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方正、北大资源、清华同方(资讯 行情 论坛)、清华紫光(资讯 行情 论坛)……这些背靠高等学府的知名企业，是否又将面临新一轮的改制？目前可以肯定的是，“在近5000家校办企业中约13%的二级法人将直接面临改制”。

    高校企业现有两种改制模式：原属江西中医学院的江中集团直接划转江西国资委，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则成立了校属的资产经营管理公司。然而，这两种 模式似乎也不能完全成为未来改制的拷贝样板。

    尽管是国有企业，但高校企业的投资并非来自国家直接的财政投资，而主要是教职工的福利积累和科技成果转化等无形资产，因此，它们的国资属性将走向何方？是划归国资委管理？还是学校继续进行产权改革？抑或发展为公众公司？

    校企“资”变

    高校企业将启动新一轮改制的消息不胫而走。5月10日，教育部相关人士向《中国经济周刊》透露，“教育部预计将在6月份举行科技产业工作会议，届时有可能发布‘积极发展规范管理高校科技产业的意见’等文件，进一步规范校办企业的改制工作。”

    这一消息得到了高校企业的主管部门—教育部科技发展中心的进一步证实，该中心相关人士称，此次会议将重点讨论高校企业“管理体制上的问题，解决国有资产管理缺位的问题，通过改制摸索出一套科技转化的经验”，“其中，在近5000家校办企业中的13%的二级法人，将会直接面临改制”。

    在共计15万家的中国国有企业中，这支数量不到5000家、资产总额为1463.77亿元的高校企业队伍倍受关注。2003年，它们的总收入为826.67亿元人民币（文中涉及金额均为人民币），利润总额42.98亿元，净利润27.95亿元，上交税金38.69亿元，对其出资方的回报更是高达18亿元；在证券市场上，它们控股或借壳上市公司近40家，占整个股市市值的2％，并在市场上形成了主题鲜明的概念股板块。

    与此同时，高校企业的另一个现实问题—体制改革远远滞后于国企改革的整体布局，也是社会各界关注的焦点话题，高校企业如何改制更是众说纷纭。最为关键的核心问题之一是，以高校为出资人成长起来的校办企业，它们的国资属性将走向何方？是划归国资委管理？还是学校继续进行产权改革？还是发展成为公众公司？

    对此，《中国经济周刊》进行了为期半年的调研。

    江中模式：首家划归地方国资委的校企

    5月20日，是江中制药（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下称江中集团）全体员工难于忘怀的日子。

    一年前的这一天，刚刚成立不久的江西省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下称江西国资委）宣布，经江西省人民政府批准，江中集团成为江西国资委监管的第一批20家国有企业之一，江中集团由校办企业变为江西省属重点国有企业。

    “这个划转无疑是对的，有利于江中集团的做强做大，更有利于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 江西国资委党委书记李天鸥在接受《中国经济周刊》采访时说。“这个事例可以说是给国资监管树立了典范，对全国都有借鉴意义。”

    “的确，江中集团是目前中国唯一由国资委接管的校办企业，有很大的示范效应。” 5月10日，教育部科技发展中心副主任李志民对《中国经济周刊》说，“我们也在研究它是如何进行改制的，值不值得推广？”

    作为全国首家改制的高校企业，江中集团是如何完成其校办企业使命的？

    20年成长路：草珊瑚奇迹

    最初这只是一个担当教学辅助功能的小厂。

    1969年，在创建不到10年、以中医药教育为主体的江西中医学院，红旗制药厂诞生了。没有生产压力，没有更多资金投入，红旗制药厂延续到1985年时，已是厂房破烂、奄奄一息、帐上仅存800元钱的窘况。

    “当时那情景真不敢回想，但学院对办企业仍然很重视。”江中集团党委副书记兼江中药业(资讯 行情 论坛)股份有限公司（下称江中药业，600750）董事长廖礼村对《中国经济周刊》回忆到，“后来钟董来了，立下了责任书，要把药厂搞好。”

