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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高储蓄率是保障经济高速增长和金融稳定的重要条件。在讨论长期发展战略以及金融体制改革的时候都涉及到这样一个问题：中国的高储蓄率能持续多久？
世界上没有任何国家能够长期保持高储蓄率。高储蓄率通常只出现在经济起飞的前20－25年，中国的高储蓄率有望维持到2012年前后。在高储蓄率尚未走到终点之前，必须抓紧金融体制改革，防范可能出现的银行流动性风险。
世界各国储蓄率相差悬殊
近年来，中国的储蓄率一直在世界各国当中名列前茅。在1994年中国的储蓄率高达43％。高储蓄率为经济增长提供了资
金来源。更为重要的是，源源不断的资金流保证了金融机构的流动性，增强了银行的稳定性。在讨论长期发展战略以及金融体制改革的时候，“中国的高储蓄率还能持续多久？”这个问题就值得认真研究。
世界各国的储蓄率（总储蓄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相差很大。在2001年，全球平均储蓄率为19.7％。富国的储蓄率大约在20％左右。例如，美国的储蓄率为16.5％，英国16.7％，德国19.6％，加拿大23.2％。西方各国的储蓄率在最近几年呈下降趋势。一般地说，富国的储蓄率高于穷国，例如，布隆迪的储蓄率为5.2％，缅甸11.3％，埃及15.1％。
富国和穷国的排序并不是一成不变的。有一些经济体赶了上来，由穷变富。他们的储蓄率都比较高。只有他们才有可能大量投资，加快增长速度。亚洲四小龙（香港、新加坡、台湾、韩国）在上个世纪储蓄率高，经济增长速度也高，例如，在1995年，韩国的储蓄率为36％，台湾地区27％，香港地区32％，新加坡高达50.8％。在上个世纪80年代，亚洲的泰国、马来西亚、印尼等曾经出现了高速经济增长，他们的储蓄率也相当高，例如，在1992年，泰国36.2％，马来西亚37.2％。可惜，这些国家和地区在1997年遭遇金融危机之后，经济增长势头减缓，储蓄率也明显下降了。从世界各国统计数据可见，没有任何国家可以长期保持高储蓄率。是什么原因使得这些经济体在经济高速增长时期保持了高储蓄率？为什么在一段时间之后储蓄率纷纷下降？
不同经济增长阶段储蓄率不同
美国经济学家罗斯托在《经济增长阶段》一书中把经济增长分为五个阶段：传统社会、起飞前阶段、经济起飞阶段、趋于成熟阶段、大众高消费阶段。在传统社会中民众收入很低、消费水平很低。能够解决温饱已属不易，哪里还有能力储蓄？在这个阶段不可能出现较高的储蓄率。如果要经济高速增长，一定要改革经济体制，打破旧制度的束缚，解放生产力。经济起飞（高速增长）意味着大量投资，大规模建设工厂、基础设施，改善交通和通讯。投资所需要的资金必然来源于储蓄。显然，只有高储蓄率才能保证经济起飞所必需的大量投资。高储蓄率是经济起飞的一个必要条件。
在储蓄和消费之间存在着矛盾统一的对立。当高速增长持续若干年之后，储蓄率将面临着来自于两个方面的影响：一方面，国民收入的提高使得人们有能力储蓄更多，另一方面，人们对提高生活水平的追求有可能降低储蓄率。经济发展的目的是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为了激励生产积极性，必须在经济增长的同时逐步提高民众的生活水平，而民众消费水平的提高必然降低储蓄率。
近年来，许多经济学家研究了储蓄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Hellmut Schutte和Deanna Ciarlante在他们的书中指出：储蓄率的高低和一个国家的文化背景相关。亚洲各国的消费形态和西方国家不同。东方的宗教和文化对于居民的消费习惯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拥有儒学背景的亚洲国家的储蓄率明显高于西方国家。
