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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宪法公约已遇到阻碍，现在是重新审视欧盟，并考虑欧盟是什么，能做什么，以及它将何去何从的时候了。
许多人对欧盟失去希望。因为欧盟的角色一直被过度吹捧。它不是、也无法成为所有问题的答案。普通人担心的是街头犯罪、毒品泛滥、他们的税后实得工资、医院的服务及教育水准。这些问题是由国家层面来解决的，而不是由布鲁塞尔(欧盟总部所在地)来解决，也
不该由它来解决。
共同农业政策和区域发展基金不符合这条规则。它们亟需改革。为什么德国公民要为法国的景观维护买单？是什么使得布鲁塞尔的官员们相信，对于法国区域政策而言，他们比巴黎的同僚更在行？这些欧盟项目中所有非核心的部分应当归还给各国，由各国来处置。那也将有助于削减欧盟预算。
欧盟是由一些国家组成的集团，这些国家决定以联邦的形式执行特定的任务，比如贸易与竞争政策。这种联邦架构适用于欧洲议会、欧洲法院以及(就25个成员国中的12个国家而言)欧洲中央银行。
但欧盟绝不会成为统一的联邦国家，拥有单一的联邦政府、联邦军队以及国际身份。原因是成员国不希望那样：英国不希望，法国也不希望。德国同样不想，即便德国外交部长约施卡·菲舍尔在几年前谈到“国家联邦”。国家联邦的概念在措辞上就是一个矛盾。在使用这一概念时，菲舍尔低估了他的听众。这是在欧洲问题上胡言乱语的一个实例，不幸的是，其他政客效仿了此类说法。
朝着欧洲联邦的方向努力是有风险的，因为对此的反应很可能最终导致欧盟走向瓦解。
不用说，对于所有生活在欧洲的人而言，欧盟有着巨大的价值。这使欧盟应当发挥何种作用的辩论变得极其重要。欧盟应该把自己限定在一些核心活动上：为成员国之间的经济交流铺平道路、解决共同问题，以及创造规模优势。
这些活动应当遵守其“辅助性”原则，这一原则理论上如此，但实际上没有得到多少遵守。欧盟提议插手大楼能源利用效率、消费者过度负债、家庭意外、食品中的脂肪含量、以及工作时间等问题。欧盟不应当卷入这些问题中。
问题在于，机构组织总是倾向于提议更多东西。欧洲议会希望欧盟承揽所有事情。欧盟委员会展示了官僚本能：更多的任务意味着更多工作和资金。而欧洲部长理事会的成员，经常试图通过欧盟实现他们在本国无法做到的事情。许多政客误把活动当成行动。
人们不断重犯的一个错误，是认为凡是值得做的事，都必须通过欧盟去做。这是一种不合逻辑的推论。但这种想法非常普遍，并不可避免地遭到抵制。
欧洲选民的脾气没有因经济形势而好转。意大利、德国和法国正在经历一段不景气时期。意大利每年都在丧失竞争力。在启用欧元之前，它可以时不时通过货币贬值对此进行补偿。现在，它需要在实际经济中进行调整，这是件痛苦的事情。
几年前，德国总理格哈德·施罗德否决了为企业跨境并购提供便利的指令。施罗德把企业看成一个个需要抵御外来者的城堡，却忘记了股东与管理层的利益常常是不一致的。
他说他希望能有一套欧洲的工业政策，但却砍掉了这一政策中最重要的一条准则。他的行为表明，他是个真正的“国家－社会合作主义者”，是过时经济思维的代表。
施罗德曾欢迎服务业指令，但现在却摈弃了它。在这一点上他和法国总统雅克·希拉克采取同样立场。
单一服务业市场有望带来数百万个工作机会。该指令并未创立任何先前不存在的权利。在全欧洲范围自由出售服务，是《罗马条约》赋予的一项基本自由。但这一自由被诸多官僚做法破坏了。因此，该指令是用来处理那些细微但难以对付的障碍的。
斯特拉斯堡欧洲议会中的欧洲社会党主席马丁·舒尔茨称，如果服务业指令一字不改地获得通过，那将意味着欧洲社会模式的彻底破坏。可是，像德国那样高达12%的失业率，或者像法国那样10%的失业率，这样的经济模式又有多少“社会意义”？
希拉克喜欢讥讽他人。他让东欧的新欧盟成员国住嘴，不要谈论伊拉克。他对英国的就业增长不屑一顾。但毫无疑问的是，法国的失业者宁可做一些小活也不愿没活干。而如今的这两位———施罗德和希拉克———则拖了大家的后腿。
现在，欧洲必须迎接来自亚洲的挑战。合作主义不是答案，民粹主义不是答案，保护主义不是答案。向前迈进的惟一方法就是引入竞争，让市场更具弹性，最终提高竞争力。
意大利、德国和法国的政府会站出来支持吗？或许不会。“老欧洲”实实在在地存在着，它们拼死抓住落伍的经济思维不放手。
因此，现在是欧盟委员会敲响警钟的时候了，因为它不能把欧盟宪法条约遭遇的挫折看作一次意外而轻易抹去。欧盟委员会主席若泽·曼努埃尔·巴罗佐必须保持头脑清醒，无畏且坚定。他必须在约束欧盟委员会活动方面表现出大师风范。他必须给各成员国指明前进道路。而且，他必须现在就这么做。
《国际金融报》 (2005年06月02日 第四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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