    “钟董”就是现任江中集团董事长钟虹光，据介绍，1985年，年仅28岁的他临危受命，签下了当年完不成30万利润就要下台的“责令状”，并将红旗制药厂更名为江中制药厂，开始了江中第一桶金的历程。

    廖礼村说，“钟董一来首先抛掉十年一贯制的老产品，贷款开发了当时具有80年代水平的儿童营养饮料“宝宝康”、“鸡胚宝宝素”，结果一炮打响，产品供不应求。1985年当年利税就达230万元。”

    之后，江中制药厂的第二桶金接踵而来。1991年，当“草珊瑚含片”沉寂数年、锋芒未露的时候，他们敏锐地看出了这一产品具有疗效独特、适久耐服、潜在市场大的优势，毅然贷款500万元用于扩大开发和宣传，结果“草珊瑚含片”成了走俏大江南北的抢手货。

    此时，江中制药厂的产值连年大幅度增长，1986年为900万元；1988年到1991年数年间，年产值均为数千万元；1992年更是创下年产值高达2亿元的新纪录，并成为全国校办企业利润榜上的排头兵。

    然而，市场难料。“1992年之后，江中制药厂开始停止不前，开发的新药也不为市场认可。直到1998年成立集团，才进入了一个发展平台期。”江中药业人事行政总监刘立新回忆说。此时，江中制药厂已名列中国500强。

    据了解，1998年6月26日，江中制药厂对东风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下称东风药业）实施兼并，在南昌挂牌成立江中集团，其中江西中医学院持有65%股权，江西省医药国资公司持有35%股权，原东风药业的权利和义务由江中集团承继。据此，江中集团拥有了上市的壳资源，江中药业开始了资本运作，也开始了现代企业制度、法人治理结构的建立和完善。

    进入2001年，江西省人民政府再次将江西省医药集团公司（由省医药国资公司改制而来）持有的江中集团35%股权划归江西中医学院。至此，江中集团成为百分百的校办企业。次年，即2002年，江中集团荣获全国校办企业税收第四名。

    两年后，即2004年5月，江中集团划归江西国资委监管。此时，江中集团旗下已拥有两家上市公司、四家药品生产企业、一家保健食品公司、三家专业化销售公司、一家投资公司、一家房地产开发公司、三家研发机构，成为一家资产总规模达38亿元的大型集团公司。

    出资人之变：由高校转为地方国资委

    相对于整体经济并不发达的革命老区江西省而言，江中集团不仅发展迅速，而且资产优质，称得上是当地的一棵常青树。

    “我们看中的就是这一点。”江西国资委党委书记李天鸥对《中国经济周刊》直言不讳，“这么好的资产，而且是国有资产，没有理由不进行整合。”“当时，江西国资委刚刚成立不久，也在思考如何监管好江西的国有资产。我们也开始接触不同的企业，接触到江中集团时，他们很务实，讲了发展思路，讲了存在的问题。”

    “大家都知道，江西中医学院是个医学院校，医学方面很专业，但对于企业的持续管理与发展却未必有很深的思考，对于一个敢于创新的企业而言这意味着什么。” 李天鸥分析说。

    “大凡到过江中药谷的人，都会佩服江中集团的远见。近3000亩的药谷就是一个医药行业的“硅谷”，洁净级别达到GMP（国家《药品生产质量管理规范》）认证标准的三倍，达到了十万级，采用世界一流厂家的产品，自动化联动制造方式……”对于江中集团，李天鸥如数家珍。

    “这么好的发展平台，没有理由不接管，”李天鸥说。

    江中药业有关负责人也认为，公司要更快更有效地成长，作为校办企业而言，受到的限制很多，有政策的，也有体制的。

    当时最大顾虑来自于学校。江西中医学院担心校企合作的关系会变，技术成果转让将不能持续等等。

    这一切改变了吗？江中药业人事行政总监刘立新向《中国经济周刊》介绍说，江西中医学院的生源这么好，校企合作一直就对接得很好，每年都从学院直接引进毕业生，现在随着公司的规模扩大更不可能有变化。