哈佛大学教授、经济学家钱纳里指出，提高投资和储蓄是经济高速增长的必要条件，但是却不是充分条件。经济持续增长需要一系列制度变革。他指出，边际储蓄率在增长过程中并不是一个常数。当人均收入增加时，边际储蓄率先增加然后再下降。平均储蓄率也呈现先增后降的趋势。无论是边际储蓄率还是平均储蓄率都有一个高峰。
Aghevli，Boughton，Montiel研究了储蓄率和经济增长率、人均收入、贸易增长率、人口老化率、人口城市化程度等变量之间的关系。
Edwards等人采用36个国家从1970到1992年之间的数据检验了储蓄率的决定要素，研究了导致各国储蓄率有如此巨大差距的原因。他们指出有必要将储蓄分解为政府储蓄和居民储蓄两个部分。政府储蓄对于社会储蓄率的影响是负的。也就是说，政府储蓄（投资）越高，整个社会的储蓄反而变低了。社会保障程度越高储蓄率越低。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率越高则储蓄率越高。
根据他们的研究，影响储蓄率变化的变量有：（1）居民收入增长率，毫无疑问，如果收入增长的速度超过消费增长速度，储蓄率上升。
（2）人口年龄结构会明显地影响储蓄率。年轻人收入低或者没有收入，而他们预期在未来有较高的收入，因此年轻人的储蓄较少。居民储蓄主要来自于16－60岁的人群。老年人不仅不能继续提供储蓄，反而要取出以往的储蓄以供退休后的消费。如果老年人占人口的比例上升，储蓄率将下降。因此，人口老龄化对居民储蓄有着明显的负面影响。
（3）相对价格的变化会改变储蓄率。如果在短期内消费价格指数上升，有可能使得居民推迟消费，而增加资本项目投资。
（4）利率可能对储蓄产生双方面的影响。提高利率可以提高储户对未来收益的期待，鼓励储蓄。但是对于未来财富的乐观估计又可能提高当前的消费，从而降低储蓄。前者称为收入效应，后者称为替代效应。大量研究证明，在大多数情况下，利率对储蓄的收入效应要高于财富替代效应。
（5）通货膨胀对储蓄也有两方面的影响。高通货膨胀会使得居民的财富贬值，物价上涨，为了保持生活水平不致下降，激励他们增加储蓄。与此同时，高通货膨胀使得投资的未来变得更不确定，从而降低人们储蓄的愿望。
新一代消费高于长辈
在经济起飞之前，储蓄率长期在较低水平上徘徊。在经济起飞时期，随着人均GDP增长，储蓄率逐步上升。也就是说，储蓄增长的速度高于消费。储蓄率在“起飞阶段”达到高峰。当储蓄率上升到30％之后，在这个高水平上波动了一段时期。储蓄和消费几乎以相同的速度增长，储蓄率保持基本不变。在“趋于成熟阶段”维持高储蓄率。在维持高储蓄率大约20－25年之后，消费的增长速度终于超过了储蓄。随着人均收入的增加，储蓄率开始逐年下降。在“大众高消费阶段”，耐用消费品的需求逐步增加，储蓄率逐渐回落到“正常”水平。在储蓄率上升和下降之间有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储蓄率维持在高水平上，几乎和其他变量的波动没有影响。究竟是什么因素导致储蓄率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几乎和其他经济变量无关？
把心理学和社会学的研究成果介绍到经济研究中，也许可以解释在经济增长过程中储蓄率变化的原因。一个人的价值观形成于他的青少年时期。社会环境和家庭环境造就了一个人的生活习性，包括他的消费习惯。出生于贫穷家庭的人很可能终身保持比较节俭的消费习惯。即使他们的收入水平有了显著提高之后，他们依然愿意维持原来的消费习惯，这群人的储蓄率必然比较高。而富家子弟从小花惯了钱，除非实在没有资金来源，他们将倾向于维持较高的消费水平。
大量统计数据证实，人们往往在青年时代业已形成他们的消费习惯。一旦形成之后，无论他们的收入或财富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大多数人将保持他们的消费习惯不变。豪华、奢侈的生活方式未必能够增加他们的乐趣或者改善他们的生活质量。也许存在着某些特例，但是从社会群体来观察，人们在消费上保持着巨大的惯性。这个惯性使得人们选择了各自的生活方式，各得其乐。
