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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全世界唯一驻加沙的女记者，这个上海籍年轻姑娘在那里坚守整整两年。因为她的坚守，让那个地方发出了中国的声音，并传向全世界。
异国情调、宗教冲突、都市女性、战争冒险，所有这些能够引起当今大众媒体兴奋的关键词，如今都集中于一个人以及她刚刚完成整理并出版的一本书。这个人就是原新华社驻加沙记者周轶君，她记载自己在加沙700多个日日夜夜的纪实体报道集《离上帝最近》刚刚
由文汇出版社出版。
●飞去妈妈不知道的地方
作为CCTV“2004年度中国记者风云人物”之一的周轶君，给人的印象应该还只是比较抽象的职业身份——记者，她呈现给我们很多职业工作的成果，加沙血腥悲惨的战争场面，却很少自我的眼泪以及表白。但眼前的周轶君，年轻，干净，简洁合体的白色服装，手指和颈项缠绕着做工细致的银制饰品。真的，从外表看，周轶君是那种很普通的上海女孩。
70年代的独生子女，初中上的是市重点学校曹杨二中，高中转到离家近的区重点，考上外国语学院，会两门以上外语。在陆家嘴的商务楼，或者周末的新天地，这样的女孩应该不少。
除了时装、房子和车子，她们的生活中应该还讲究异国风情、浪漫探险的另类格调。
新民周刊：周轶君，你去加沙有没有那些在年轻人中被看作非常时尚的浪漫冒险的幻想？
周轶君：当然有。我是典型的B型血，遇到事很会激动的。我从小一直有当记者的梦想。而挑战最大的是战地记者。我所学的中东小语种专业使得我很容易就进了新华社。2002年的时候，当我知道社里加沙办事处有一个空缺，我就毫不犹豫地提出了申请。
新民周刊：加沙是个冲突不断、流血不断的地方，除了中国，世界上还没有一个国家在那里设常驻记者站。之前在那里作短暂停留的新华社记者基本上都是男性。这回新华社怎么就会同意让你一个26岁的姑娘只身前往加沙，而且一去就是两年？
周轶君：社里刚开始当然不同意。我第一次的申请被驳回了。后来我坚持向总编要求，我们的人事局局长就专门找我谈话。他告诉我，他去过加沙，那里除了危险，还非常艰苦，可以说什么都没有。并且，如果我去，那个新华社办事处就只有我一个人，会非常非常寂寞。我当时一心想去，就回答他，男性的爆发力可能比女性强，但女性可能会有更大的忍耐力。也许我的决心比较大，社里最后就同意了。
最初好像真的是浪漫的成分多一点，真像珍妮·古道尔说的：“虽然不知道等待我的会是什么，但我坚信一切将会是令人振奋的。”签证刚办下来的时候，我真的很兴奋，想赶快告诉所有的朋友。奇怪的是，平时一找就着的朋友，那天打电话过去，一个都没人接。这时脑子一下子静了下来，内心有点发虚。一想接下来的两年要独自在一个很陌生的地方过，我感到有很多很多事情要做。我在所有的事都定下来后，才告诉妈妈。但我也只是对她说去耶路撒冷。相对加沙，那里还算安全，世界上一些大的通讯社都将办事处设在那里。实际上，我将去距耶路撒冷80多公里外的加沙地带。记得那天去机场的路上，汽车收音机里突然不合时宜地播出一则新闻：“耶路撒冷希伯莱大学校园昨晚发生爆炸，已经造成7人死亡，85人受伤……”送我的妈妈眼圈一下子红了，她说：“真不知道让你去对不对！”我觉得有点对不起妈妈，只想快快到达机场，快快办完登机牌、进入安检，送行的人无法入内，我就不会看到妈妈的眼泪。