    李天鸥回忆说，“当时，我去了好多次中医学院，与院领导沟通，最后达成了一致：每年从江中集团的利润中切出一定比例给江西中医学院，并承诺现有的校企合作关系不变，技术成果有偿进行转让，重大决策充分听取学院意见等等。”

    至此，江中集团划归江西国资委监管取得成功，江西国资委代替江西中医学院履行出资人职责。5月15日，原江西中医学院院长皮持衡向《中国经济周刊》表示，现在仍会习惯性的经常去集团看看，看看变化。

    “现在摆在江中面前的机会更多了，整合资源力度将比以前更大。” 江中集团董事长钟虹光在接受《中国经济周刊》采访时说。

    2004年12月14日，上海证券交易所发出第175号文件，同意江西纸业股份有限公司（600053）股票恢复上市。而恢复上市的背后，正是江西国资委整合省内所辖国有资产的一大手笔。

    据悉，江中集团将下属恒生食业公司的优良资产和业务注入江纸，这项工作目前正在开展中。恒生食业作为江中集团的核心子公司之一，主要生产和经营保健食品，目前的主要产品是“杞浓”酒。这一产品自2003年年底推出以来成长十分迅速，2004年的销售回款已达到1.2亿元，预计2005年的销售额将达3亿元。据此，江西纸业可以实现年内盈利的目标。

    “而这只是江西用优质国有资产整合壮大国有资产的第一步，江中集团是一个好的开始。” 李天鸥向《中国经济周刊》坦言。

    5月16日，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下称国务院国资委）研究中心企业改革与发展研究部部长王志钢向《中国经济周刊》评价说，“校办企业作为经营性国有资产，这也许就是如何改革校办企业的一个信号，有可能就是方向，也有可能是之前校办企业改制试点工作的补充，但仍需探讨。”

    试点之痒：高校与企业间的“防火墙”

    事实上，关于校办企业改制大家引起关注的，还得追溯到2000年底。在时任国务院副总理李岚清的直接过问下，由国务院体改委和教育部等9部委及北大和清华联合组成的调研小组当年对清华与北大进行调研，探索两校校办企业的改制试点工作。至2001年11月，国务院办公厅转发体改办、教育部《关于北京大学、清华大学规范校办企业管理体制试点指导意见》（下称58号文件），清华大学与北京大学由此正式拉开各自的校企改制之幕。

    教育部科技发展中心副主任李志民向《中国经济周刊》介绍说，58号文件对校企改制试点提出对应的目标：一是实现校企分开，明确产权关系，使校办企业成为承担有限责任、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市场主体，并对国有资产承担保值增值责任；二是逐步建立和完善学校在创办高科技企业中的投入与退出机制。

    根据58号文件，北大、清华两校分别制定各自的“改制实施方案”，并于2002年3月得到教育部的批准。教育部也在2003年5月30日，转发国务院办公厅的复函，正式批准北京大学与清华大学设立经营经营性国有资产的资产经营公司。

    北大、清华改制破题

    从时间上看，清华晚于北大完成资产经营公司的注册工作。

    2002年6月24日，北京大学决定将原全资企业—北京市北大三川信息技术公司改造为国有独资公司—北大资产经营有限公司，并在北京市工商局注册成立。（2003年在获得国务院特批后，“北京北大资产经营有限公司”更名为“北京大学资产经营有限责任公司（下称北大经营）”。）北大经营主要接管北大的四大集团—方正、青鸟、未名、资源对应的学校资产。

    据清华控股有限公司（下称清华控股）提供给《中国经济周刊》的资料显示：2003年9月30日，清华控股的《组建方案》和《章程》经教育部、国务院资产管理委员会审核批准后，报国家工商局行政管理总局正式登记注册，注册资金为20亿元人民币。清华控股完全脱胎于1995年8月成立的清华大学企业集团。