从16岁到60岁年龄段的居民是社会劳动力的主体，同时也是主要的储蓄者。在经济起飞之前，发展中国家的绝大部分居民处于贫困状态，购买力有限，习惯于比较俭朴的生活。随着经济起飞，他们创造的财富越来越多，收入也逐渐升高。刚刚摆脱贫穷的人对于生活水平的逐步提高非常满足。即使他们的收入已经能够支撑较高的生活水准，但是惯性使得他们依然保持原有的消费习惯。大部分居民脑海中对于昔日贫穷的记忆，使得他们更倾向于增加储蓄，防止再度跌入贫困。此外，在刚刚开始经济起飞的国家中服务业欠缺发达，尚且不能提供高档次、多元化的消费选择，有助于在社会上保持俭朴的风气。
可是，人们并不愿意让他们的子女重复当年艰苦的日子。随着经济高速增长，人们有能力为下一代提供更加舒适的生活条件。在经济起飞过程中成长起来的新一代，他们的消费习惯与长辈迥然不同。他们衣食无虑，可支配的资金逐渐增加。特别是随着开放，大量外国商品和消费方式传入境内。迅速发展起来的服务业为年青一代提供了更多的消费选择。在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的消费攀比现象促使新一代具有高消费倾向。在亚洲四小龙，年青一代的消费水平普遍高于他们的长辈。
通常人们将收入分为消费和储蓄二个部分。如果收入和消费增长的比例相等，那么储蓄率将保持不变。另外，居民消费不仅和当期的收入有关，也依存于过去的收入和消费水平。
我们把经济起飞初期年龄在16－60岁的人称为第一代，把年龄低于16岁以及在此之后出生的人称为第二代。显然，一年以后，第二代包括了0－17岁的人口。随时间进展，逐年递推，属于第二代的人口越来越多。由于当前中国的储蓄率在40％左右，因此可以假设第一代居民的边际消费率为0.6。假定每个居民保持他们原有的消费惯性，边际消费率终身不变。新增劳动力的边际消费率是个时间变量，逐年递增。假设每一年上升0.005，那么10年之后边际消费率上升到0.65，再过10年上升到0.7。边际消费率的数值可以通过统计分析求出。
根据这些假设构筑的跨代模型可以描绘储蓄率变化的规律。当第一代人的可支配收入增加之后，自然会适度提高他们的消费。第二代人的消费不仅和他们的收入有关，而且他们的边际消费率也在逐年上升。随着岁月推移，第二代人在社会上占有的比重越来越大。大约25－30年以后，第二代人在人口结构中占有多数。整个社会消费增加的速度必然超过收入，储蓄率下降。从经济发展的全过程来看，在“经济起飞阶段”储蓄率上升，在“趋于成熟阶段”储蓄率保持在较高的水平上，在达到“大众高消费阶段”之后储蓄率逐步下降，收敛于发达国家的一般水平，由穷国消费模式转变为富国消费模式。
台湾和韩国的储蓄率变化
研究中国储蓄率的变化规律，最好的办法就是看看世界上别的经济体走过的路。在过去半个世纪中，实现了由穷变富转变的经济体并不多。除了石油输出国之外，最典型的是亚洲四小龙。其中香港地区、新加坡属于城市型经济，和中国的可比性不高。韩国和台湾地区的储蓄率变化比较有借鉴意义。台湾地区和韩国在文化背景上都属于儒学。特别是台湾地区和祖国大陆同文同种，在文化、经济各个方面相似的地方非常多。台湾地区和韩国的经济发展领先大陆的时间并不长。因此，研究台湾地区和韩国储蓄率变化对于预测大陆储蓄率具有非常重要的参考价值。
罗斯托的“经济增长阶段”理论并没有明确地给出各个阶段的定量概念。本文试图根据储蓄率的变化定量地划分罗斯托的“经济增长阶段”。在“经济起飞阶段”，储蓄率随着人均收入的增加而增加。储蓄率和人均GDP增长率正相关。在“趋于成熟阶段”，储蓄率和人均GDP的变化无关，储蓄率始终保持在较高的水平。当进入“大众高消费阶段”时，储蓄率和人均GDP的变化呈现负相关，随着人均GDP的增长，储蓄率逐渐下降，并且趋向一个比较稳定的水平。
台湾地区的储蓄率在1970年跨过25％。1972年跨过30％。在1987年台湾储蓄率达到顶峰38.5％。随后，台湾的储蓄率开始下滑。在1989年降到了30％，在2001年降到25％以下。如果以25％作为高储蓄率，台湾从跨入高储蓄率到储蓄顶峰花了16年，维持在高储蓄率大约30年。如果以30％作为高储蓄率，那么，台湾在高储蓄率阶段维持了24年。