后来，在加沙的时候，跟妈妈通电话，每一次国内有关于耶路撒冷流血事件报道，我就对她说，你放心，事件发生时，我到加沙去了。但如果加沙发生了冲突，我会对她说，你别忘了，我是在耶路撒冷的。
新民周刊：你爸爸妈妈相信吗？
周轶君：希望他们相信吧。但我知道，他们的担心是不会停止的。因为，后来凡是有关于那里的报道，我妈妈都要记下来，如果是电视里的，她就用笔记，然后与报纸上剪下的一并输入电脑，email给我。
我发现，她都成了中东问题的半个专家了。
●活在鹰爪下
新民周刊：到了加沙后，你所看到的现实与自己的想象有距离吗？
周轶君：有。如果说，第一眼看到宁静美丽的耶路撒冷，我的心飞上了天空；一个多小时后，进入加沙地带那一刻，我的心跌进了万丈深渊。街上没有一堵墙壁是空白，涂满了红红绿绿的阿拉伯语：“自杀爆炸好”、“圣战到底”、“血债血还”……
甚至还画着公共汽车被炸开的样子。加沙地带150万人口处于以色列军队四面严密封锁之下，飞机上认识的以色列人撒拉形容加沙就两个字：“地狱”。
到办事处，公寓门上贴着字条：“欢迎来加沙。”迎接我的是记者王昊，他已经在这里守了三个月，我来他就可以回家。他原来是个整洁干净的小伙子，但此时一头乱发飘逸，脸色黢黑。他告诉我，这三个月基本上都守在办事处，晚上也睡在这里。但希望我不要这样，因为我要在这里呆两年，应该有正常的生活，否则心理上会受不了。
新民周刊：你当时有没有感到害怕或后悔？
周轶君：后悔倒是没有。我的性格是既来之则安之。但说不害怕是假的。初到加沙，需要习惯每天来自头顶的轰鸣和玻璃窗的微微颤动。
白天，以导弹“定点清除”袭击随时随地发生。“阿帕奇”武装直升机“哒哒”的螺旋桨声临近、电视屏幕突然变成马赛克，或者手机没有电话打入却响个不停，都是空袭预兆。巴勒斯坦当地电台有一档随时插播的节目，专门通报以色列直升机或战斗机出现在加沙上空的位置，提醒“路人注意安全”。2004年5月，一家属于巴伊斯兰抵抗组织(哈马斯)的电台遭到以色列两枚导弹摧毁，正是跟“预报”轰炸位置有关。
夜晚，停电往往是空袭前奏。眼前一黑，然后爆炸声呼啸而至。虽然知道自己不是导弹寻觅的目标，但不知下一声爆炸在哪里响起的恐惧揪心裂肺。
2002年8月5日，上任第三天，夜里遭遇平生第一场空袭。4枚导弹的红光划破黑夜，炸毁加沙城两座小型工厂。以色列军方说工厂里制造进攻犹太人定居点的“卡桑”火箭，而巴勒斯坦方面则称工厂“无辜”，仅仅用作金属加工。
当时交接班记者王昊尚在，他摸黑去现场，我抓着门框追问：“你真的要去吗？真的要去吗？”
说不上害怕，因为有人分担，更多是对王昊的担忧。遵照他的命令，我关掉所有照明灯，在黑暗中等候消息。王昊不断从现场打回电话，示威人群的口号声、工厂主人的哭泣声、现场救护车的啸叫声，通过他的手机传送到我这里。一个多小时后，王昊回到办公室，才发现走时忘记关门，而我一直坐在原地没有离开。王昊说，他送走前任的时候，忍不住大哭，我却哭不出来。
送走王昊独自上岗的第一个夜晚，不远处一家电厂发生机械事故。同样是“停电伴随爆炸声”，令我误以为空袭来临，在原地蜷缩了20多分钟，直到电灯重新亮起。那个晚上，我开始意识到，自己将承受一种本不相干的煎熬。
新民周刊：你有没有遭遇过死到临头的感觉？
周轶君：有。那是加沙狂泻14枚导弹的那晚。我第一次体会到什么叫吓得从椅子上跌到板地上。我书中有记载。
●那是加沙入冬第一场雨。