    至此，从形式上看，旗下企业占全国高校校办企业总营业额近一半的清华和北大，达到了改变“事企不分、责权不明”的改制目的。

    那么，是什么动因促使国家进行校办企业试点改制？

    今年5月11日，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企业管理研究室主任黄群慧向《中国经济周刊》分析指出，当时改制是基于全国高校校办企业规模高速膨胀，特别是其中的上市公司更形成了一支力量，还有全国高校校办企业90%以上是高校独资企业等现实，令高层震惊，因为独资企业所负有的无限责任在极端情况下会把一所高校拖进深渊。还有，产权不明晰、所有者缺位也令校办企业步伐沉重，困局等待打破。

    北大、清华改制后成立的北大经营、清华控股，是否就是教育部科技发展中心副主任李志民所说的校办企业与学校之间的“防火墙”？

    李志民向《中国经济周刊》介绍说，试点的具体策划就是学校以事业法人来成立一个企业法人，作为学校代表来管理学校所有的经营性资产，客观上形成一个防火墙。企业经营的风险，包括经济风险、法律风险，就不会影响教学和科研，不会转嫁到学校，因为有另外一个法人在，客观上是一个防火墙，减少了教学科研和产业相互干扰的问题。这样也使校办企业逐步过渡到按现在企业制度来管理，学校对企业的管理是以股东的身份来管理，而不再是行政管理者。

    学校与校办企业之间形成的“防火墙”是否能真正割断双方之间的行政依附关系？原国务院国资委职业经理研究中心教学研究部副主任、中国管理科学研究院研究员李开发向《中国经济周刊》表示持怀疑态度，原因很简单：几十亿、甚至上百亿的资产，学校如何能放心交给外人管理？

    “样板”也无奈

    《中国经济周刊》调查发现，北大经营与清华控股成立之前，两所高校事实上都已成立了代表学校履行出资人职责的机构。

    对于北大经营而言，上面还有一个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但具体事务则由北大科技开发与产业管理办公室管理，办公室主任姜玉祥同时兼任北大经营的法人代表，接受委托经营管理国有资产。据知情人士向《中国经济周刊》透露，其注册资金并不是很多。

    而对于清华控股而言，新设立的“清华大学经营资产管理委员会”代表清华行使股东权利，委员会向清华控股派出了董事会、监事会，形成了完整的法人治理结构。

    不同的设置到底蕴涵什么样的实质含义？教育部科技发展中心副主任李志民解释说，实际上，不管是北大科技开发与产业管理办公室，还是清华大学经营资产管理委员会，按照设计，学校的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就相当于股东会，它决定股东的问题，是公司最高权力机构，而下面是董事会。

    李志民进一步分析指出，因为很多学校有产业管理办公室，是直接对口教育部科技发展中心的，它原来是代表学校来管理所有的公司。但今后产业管理办公室将慢慢过渡到资产经营公司董事会秘书的角色。

    不过，对于清华大学经营资产管理委员会将如何进行有效运作的提问，清华大学以及清华控股的工作人员均向《中国经济周刊》表示，委员会不是常设机构，不是职能部门，并称对其身份和职能不好解释。

    李志民说，目前，两个公司应该来说都运行的比较好，特别是清华控股运行的不错；鉴于北大的资产并没有全部划到北大经营里去，目前正在划转中。

    对于资产的划转，北大的方案比较复杂。据悉，对于未名、青鸟、资源三大集团来说，将采用4∶3∶3的股权比例办法来进行操作，具体就是在改制时，学校占有40%股权，职工占30%股权，其余30%股权将由社会上的优质公司来认购。对于历史相对悠久的方正集团而言，产权改革方案又不一样，由于它是国内最早的10个重点改制企业之一，因此它计划采用按65∶35比例进行操作的改制方案，即将方正最近几年来净资产增值部分的35%奖励给职工。

    但据《中国经济周刊》最新了解，方正集团的方案早在2000年提交后，经过多次修改，最近又再次提交其相关主管部门，但迟迟未有消息，至今改制工作仍在等待之中。

    比较而言，清华的改制方案看上去似乎更简单一些，由于清华的大企业都是产权明晰的股份制企业，因此清华的改制工作重点可能会集中在几十家小企业身上。据悉，清华控股已经在较短时间内完成了此项工作。

