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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分析
1985年9月22日，美、日、英、德、法5国财长会议在美国纽约的广场饭店举行。会后发表联合声明，决定以联合干预的方式有秩序地使日元和欧洲货币对美元升值，史称“广场协议”。协议签订后，日元在3个月内就从1美元兑240日元上升到1美元兑200日元，到1988年甚至戏剧性地攀升至一美元兑120日元的高位。
“广场协议”是在美日之间贸易摩擦日益加剧的背景下签订的。1982、1983和1984年，日本对美国的贸易盈余分别为121．5亿、181．8亿和330．8亿美元。美国希望通过促使日元升值来扭转美日之间急剧扩张的巨额贸易逆差。
然而，日元的快速升值并没有减弱日本对外贸易盈余的扩张趋势。1985、1988和1992年，日本的贸易顺差分别达461．0亿、775．6亿和1066．3亿美元。究其原因，主要在于日本出口商品的96％以上是工业制成品。石油危机以后，日本加速向知识技术集约型的产业结构转变。在出口商品结构中，技术含量高、加工精细、附加价值高的商品所占比重进一步上升。一些产品在世界市场上具有无可替代的地位。另一方面，日元升值使原材料进口变得便宜，这可以使资源短缺的日本用较少的支出换取所需要的资源，随着产业结构升级，日本的产品结构由“重厚长大”向“轻薄短小”型转变，原材料消耗量也呈相对减少之势，资源已不再是日本经济发展的制约因素。
日元升值大大提高了日元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地位。即使在欧元诞生后，日元仍然是国际上最主要的四大货币之一，成为其他国家外汇储备中的重要币种。以日元升值为契机，日本的对外投资大幅度增加，在海外购置资产，建立生产基地，日本在海外的纯资产迅速增加。日本的ＧＤＰ在经合组织（ＯＥＣＤ）中的比重也由1984年的11．6％上升为1988年的26．5％。可以说，“广场协议”是中曾根时代日本确立大国外交走向的策略性产物，此后的日本一直沉浸在超级经济和政治大国的期待中。
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张舒英曾撰文指出，诸多研究成果表明，日本泡沫经济形成的根源在日本内部，与“广场协议”并没有必然的联系。这些原因包括：在追赶型经济增长结束后，未能主动向自主开拓型经济增长转变，制度和体制老化；宏观经济政策失误，原有结构下的经济发展已趋饱和，但却人为刺激景气，造成经济虚涨；金融体制不健全，在金融自由化的风潮中，银行监管缺位；对剩余资本流向缺乏引导，致使大量资金流向投机市场等等。
2003年2月22日，日本财长盐川正十郎在ＯＥＣＤ七国集团会议上要求通过一项类似于“广场协议”的文件逼迫人民币升值。对此，时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市场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的陈淮曾撰文指出，当年的“广场协议”是基于对日本产业的发展水平和结构状况而诞生的，而人民币的产业基础还远没有到需要“广场协议”来胁迫升值的程度，所谓“中国威胁论”、“输出通货紧缩”的说法显然夸大了中国目前的产业基础及国际竞争力。
事实上，战后日本经济振兴以及“国际贸易立国”正是在长达20余年的锁定日元低汇率的背景下实现的。1949年，日本在美国占领当局的帮助下制定了“道奇计划”和“经济安定九原则”，将美元与日元的汇率锁定为1：360。这个低币值的固定汇率一直实行到1971年2月。正是这个固定汇率的实施，使日本出口产业迅速发展，经济高速增长，获得了重返国际市场的机会。
日元在1971年2月第一次升值时，日本已成长为世界第三大汽车出口国，普通钢、热轧薄板和冷轧钢板的成本分别只相当于美国同期成本的56％、70％和68％。钢铁与汽车两个产业的国际竞争力水平标志着日本工业化阶段发展任务已经基本完成。正是在这样的产业背景下，迫于当时美国的“新经济政策”，日本才于1971年2月将美元与日元的汇率从1：360调整为1：306。
1975年，日本跃居汽车出口的世界第一大国。1980年，日本向美出口汽车和从美国进口汽车的数量分别是394．7万辆和1．05万辆，相比极为悬殊。严重不均衡的市场格局引发了此后长达数年的日美汽车贸易摩擦。在这一过程中，日本政府采取了“口惠实不至”的对外贸易政策以给本国产业发展争取更大的时间余地，直到1985年签订“广场协议”。
中国是发展中国家，与当年的日本相比，中国钢铁业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地位尚相差甚远，汽车出口更是微乎其微。目前中国的产业基础与日本相比，别说1985年“广场协议”时的水平，连日元第一次升值时的水平也尚未实现。中国从事直接或间接与贸易相关的就业人数超过一亿。人民币升值将使靠低成本劳动获得市场、国际竞争力本身就不明显的中国产品出口受到抑制，大量的技术含量不高、但对维持就业具有重要意义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将遭受冲击。中国低成本的优势丧失，外资将转移到其他地方投资，同时外国商品也将冲击国内市场，失业人数将会进一步增加。（本报记者张东臣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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