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州模式和温州模式，作为中国城市经济发展的两个典型范本，都曾经促进了当地经济的快速发展，但是现在两种模式又都面临着一些困境。最近的一组数据显示，温州GDP的增速已经连续几年全省排名靠后。在长三角15城市“城镇居民人均收入排行榜”上，苏州尽管经济总量位居长三角16个城市次席的地位，但人均收入仅排在第7位。

    稍加回顾，苏州模式和温州模式都有成功之处，但特点却迥然 不同。温州模式对外资的依赖度小，形成了许多产业集群，而且产业链长，往往打通了产业的上下游，有自主品牌。苏州模式靠的是政府强力有效的规划引导和外资的拉动，实现GDP的快速增长。苏州去年的GDP达到3450亿元，超过深圳；引资额高居各大中城市之首；工业总产值9560亿元，占江苏省工业总量的30%，仅次于上海。

    而两种模式遇到困境的原因，恰恰正是其特点所在。对于温州而言，先天资源禀赋贫乏，土地、能源、人才、资金等生产要素开始全面制约温州的经济发展。温州本地的资本大量外流、企业成批外迁，加剧了温州当地的产业空心化。而苏州的地方经济则是患上了“外资依赖症”，苏州模式只是处于国际产业链中低端的加工链条。对当地民营经济的发展产生了“挤出效应”，纯粹地依赖工资性收入的现状，已经难以迅速提升人民生活水平。

    正如所谓的境界，到了一定的高峰，再突破，需要新的灵机。苏温模式，囿于原有的束缚，两地政府均开始逐步显示调整思路的决心并有所行动。

    新道路恰恰都是建立了主目标基础上的“内外兼修”。去年上任的温州市委书记原为杭州萧山区区长，萧山这几年恰恰是以招商引资来推动当地产业结构升级的。温州政府在今年初更提出要重点解决温州产业“低、小、散”和招商引资两大难题。实施“一港三城”新战略和“百项千亿”基础设施建设工程，全面吸收资本要素回流，推动城市化进程。苏州则开始进一步界定市场和政府的边界，以外资经济领先工业化的“新苏南模式”，开始转向加强市场力量，通过政策导向市场，支持和积极发展民营经济。“新苏州模式”作为区域经济发展的样板，在大力推广的同时被注入了富民优先的新内涵。

    苏州模式和温州模式目前所走的道路，正在逐渐走向融合。但这并非是一次简单的融合，苏州的今天不会是温州的明天，温州的昨天不会是苏州的明天，从某种意义上来讲，都将是一种互相借鉴下的新模式。

    有媒体指出，当初浙江的萧山就是靠引进外部资本来改善本地民营经济的产业结构和产业升级的，实现了经济结构的平衡增长。但事实上，温州当地的民营经济成分占到了当地90%以上，即使温州像苏州一样建立了相对强势的政府，但在已经初具规模的产业链上引进外部资本来提升产业结构，这本身就有一个融合的过程。另外，如何找到一个好的产业规划点，来改善原有“低、小、散”的产业机构，同时通过招商引资来帮助企业做大做强，这又是一个融合的难题。同样，对于苏州而言，如何在现有“外资依赖症”下，走出一条通过扶持民营企业发展来充实经济结构的道路，怎样让路漫漫而并不修远，也得看政府职能如何转变、相关政策的力度以及当地民企的发展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