    对于北大改制的步伐为何较慢，李志民分析指出，因为改制牵涉到很多方面，尤其是牵涉到人员的安置、资产的评估等，而稳定是压倒一切的大原则。据悉，企业人员的安置是北大校办企业改制中遇到的最大问题。

    不过，很多专家对此提出了不同看法。他们指出，实际上，最初的校办企业与福利企业有些类似，结果是有一半处在亏损状态。从数字上看，北大与清华的企业总体是盈利的，但具体到每一个企业时情况就大不相同。这种利益关系，也是高校企业改制中的一大现实问题。

    清华、北大的这种“防火墙”模式是否可以推广为其他高校企业的改制样板？

    据《中国经济周刊》查证，按照58号文件精神，全国已成立了8家类似于清华、北大的高校资产管理公司，像南京大学、吉林大学、四川大学、厦门大学、大连理工大学等。

    李志民分析认为，这种试点模式很难让其他的学校去照抄、照搬，北大、清华的规模大，科研成果多。特别是那些以教学为主，科研力量偏弱、企业总体规模偏小的学校，该试点模式显然不合适。

    未来改制设想

    从北大、清华的校属资产经营管理公司，到江中集团由地方国资委接手，众多的高校企业，将面临一条什么样的改制之路？

    就此话题，《中国经济周刊》与负责高校企业改制的主管领导之一—教育部科技发展中心副主任李志民展开了一次对话。

    《中国经济周刊》：现阶段，校办企业面临的难点是什么？

    李志民：首先是人员安置；再一个校名管理问题、冠校名的问题，很多社会企业冠了校名怎么处理；然后就是技术入股这种政策性的思考，从根本上说，只要有利于教授、有利于学校、有利于国家的，就是对企业发展有好处的；还有就是我们要真正解决学校承担无限责任的全资企业，目前这类企业占全部校办企业的71%；也包括学校院、系、所里办的一些公司，就是所谓的二级法人办公司，这类公司大概占全部企业的13%；但最大的难点或者说障碍，我觉得还是一个观念的问题。

    《中国经济周刊》 ：是什么样的观念？

    李志民：全社会的科研观念要转变，科研难道就是申请经费、完成论文、提职称、涨待遇、要荣誉吗？我们要想清楚科研到底为了什么？人类需要什么样的科研？学校搞科技成果转化办企业对不对？学校到底办不办企业？办什么样的企业？这个现在并不是说大家都认识得很清楚，20年前社会上争论的是高校要不要搞科研；20年后的今天，大家对要不要搞科技成果转化、办产业有争议，社会各个层面，甚至各个学校领导的认识都不一样。我们认为，学校搞科技成果转化和产业化是我们的特殊国情决定的。它的意义不仅仅是学校从中得到一些经济回报，补充教学科研经费不足，安置就业等显性利益；它更重要的意义在于通过科技成果转化和产业化，可以转变科研观念，培养创业意识，发展国家的高新技术产业，更有利于产学研相结合。