分析表明，台湾在1970年以前，储蓄率随着收入的增加而增加。在1970到1989期间，储蓄率的变动则基本上和人均国民收入没有关系。因此，这个时期可以被称为“趋于成熟阶段”。
从1990年到2003年，在储蓄率和人均收入之间产生了非常明显的相关关系。在此期间，台湾的储蓄率和人均GDP的增长率呈显著负相关。随着人均收入的增加，储蓄率下降。这表明台湾已经进入了“大众高消费阶段”。
韩国的储蓄率在1976年超过了25％，在1984年比较稳定地超过了30％。在1988年达到顶峰（40.5％）。随后逐年下降，到了2000年韩国的储蓄率降到30％以下。韩国保持30％以上的高储蓄率26年。
详细分析，在1976－1999年期间，韩国处于“趋于成熟”阶段，一直维持较高的储蓄率。在韩国经济“趋于成熟阶段”，储蓄率和其他经济变量的关系并不密切。人均收入的增长并不能解释储蓄率的变化。可是，当这个经济体连续保持高储蓄率超过25－30年以后，韩国进入“大众高消费阶段”，储蓄率开始逐年下降。储蓄率和人均收入呈现负相关。也就是说，当人均收入增长时，储蓄率反而逐步降低。
对中国大陆数据进行分析，得出的结论和台湾地区在1970到1989年，韩国在1976年到1989年期间的情况基本相同。
分析表明，在1979年到1987年期间，中国大陆储蓄率随着人均收入的增加而上升。在1987年以后，中国大陆储蓄率的变化和其他变量没有统计上的显著相关性。人均收入在这段时间内迅速增加，而居民消费增长的速度与收入基本相当。无论其他变量如何变化，中国的储蓄率始终保持在一个相对稳定的高水平，这表明中国目前依然处于经济发展的“趋于成熟阶段”。因此，有理由将1987年选择为“趋于成熟阶段”的起点。
高储蓄率还能保持多长时间
究竟高储蓄率能够保持多长时间？由于世界上实现了由穷变富的经济体为数不多，目前尚且缺乏足够的样本来进行计量分析。并且各经济体的文化传统背景各不相同，维持高储蓄率的时间必然会有一定的差异。然而有一点结论是相当清晰的：维持高储蓄率的时间很难超过一代人。
从1979年中国开始改革开放，人均国民收入持续增长，与此同时，人民生活水平得到了显著的改善。在1979－1987年期间，工资制度还处于计划体制下，收入上升得比较慢。粮票、布票等计划经济下特有的消费分配方式仍在继续。市场机制尚在形成过程之中。收入和消费同时增长，而收入增长的速度超过了消费。因此，中国的储蓄率呈上升态势。第一代效应占据主流。1987年以后，在消费和收入的关系上市场机制逐渐占据主流。因此，将1987年选择为“趋向成熟阶段”的起点是符合当时的国情的。
在第一代人依然是社会劳动力主体的时候，收入和消费几乎等比例增长。储蓄率在高水平上波动。岁月推移，越来越多的第二代年轻人参加工作。随着第二代人在16－60岁年龄段中所占的比例逐年增加，整个社会的消费行为也会逐渐发生变化。最终，消费的增长速度必然会超过收入增长速度，从而使得储蓄率呈下降态势。
韩国和台湾地区保持高储蓄率25年左右，考虑到在经济转型过程中政府储蓄依然保持着较大的份额，中国大陆的高储蓄率可能维持25－30年。如果我们以1987年作为“趋于成熟阶段”的起点，那末，大约在2012－2017年期间，中国大陆的储蓄率将明显出现下滑趋势。由于储蓄率下降有可能对中国的金融体系的稳定产生重大的冲击，因此必须在储蓄率仍然保持在较高水平的时期抓紧推进金融体制改革。
（徐滇庆为加拿大西安大略大学休伦学院终身教授，高娜、章倩文为该学院学生）
总储蓄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图表略，详见PDF）
中国大陆的储蓄率（图表略，详见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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