而笔者认为，今天的日本国民尚未对这一事态的严重性抱有清晰的认识。今后，没有日本民众的主体性参与，中日之间的历史问题仍将无望解决。
（作者为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政治学副教授）
《国际金融报》 (2005年06月03日 第七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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