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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怀英
大力发展重加工工业，提高加工组装产业的加工高度，逐渐向技术密集型产业为主的产业结构过渡，是未来20年产业结构变动的基本取向。走重化工业道路，实现工业化，符合产业结构演进规律，也符合我国国情。但是，在这个发展阶段，如何发挥我国劳动力丰富的优势，统筹城镇失业和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使广大人民都能分享工业化发展的成果，是走
好这条道路的前提和关键。
一、严重的就业压力已成为制约工业化继续推进的瓶颈
一是人口总量大，就业人口多的国情构成了对工业化的基本制约。我国总人口位居世界第一，已是人所共知。全国平均劳动参与率比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高出10个百分点，就业人口相当于美国总人口数的3倍。此外，我国每年新增城镇劳动力在1000万人左右，每年城镇登记失业人数在800万人左右，下岗人员100万人，加上1．5亿农村富余劳动力需要就业。今后20年内，劳动力仍将始终处于供大于求的严重失衡状态。
二是制造业吸纳的就业人口有限，限制了农业劳动力的规模转移。我国制造业就业比重与发达国家在与中国相近的发展阶段的情况相比，至少偏低10～20个百分点。2003年我国制造业增加值占ＧＤＰ的比重是39．9％，2002年就业比重是11．3％，二者的比率为39．911．3。以产出比重上下浮动5个百分点为基准，可以相比的有这样一些数据，以当年价格计算，美国1965年上述比率为30．725．9，英国1960年为36．135．8，法国1963年为34．828．4，意大利1970年为28．831．7，瑞典1963年为33．233．0，德国1960年为42．234．7，日本1970年为35．927．0，韩国1988年为32．527．7，台湾地区1991年为32．930．8，上述国家和地区在与我国制造业产出比重相当的条件下，有的其制造业产值比重已经达到最高点，其制造业就业比重均大大高于中国。
按照工业化发展的一般规律，发展中国家起飞时间越晚，农业劳动力转移速度越慢。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缓慢，引发了一系列严重问题。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压力，一直伴随着整个工业化进程，到目前已成为中国工业化进一步推进的瓶颈。大多数农民不得不选择定居农村、做工城市的生活，固化了中国城乡的二元结构；庞大的低收入人口聚集在农业，制约了国内消费需求包括服务消费需求的扩大，由此导致城乡、区域收入差距拉大，三农问题突出，服务业发展缓慢。消费需求不足，经济增长过分依赖投资，容易造成经济的大起大落。在内需不足的情况下，加大了经济增长对外需的依赖。工业就业比重上不去，与此相关的结构变化进展缓慢，工业社会替代农业社会的进程被人为地延缓了。
三是制造业国际竞争力已明显受到劳动力素质不高的制约。2004年出现的“民工荒”，没有改变劳动力供大于求的现状。中国的劳动力价格优势不断受到国内外因素的挑战的情况下，企业对劳动者综合素质和劳动技能的要求大大提高。2004年，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对全国113个城市劳动力市场的监测数据分析表明，各技术等级的劳动者在劳动力市场上都处于供不应求的状况，技师和高级技师严重短缺。根据相关调查，因为技能不适应要求等结构性问题，每年损失近1／4的就业机会。存在大量没有受过培训的简单劳动力，只能从事低技能、劳动时间长、收益微薄的小摊服务业。目前农村劳动力中，小学及以下文化程度占38．2％、初中文化程度占49．3％、受过专业技能培训的仅占9．1％。技术工人素质不高导致我国企业产品平均合格率只有70％，不良产品每年损失达2000亿元。劳动力素质问题，在相当一段时间内难以最终解决，影响了我国接受跨国公司的技术转移和服务转移。
二、重化工业加速发展降低了就业增长的空间
我国企业的自主开发能力比较低，还不能提供制造业结构升级中所必需的先进技术设备和高质量的中间产品。大力发展以装备工业为核心的重加工工业，不断提高加工程度，继续加快技术密集型产业比重上升，是未来重化工业阶段发展的基本取向。机械、化工成为重化工业的主导产业，煤炭、钢铁、石油等重工业成为工业结构的重心，资本成为重要的生产要素，我国制造业结构的重型化趋势愈加明显。由于技术进步、资本深化以及国内外产业转移等因素，工业化排放大量结构性失业，并降低了就业增长的空间。
