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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转型时期劳动参与率的变化及其意义
李丽林 李琼林
对经济增长的关注不能忽略劳动参与率数据
经济学家普遍认为，一国或一个地区的经济增长取决于四方面的因素：人力资源、自然资源、资本与技术。这就是萨缪尔森所称的经济增长的“四个轮子”。这些因素与经济增长之间均是正相关的关系。例如，如果技术水平提高，其他条件不变，产出数量将增加。由于在一定时期人口数量是一定的，在人力资源这个因素上，很多人把经济增长的希望放在了人口的质量上面，但实际上，在人口数量一定的前提下，投入到经济中的劳动力数量却不是固定的。它取决于很多方面的因素。劳动参与率这个指标衡量的就是劳动力数量与人口之间的相对比率。换言之，劳动参与率越高，投入经济中的劳动力数量相对越多，经济增长越快；反之，如果劳动参与率持续下降，它对经济增长将产生不利的影响。在这个意义上，对经济增长的关注不能忽略劳动参与率数据。
劳动参与率指标的重要性还在于，准确估算城镇失业率必须参考这个指标。例如，在某个年龄组，有20％的人失去了工作，如果不考虑他们的工作愿望，很容易把这些人全部视为失业人口，这样计算出来的失业率高达20％。这样高的失业率水平不仅是太高了，而是高得恐怖，任何经济都无法承受。然而，把劳动参与率这个指标考虑进来，情况可能完全改观。劳动参与率若为60％，失业率为12％；劳动参与率为40％时，失业率为8％；劳动参与率为20％时，失业率只有4％。12％的失业率水平也许可以说与20％相差不多，都可以说失业问题严重，但如果失业率只有4％，经济学家可能会说这个数据太低了。因为劳动力市场的正常运转需要保持一定的失业率。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充分就业状态下失业率即自然失业率不是零。虽然中国还没有一个大家公认的自然失业率标准，参考美国5．5％的自然失业率，4％的失业率实在不能说失业问题严重。
中国城镇劳动参与率十年间的变化幅度令人深思
问题的关键在于，与世界其他国家相比，中国劳动参与率呈现出大幅下降的趋势。在世界上许多国家，总体的劳动参与率变化幅度不是很大。例如，英国的劳动参与率在1960年为62．4％，20年后仍然保持在62％，到2000年只略微增加到63．1％。美国的劳动参与率数据在20年间只增加了4个百分点，就被美劳工统计局的经济学家Ｓｏｒｒｅｎｔｉｎｏ认为发生了显著变化（Ｓｏｒｒｅｎｔｉｎｏ，1983）。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国城镇的劳动参与率十年间的变化幅度可能超过了10个百分点，却没有多少人注意到这个事实。
在中国的常规统计中，并没有劳动参与率的数据。但国家统计局从1993年开始发布经济活动人口、16岁以上人口数据，这样就可以用前者除以后者从而得到16岁以上人口总的劳动参与率数据。在1995年这个数值最高，为79．8％，到2003年降为76．2％。如果单凭这个数据，很容易得出劳动参与率小幅下降的结论，但中国是一个农业人口比重非常大的国家，使得这个数据很难准确反映出中国的实际情况，它掩盖了城镇人口劳动参与率下降事实。
有必要利用人口普查的资料进行分析。中国的5次人口普查中只有最后两次调查了就业状况。对比第四与第五次人口普查中城市人口的数据，我们发现，这十年间城市劳动参与率下降了近9个百分点。特别需要提到的是，女性劳动参与率的下降幅度显著高于男性。在女性25－49岁这个黄金的劳动年龄内，各年龄组劳动参与率下降幅度均高于10％。例如在30－34岁这个年龄组中劳动参与率下降了11个百分点，从92．7％降为80．8％。
这主要是因为经济制度的改变彻底改变了劳动力资源的配置机制。在传统的计划经济制度下，劳动力的配置由政府行政机关统一进行，劳动者无须承担寻找工作的风险和成本，所以要求政府安排工作的积极性空前“高涨”；同时，整个社会消灭了“有产阶级”，社会主义社会也就只能实行“按劳分配”的原则，“不劳动者不得食”，换言之，只有参加工作才能在这个社会生存下来；最后，由于工资长期保持极其低的水平，普通人不可能单凭一个人的工资收入养活一家子人，任何一个有劳动能力的人必须参加工作进行劳动。在这几方面因素的综合作用下，劳动参与率水平被推到极限状态。例如，在1990年，25到39岁的女性劳动参与率均超过90％。