2003年1月5日午夜12时，接连不断的爆炸声中，我跌坐在冰凉的地板上。
说不清是其中一个爆炸点太近，轰鸣声将我震下椅子，还是潜意识里想躲到眼前的木桌底下，乘势钻了进去。
50多辆以色列坦克在武装直升机掩护下，进入加沙城东三十大街附近贫民区，以色列军方称目的是抓捕发射“卡桑”火箭的巴勒斯坦武装人员。雇员阿马德打来电话：“知道炸了哪儿吗？走路两分钟就到我家！死定了！你要记得我！”
我安慰他说，上次坦克开到我楼下也没事。这个阿拉伯男人以为我说他胆小，补充道：“我没问题，只是两个女儿都醒了。”两个女儿利马和苏苏，一个7岁，一个3岁。
另一名雇员沙乌德更是在电话中说，不如你来我家吧，大家一起死比一个人死好。
每隔十几分钟，我们互通电话。阿马德说着说着，突然嚷起来：“哇，哇，哇！”爆炸声离他很近。他的妻子招呼女儿们别到窗口去。我点名要跟3岁的那个说话。
“听——轰炸”，听筒里，她嫩嫩的声音，悠悠地说。我的心都快碎了。
坐在冰凉的地板上，我问自己：为什么来这里？
一个多小时后，声音渐渐平息。
决定像王昊那样去现场，那里才有“细节”。驱车在空荡荡、黑漆漆的街上飞驰，很快就看到闪着红灯的救护车、消防车和提枪的巴勒斯坦警察。一枚导弹命中距离我500米远的房子，那一声叫我跌到地上的“轰隆”来自于此。
警察引我走上二楼，两只打火机照出墙上1米多长的窟窿——导弹从这里飞进来。
继续赶往遭受导弹最多的扎耶通区，全区停电，伸手不见五指。忽然挡风玻璃前火花狂闪，我一声惨叫，生生把车立住，才发现是吉普车碾过被炸断的高压电线。回办公室写新闻稿，需要交代导弹数目，记得坐在地上的时候数到8枚。后来以色列军方证实，一共14枚，看来我当时晕了。
而距离我最近的一次空中打击发生在楼下不足百米处。
新民周刊：第一次遭遇地狱般战争恐惧，你为什么还要上街，到事发现场去？
周轶君：那是我的职业。我无法逃避我的工作。当然有时不在工作状态，也会有意外收获。
2003年8月24日晚9时，中国驻巴勒斯坦办事处小李邀我尝尝他炖的羊肉。刚吃完放下碗筷，外面传来惊天动地的声音，窗口一片火光。我简直不敢直立行走，蹲在地上给记者们打电话，询问发生了什么。绿色照明弹和4次爆炸过后，空中传来“阿帕奇”的螺旋桨声，重型机关枪扫射的声音接踵而来。办事处离我的办公室不过200米，等我回到办公室，发现导弹落地的地方就在窗户下面。
4名哈马斯成员驾车到海边“密谋”，招来了以色列4枚导弹。楼下很快聚集了数十名记者和围观人群。人们在现场找到被炸飞的四肢和衣服残片，袭击还造成10多名路人受伤，其中几名儿童伤势严重。
那是我第一次不出办公室，就拍到了现场照片。
●死亡的翅膀覆上无辜人的眼睛
新民周刊：你在加沙和耶路撒冷，发回那么多文字和图片。留在你记忆中印象最深刻的画面是哪一幅呢？
周轶君：印象深刻的有很多。但让我感触最深的是那个男孩的死。那是我第一次感到自己作为记者的软弱、无能，甚至有点残酷。也是内心的同情和职业责任冲突最厉害的一次。
2004年2月7日早晨9时。我刚刚倒上一杯咖啡，轰鸣声自头顶来。调小电视机音量，侧耳再听，果然是F-16战斗机。办事处雇员阿马德打来电话：“团结大街，一辆汽车被炸。”
确认消息并发出快讯之后，我开车去现场。汽车收音机里说，有个“小孩”在轰炸中受伤，我立即决定调转车头，先去医院。
15岁的穆罕默德·阿卜杜拉坐在病床边，肚子和胸口插着管子。医生在做记录。是那“小孩”吗？我问。“不”，医生一指，“那里，那里还有一个，但是不让进去……”