首先是技术进步因素。从理论上讲，技术进步对制造业就业产生双重影响。从短期看，技术结构转型必然淘汰旧部门的劳动力，对增加就业形成冲击；但从长期看，由于采用新技术扩大产品需求，利于形成产业持续发展的有效机制，创造新的产业门类和岗位。但是，在实践上，由于我国现阶段处于劳动密集型产业向技术密集型产业过渡的初级阶段，科技进步的产业化和外溢（转移、普及）到扩大就业之间有一个转换过程，自主创新的科技成果还达不到大规模产业化的程度，因此，在目前情况下，就业创造效应小于就业替代效应。
其次，从发展趋势看，我国工业领域的资本深化一直在进行，80年代后走的就是一条迅速资本深化的路子，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速度远远高于就业增长率，导致了中国人均资本的大幅上升，单位资本所吸纳的劳动力减少。投资的高增长并没有带来就业的高增长。资本过剩（表现为利率偏低）与劳动过剩一并存在。
再次，国内多层次发展和国内外产业转移导致的就业变化。我国是一个生产力水平呈现多层次性的发展中大国，从中长期看，一些工资较低的劳动密集型加工企业和传统产业因东部生产成本提高、比较优势丧失退出该地区，向中西部地区梯度转移。西部地区，以农产品为原料和以非农产品为原料的轻工业将获得较快发展，并带动一定规模的就业上升。一些石化、汽车、机床制造和金属冶炼等资本技术密集型的重化工业加速向中国转移，以上这些力量将带动就业在区域间的调整。综合上述情况，重化工业加速发展对就业的负面影响大于正面影响。
三、应该走什么样的重化工业道路？
走重化工业道路，在遵循产业升级这个基本目标的同时，必须充分重视增加就业的重要目标。
首先，调整相关产业政策，加大技术改良和技术开发力度，走技术促进就业的道路。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实践表明，一个国家开始工业化的时间越晚，借用技术的资本利用、劳动节约的程度就越高。我们从发达国家借用来的技术是他们在资本成本相对低于劳动成本的条件下开发出来的，不适合我们的资源禀赋。所以，我们要按照劳动利用方向进行改良、开发和调整，选择适合我们国情的技术模式，以降低生产成本和资本份额。日本是重视节约资本、充分利用劳动的典范。在二战前的工业化过程中，在日本工业就业总数中，由劳动替代资本的创新吸纳的劳动力所占比重为80％，而由资本积累吸纳的劳动力所占的比重仅为20％，为经济能够迅速实现现代化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另外，产业发展战略和产业结构调整战略要注重增加就业的重要目标，产业组织方面重视发展配套中小企业，在技术应用方面，避免不切实际地以技术或资本替代劳动，应用高新技术，既要充分考虑技术的先进性，又要充分发挥劳动力资源丰富的比较优势。即使技术有条件替代劳动，如果经济上不合理，只要不影响或基本不影响生产效率，也不要急于替代或大量替代，切实把就业优先战略落到实处。
其次，转变重化工业增长模式，使制造业能够转入更多带动服务业就业增长的良性循环轨道。单靠传统服务业不足以解决严重的就业问题。未来重化工业加速发展能否带动相应的就业增长，关键要看其能否真正进入到以加工组装工业为重心的发展阶段，轻工业和重工业产品的附加值都在不断提高，工业内部分工进一步细化，产业链条不断延长，才能拉动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然后通过财富的积累效应带动生活服务业就业的增长。
再次，通过加大人力资本开发力度，促进产业技术升级。注重对人的能力开发，加强人力资本投资，改善教育体系，增加劳动力的知识、技能存量，是资本得到有效利用和产业升级的重要保证。发达国家工业化首先表现为人的专业化，劳动力专业化素质和智力的增值在农村劳动力转移以及城镇就业中起到了核心作用。我国仍存在大量简单的未经过培训的劳动力，这是我们发展所面临的真正负担。我国制造业工人工资低，技能低，产品附加值低，同时劳动力成本优势面临国内外的考验，提高素质、加强职业培训已成为一项紧迫而重要的任务。要根本解决就业问题，教育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我国在加强技术促进就业战略的同时，应该像日本和韩国一样，把教育体系建设视为国家优先考虑的事项。通过对人力资本进行投资，对劳动力重新教育和培训，把非熟练工人培训成有一定技术熟练程度的工人；把不适应职业定位要求的失业者培训成能够满足企业需要的劳动者；加强基础教育、职业教育和高中教育，提高各级各类教育的质量，提高新增劳动力的素质。可以说，中国经济发展已经进入到需要大力开发人力资本的新阶段。
（作者单位：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产业发展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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