参考亚洲一些国家和地区的情况就可以知道中国的劳动参与率数据有多高。根据国际劳工组织提供的数据，日本女性1990年只有15－19岁和45－49岁这两个年龄组中劳动参与率超过了70％，其他组在60％左右。韩国的女性1989年没有一个年龄组的劳动参与率超过64％，在25－34岁这个年龄组中，数据甚至不超过50％。中国香港地区，1990年30岁以上的女性在各个年龄组中，劳动参与率均低于55％。与这些国家和地区相比，中国城市同期90％以上的劳动参与率水平太高了。
中国的经济制度转变为市场经济后，就业与否成为个人的选择，使劳动参与率自然下降。一些人自愿选择退出劳动力市场，例如有人因为工资太低而选择在家里享受“有闲”生活，有人因为丈夫收入高而成为“职业家庭主妇”，有人因为要全力教养孩子而成为“职业妈妈”；也有一些人由于寻找工作太困难而放弃，也被迫成为非劳动力人口中的一部分。无论具体的原因是什么，他们的选择结果都是劳动参与率的回落。
除了上述制度变迁的影响，还有两个因素的存在也会加剧劳动参与率下降的趋势。其中一个因素是中国社会的老龄化。中国65岁以上人口在总人口中的比重在不断上升，在第二次人口普查的1964年，这个数据为3．56％，1982年为4．91％，1990年为5．57％，2000年已经上升到6．96％。中国的独生子女政策使老龄化成为必然。劳动参与率数据的计算中并没有年龄上限，老龄化必然拖低整个数据。另外，包括退休与失业等组成的社会保障制度的完善，在为社会提供“安全网”的同时，对就业却可能产生不良的影响，产生纯粹的“收入效应”，打击人们寻找工作的积极性，使劳动参与率进一步下降。
重新评估劳动参与率下降对经济发展的不利影响
劳动参与率的下降可以缓解失业现象给社会带来的压力，正因为如此，在失业或下岗问题极其严重的情况下，有人建议，采取相关政策措施降低劳动参与率。例如针对年轻人增加教育与培训，推迟他们进入劳动力市场的时间；对劳动年龄内的女性鼓励她们回家，把有限的工作岗位留给男人；对老年人要严格执行离退休制度等等。这样的政策能否达到预期的效果值得怀疑。因为，就业已经成为个人和家庭的选择，是个人和家庭综合考虑工资、收入、工时、工作条件等方面因素的结果，这种政策也许可以让一些人退出正规的工作，但他们还可能进入非正规的部门进行工作，或者接受非正规的工作。不一定能够降低劳动力供给。更何况一个社会怎么能够以牺牲平等就业为代价解决失业问题。这样的政策只能是临时性，不能成为长期性政策。
相反，我们要建议政府采取切实有力的措施，缓解劳动参与率下降对经济发展的不利影响。
中国虽然是一个人口大国，但不一定就会成为一个失业大国。评判就业问题不是失业人数的多少，而是失业率这个相对指标。多年来我们的官方失业率一直很低，但大家却认为就业问题严重。这是因为我们没有把下岗人员视为“失业者”。多年来政府对下岗人员再就业的重视，基本解决了下岗的问题。2004年的有关政策已经把下岗与失业等同对待就是一个很好的证据。在下岗人员数量不大的情况下，失业率应该能够更准确地反映劳动力市场的状况。2004年的城镇登记失业率只有4．2％，这个数据实在说不上很高，而且是十年来首次下降。只是大家还习惯停留在过去就业问题严重的记忆中。所以，当去年南方一些城市出现“民工荒”时，经济学界大吃一惊。“民工荒”是一个重要的信号，它说明，中国现在的总体就业形势比人们意想的乐观得多。
在就业问题不是非常严重的今天，没有必要饮鸩止渴，而应该采取积极的措施，制止劳动参与率的进一步下降。例如，松动计划生育政策，推迟老龄化到来的时间；修改严格的退休政策，放宽退休年龄，提高女性退休年龄；在为社会提供最基本保障的同时保持较低的社会保障水平，尽量减少社会保障对劳动力市场的影响，强化生育保险；继续保持劳动力市场的灵活性，在工时、工资等方面。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江西新余市委党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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