我拔腿闯进急救室。右边床上，一个男子脱得只剩蓝色内裤，不住呻吟，大腿间血迹斑斑。
左边是那“小孩”。闭着眼，很安静。大夫用白纱布条捆扎小孩的手腕。我狂按快门。突然，医生愤怒地过来推搡我和一个巴勒斯坦记者。另一个医生拿过一个红玫瑰图案、塑料封皮的本子放在小孩胸口。后面两个医生扯开白床单，盖上。
相机取景器背后的我方才反应过来。眼前这个小孩刚刚死了！
医生把怒气发泄在我身上，用力将我推出门去。在门边，我一回头，看见手术台下一大团殷红的纱布。我突然觉得自己很残忍，好像在撕扯人家的伤口。
一个警察模样的人把我拉过去，递上一张纸，说死去的那个小孩叫塔里克·苏希，14岁(后来证实是11岁)。今天以色列空袭的目标是一名杰哈德官员。
几个小时后，“小孩”苏希的葬礼就要举行。我直接钻到他家。角落里一个看起来刚刚30岁的妇女说，那是苏希的妈妈。她一身黑衣，脸色惨白。我问可不可以看看苏希生前的房间，她说家里就一间屋子。门框上钉着一只小布熊，那是苏希的玩具。问带我进来的孩子作何感受，他说：“不知道。”
苏希的尸体和妈妈只呆了几分钟。
所有的记者都离开了。爆炸现场、医院、葬礼的照片，全有了，还等什么呢，收工。北京编辑部也来过几次电话，催我回办公室发杰哈德官员遇袭的消息。可是，我心里偏偏放不下这个死在眼前的孩子。有人递给我那个玫瑰花封皮的本子，作业本，上面写着：塔里克·苏希，六年级。
据医生讲，爆炸后苏希被气浪甩出去25米，背部、胸部和手腕都被弹片击中。进医院后8分钟死了。8分钟。苏希在我拍摄的过程中死去，这是我第一次如此直接地面对死亡。我理应难过或啜泣，但我没有，居然对着他不停地举起相机。
●荣誉和收获
新民周刊：整整两年，国内新华社发自加沙和耶路撒冷的稿件以及照片，几乎都出自于你的手。有成就感吗？
周轶君：身临其境，除了工作和责任，其他的都来不及想。在那里根本看不到自己报道的外界反应。只有一件事，因为我妈妈反馈给我，让我感到非常兴奋。
2003年6月我采访哈马斯创始人、精神领袖亚辛。过去听说亚辛家周围戒备森严，夜间靠近住宅者都将遭到开枪警告。因此我想象，亚辛住在一个类似城堡的地方。下车后才发现只是几间普通平房，与任何一个巴勒斯坦难民营的情景没有区别。亚辛用一种彬彬有礼而又漫不经心的眼神迎接我。助手事先强调，必须穿长袍、戴头巾，否则不得采访。但亚辛的眼神告诉我，他对一名女记者来访根本不在意。后来从当时拍摄的照片上看，我的头巾戴得很不“地道”，一截头发露在前额。原定一个小时的采访，实际只进行了半个多小时；因为亚辛“累了”。但没有想到，我妈妈发来的信息，不仅国内，连境外的大媒体都转发了我对亚辛的采访，而且还登了我采访亚辛的大照片。
新民周刊：两年在加沙的生活，对你没有改变吗？
周轶君：心态变宽了。生活中琐碎的事情不会再过多让我困扰。觉得生命更可贵了。我回来见到每一个人都像是自己的亲人，对自己的爸爸妈妈，也有了更多的理解。我更能体会到他们对我的爱，他们给我自由，在远处为我担惊受怕，比厮守在一起更不容易。
新民周刊：以后还会到那里去吗？
周轶君：如果有机会，我还会去。我对那里有牵挂。(采访记录：实习生 郁晶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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