    《中国经济周刊》：根据你们所调研的结果，高校领导是否都支持做高科技成果转化？

    李志民：科研力量比较强的大学，都认为应该搞高科技成果转化，应该发展高新技术产业；但是也有一部分人认为，做产业这帮人在科研上是出不了成就才不得已而为之。

    《中国经济周刊》：从实践看，某些高校做高科技成果转化还是相当成功的。如江中集团就是用了很多江西中医学院的成果，你觉得江中模式值得在全国推广吗？

    李志民：把学校科研成果转化为技术产品，为国家经济建设服务是现代大学的功能之一。江中模式是值得探讨的，企业做大了，必定是一个社会企业。我们不是不赞成它被国资委拿走，如果是简简单单的划转到国资委，它今后就不利于产学研的结合；如果是为了整合更多资产，让自身资产更优质，更有利于企业的发展，并对产学研各方面都有很好的设计，我是很赞成的。需要指出的是，学校企业的国有资产与国有大型企业的国有资产是不能等同的。首先，资产的形成不同，国有大型企业的资产是由国家财政直接投资形成的，而学校企业的资产主要是教职工的福利积累和科技成果转化等无形资产形成的；其次，两类企业承担的任务也不同，国有大型企业的任务主要是稳定和发展国民经济，学校企业的主要任务是通过产学研结合孵化高新技术产业和培养创新人才等。其实对于中国大多数校办企业而言，没有现成的模式。我们也并不一定主张非要成立独资的资产经营管理公司，你只要有一个防火墙，减少教学、科研和产业化之间的相互影响，规避企业经营可能给学校带来的经济和法律风险，公司承担有限责任，只要能够代表学校来管理经营性资产，模式是可以多样的。校办企业做大了，如果我们学校的股份能够转让出去，让它变成一个真正的社会企业，为国家经济作贡献，那是最好。

    《中国经济周刊》：多元化是否是实现校办企业成为公众公司的有效方法之一？你如何看待未来校办企业改制的多元化问题？

    李志民：我们对校办企业改制肯定是鼓励多元化的，对于投资主体多元化，也在预测将占多大比例？我想今后的方向就是学校孵化高新技术企业，等企业长大了，变成一个真正的社会企业，一个公众的公司。学校通过公众公司获得技术转让的一些回报，支持学校搞教学和科研，再孵化新的企业，形成这样一个良性的循环，对国家发展高新技术企业有贡献，对国家经济也有贡献。学校办科技企业，一定要以自己的学科特色为背景来孵化新的企业。

    《中国经济周刊》：但是目前很多校办企业并没有走到这一步，你认为高校企业如何才能实现这一目标？

    李志民：其实现在很多做得相对比较大的校办企业，已经跟学校挂钩，把企业的技术难题，以横向科研课题的形式，委托给学校来做。有的校办企业也不是简简单单的向学校交利润。还有一部分转给学校的经费，是通过公司以研究课题或以项目经费的形式委托给学校，横向合作，是真正的产学研结合。它可以解决很多问题，比如解决企业税赋重的问题，因为科研可以打入成本。但要走到这一步，目前来看，时间不会很短。对此，教育部最近将出台一些促进高校科技产业发展的政策，指导思想是“积极发展，规范管理”。(记者黄乐桢)

    校企成长之路：吃鱼尾不吃鱼头

    上世纪80年代以来，许多高科技校办企业依托大学的人才、技术等资源优势，在市场竞争中已逐步确立起自身的品牌实力并形成了一定的校企关系模式。

    2002年，校企改制拉开序幕，着力构建高校的投资“防火墙”并力图将校办企业打造成真正的市场主体。由此，传统的校企关系必将随之发生转变。新型校企关系模式如何，成为各高校及所属企业关注的课题。笔者从投资、科技成果转化以及文化的角度抛砖引玉，与业界共同探讨。

    投资层面多元化、经营层面专业化—“资源”与“契约”的关系

    校企改制后，学校投资企业的途径将得到规范和统一，资产经营公司将成为学校对企业的唯一投资渠道，并代表学校对原有公司进行整合。因此，经营公司将更多地承担“投资公司”的角色，关注资本的投入、撤出及整合。但与此同时，多数校办企业在规模扩张时也将资本运作作为重要的操作手段，由此引发的问题便是：经营公司与下属企业在投资方向上应该如何侧重？

    笔者认为，经营公司作为投资层面主体，应该向多元化方向侧重；而下属企业作为经营层面主体，投资应该朝专业化方向加强。这主要是基于对“资源”与“契约”的认识。

    在成熟的市场体制下，企业更多地受到行业规则和诚信原则的约束，会形成以“契约”为基础的企业行为；而在成长型市场体制下，由于竞争环境、市场规则的相对稚嫩，会形成以“资源”为核心的企业行为。中国目前的市场体制还处于成长之中，企业发展将更多地以充分享有并展示“资源”的形式出现。但同时，市场体制的完善又需要真正的市场主体以公平、公开的竞争来推动和促进。因此，在当前的市场环境下，为充分并规范地利用高校的多学科技术、多类型人才、多层次关系等全方位“资源”，以经营公司代表高校进行“多元化”投资就非常必要。而下属企业作为经营公司大舰队中的一艘战舰和直接面向市场的经营主体，为塑造并保持所分配“资源”而取得的竞争实力，应该专注某一领域，集中资金、品牌、人才、技术等优势兵力将该领域做大做深，同时积极推动行业规则及经营诚信等约束制度的确立，参与营建公平、公开的市场竞争环境，最终形成以“契约”为基础的企业行为，完善中国市场体制并实现与国际市场的对接。

