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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哲
兰州市纪委近日发出了《关于严禁领导干部在婚丧嫁娶等事宜中大操大办、借机敛财的通知》，严禁领导干部在婚丧嫁娶中大操大办、收敛钱财，对违反规定者要严肃查处。（6月1日《科技鑫报》）
“禁止大操大办”之后，是否就能禁止住“收敛钱财”呢？回答这个问题并不需要多高的智商。尽管兰州市这个《通知》相当细致，如不准向职权范围内的单位和工作人员以及亲属以外的人员发请贴、请柬和各种通知等等，防范可谓“周密”，但百密一疏——怎么就没有规定领导干部的婚丧嫁娶都必须在秘密中进行呢？比如，父母过世不许带孝，儿女婚嫁不许贴喜字。
可说是防不胜防，而且这样的“防”也不可能无限扩展——不可能对每一个官员还有他的家属，都配一个摄像头跟着他们，寸步不离，防着他们“收敛钱财”。
我想这样简单的道理，何需我来饶舌。所以对类似兰州市上述通知的“反腐举措”，人们也许就只能有另一番揣摩：目的恐怕不是“打压腐败”，而是“打压腐败的声势”。
但老百姓的想像力是不是也会因此嘎然而止呢？却未必。其实，对官员的“大操大办”，老百姓看到的也顶多只是高朋满座。即使官员不再“大操大办”了，老百姓依然会“想当然”——只要贪官们做得到的，老百姓就能想像得到。
当然，对“禁止大操大办”的初衷及其意义不应纯从上述角度去理解，“禁止大操大办”至少增加了腐败官员“收敛钱财”的难度，还可以保证道路畅通、公车少耗费一些汽油，甚至还可以有效防止集体食物中毒（不排除路人侧目进而下毒的可能）。而在我看来，官员“大操大办”本是一个愚蠢选择，多少官员因“大操大办”而引起民愤、引起舆论与监督部门的注意，进而被查处，连带挖掘出一大串以权谋私的恶行，可是，“禁止大操大办”尽管有上述种种好处，但也同时在无意中帮了贪官们一个大忙，让他们在“自取灭亡”之前，去选择更加隐蔽更加安全的受贿渠道。
中国古代对“贿赂”有“四知”之说：天知地知，你知我知。那个拒贿的官员当然令人钦敬，但其“天知地知，你知我知，怎曰没人知？”却不免迂阔，可以作为拒贿的“严词”，却并不适用行贿与受贿的双方——“天知地知，你知我知”正是“贿赂”的安全前提。贿赂具有天然的隐蔽性，而“贿赂公行”不过是政治秩序紊乱下的特殊产物。即使在权力制约与监督机制相对成熟的国家，“贿赂”也是很难被发现的。
我总认为，“贿赂”并非“腐败”本身，而只是“腐败”的一个结果——领导干部“大操大办”，借机“收敛钱财”，就只是“腐败”的一个结果。“腐败”是权力腐败，因为权力不受监督、不受限制，然后才有“贿赂”。贿赂的天然隐蔽性，决定了防止与惩治腐败不能把禁止与严惩贿赂当成根本手段，而应着眼于权力机制本身。贿赂看不见，那么权力的腐败是否看得见呢？这里有两个决定因素，一个是权力运行的透明，一个是权力设置的科学——权力即使受到监督、限制，也依然会产生腐败，所谓“合法权力”产生“合法腐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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