    只吃鱼尾不吃头——企业在科技成果转化链中“有所为”与“不为”

    当校办企业成为真正的市场主体，直接参与激烈的市场竞争时，核心竞争力的塑造是其第一要务。目前，高科技校办企业采取的多是“人才+技术”的传统法宝。但越来越多的实践对此模式的某些操作提出了质疑：一个以高科技立足的校办企业，面对白热化的市场竞争以及巨额的研发资金和并非立竿见影的市场回报，它是否还应该继续从事源头的基础技术研究或前期的成果培育？

    笔者认为，拥有核心技术的确是企业核心竞争力的一个体现，但这并不意味着企业必须要将科技成果转化这条“鱼”全部通吃。应该认识到，社会讲究分工，讲究合作，强调根据自身特点“有所不为才能有所为”。基础研发、成果孵化以及产品化、市场化是科技成果转化过程的三个环节，它们各自的成长条件是不同的：基础研发需要雄厚的资金和人才投入以及充分的实验论证时间，成果孵化需要有力的市场支持和宽松的资源政策，产品化、市场化需要丰富的市场运作经验和强大的产品推广能力。因此，对科技成果转化链这条鱼，企业显然只能吃鱼尾，因为企业的优势在市场；高校应该吃鱼头，因为高校的研究实力毋庸置疑；高校科技园应该吃鱼身，因为培育并孵化研发成果是其长处。由此，便确立起以高校、科技园和校办企业三者为主体，以基础研发、成果孵化以及产品化、市场化为核心要务的科技成果转化新模式。

    从“做人”到“做事”——企业文化对校园文化的秉承与延伸

    由于校办企业在人员、合作及地域等方面与高校存在众多联系，因此校办企业在企业文化上不可避免地会受到校园文化的影响。有观点认为，因为高校与企业是两个不同的社会主体，所以校园文化并不适合企业文化，校办企业在文化建设上应该排除校园文化的影响。但笔者认为，校办企业与高校存在着天然的亲和关系，这一特点使校办企业的企业文化不可能将校园文化完全摒弃，而应该在秉承的基础上加以延伸；同时，由于文化形成的渐进性，企业文化的转变或重塑不可能在朝夕之间完成，企业绝不能采取快刀斩乱麻的方式追求所谓的快速高效。

    笔者认为，企业文化对校园文化的秉承主要表现在对“做人”的理解上，“做一个有责任感的、对社会对民族有价值有贡献的人”是两者的共识。但企业毕竟不是校园，企业是“做事”的地方，因此，企业文化对校园文化的延伸正表现在对“做事”的认识上，这其中最本质的区别在于：企业做事的最终目的将落在一个“惠”字上，即要为社会、为股东创造最大的实惠、收益和价值。因此，从校园文化到企业文化的转变，正实现了一个从学会怎样“做人”到讲究如何“做事”的过程递进和升华。（清华紫光股份有限公司总裁 李志强）

    校企改制的“八项注意”

    在计划经济时代，中国就有了“校办企业”，只不过，那时更多地是叫“校办工厂”。现在我们所说的“校办企业”主要是指高等学校为出资人的、按照公司法注册登记的公司法人。当前校办企业改制需要注意以下一些问题。

    第一，学校是否应该办企业—回答有两种。一种是不可以办，原因在于学校是创造知识、传授知识的教育机构；企业是市场竞争的主体，其目标是追求利润最大化；二者“井水不犯河水”。另一种是可以办，原因在于学校要将科技成果转化，投资强度不够，所以需要通过办企业来补充，也可以使“肥水不流外人田”。如此说来，简单回答是否应该办企业比较困难。恐怕应该归结到如何办企业上去。换句话说，学校与企业应该具有什么样的关系呢？

    第二，外国学校如何办企业—从原则上讲，国外绝大多数大学不直接兴办企业。如美国法律不允许进入具有NPO（非盈利组织）背景的学校直接经营企业，因为如果学校拿着国家的钱去搞开发和走向市场，对于别的企业就是不公平竞争；私立大学都有一笔钱在从事经营和投资业务，这对学校的发展很关键；哈佛大学、斯坦福大学虽有经营性资产，但大多是金融债券，而不是以学校为主体办企业；教授可以有自己的企业。

    第三，中国校办企业为什么要进行改制—中国校办企业虽然取得某些成果，但是存在的问题也不少，例如产权归属不清、所有者缺位、投资主体结构单一等等；有的学校“推开一个教研室的门就是一个公司”；特别是监管混乱让有的校办企业成为某些蛀虫坐收渔利的平台。

    第四，政企分开与校企分开的共同点—中国20多年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是国有企业改制，是寻找政企分开的实现形式。由于我们的高等学校都是国家办的，因此，校企分开就与政企分开有着某种共同性，当然也具有一些特殊性的问题。这些基本问题包括建立履行出资人职责的国有资产管理机构、建立国有资本退出机制、处理好改革与职工利益的关系等等。在具体步骤方面包括清产核资、界定产权、公司撤并、整合业务等等。

    第五，学校与企业的边界在哪里—学校与企业隔离的实现形式首先是要建立“三级管理体制”，构造资产管理公司；其次是引进战略投资者；另外最重的是向资产经营公司派出董事会成员。

    第六，为什么要注意企业名称—我们的高校都是国有的或者叫做公立的，企业是市场平等竞争主体。学校名是巨大的无形资产，无偿地由与学校有关联的企业使用本身就是国有资产的流失。除学校资产经营公司或绝对控股的企业外，其他校办企业原则上就不得冠用校名。

    第七，校办企业为什么要上市—目的是为了实现产权多元化、管理规范化，国内高校企业到资本市场上市已成趋势，北大青鸟、清华同方、同济高科等分别在香港和内地挂牌；易主后的交大铭泰将今年上市目标瞄准香港创业板；浙大兰德成功登陆香港创业板，而作为统领浙大20余家IT企业的浙大网新(资讯 行情 论坛)，也有将旗下部分公司在适当时机推向香港创业板的想法。

    第八，为什么国有股全流通选择校办企业—截止目前，沪深两市具有高校概念的上市公司有16家，其中校办高科技企业（直接控股）的有9家，现在，清华同方已经成为了全流通的试点。本来，说是“校办企业”，就不是“国有企业”，其股东只能是“国有法人股”。只不过在全流通课题上有一致性。拿校办企业当试点，如果出了问题影响较小，因为没有直接涉及政府管理部门。这也许就是校办企业新的历史使命吧。（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 张承耀）

    (资料)校办企业

    校办企业是特定历史时期的产物。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家出于公共财政不足的考虑，允许高校和院所自筹经费，创办企业。20年的时间里，各大高校、院所蜂拥而起，竞相办起了自己的企业。校办企业的主管部门则是五花八门，有后勤处、科技处、校产办等。这种企事不分家、产权关系不明晰，从而导致责权不明确、管理不规范的情况，使企业自主管理、自主经营、自我发展受到很大制约。而产权不清还直接导致了企业与校方之间的人事纠葛。全国高校校办产业实现利润总额过亿元的学校排名2003年12月31日(单位：亿元)

    序号         学校名称   高校校办产业实现利润总额
    1            北京大学                       7.16
    2            清华大学                       5.12
    3        上海交通大学                       2.43
    4            复旦大学                       1.97
    5      北京外国语大学                       1.80
    6            浙江大学                       1.79
    7        西安交通大学                       1.74
    8      上海外国语大学                       1.39
    9            同济大学                       1.21
    10           东南大学                       1.08
    11           东北大学                       1.04
    合计            26.73

    （来源：2003年度中国高等学校校办产业统计报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