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韩志国教授在“解读全流通试点的八个焦点问题”中，对我在不久前管理层召开的一个内部座谈会上的发言及过去其他的观点提出了一系列批评。碰巧的是，另外一家媒体的记者也在几天前报道过我在这个会上的观点。其实我从未对任何人谈过我在这个会上发表过什么意见，韩志国教授虽然出席了这个会议，但文中对我的观点的引述也实在相差太远。
其实，对用分类表决的办法来推进股权分置改革，我是最早提出质疑和批评最多的。
我认为由于非流通股与流通股双方是一对一锁定的垄断关系，没有竞争性替代，因而很难达到一个满意和稳定的结果。
同时，流通股股东过于分散，很难真正参与谈判，在证券市场这样一个高度信息化的地方，用试点的办法来推行改革，是大有疑问的，由于各家谈判的结果各不相同，“这样会使市场长期处在不确定性和动荡中。”“流通股股东很难敢于去面对一个大盘股全流通的恐惧和风险。”因此我的建议是，可以采用认沽权证的办法，从一开始就锁定流通股股东的利益，以保证改革能在牛市中进行。
如果多数人同意和决策部门采用分类表决的办法试点改革，一定要预先考虑和设计好投票率问题，讨价还价的连续性问题和双方达不成协议时的跟进措施问题等等。我还特别指出，历史一直表明，“无论国有和私营的非流通大股东从来不是很吝啬就是很贪婪，而中小流通股股东从来不缺的就是怨气，而且常常偏激”。因此一定不能对试点的结果抱有过高的、不切实际的期望。但是，我的这些意见，在试点推出之前并没有得到重视或同意。很多人一厢情愿地认为，只要分类表决的试点能够推出，就会形成一呼百应的局面。韩志国教授好像也是这条思路的主张者。他在不久前中信证券召开的研讨会上对大家说，实际上分类表决双向赞同的思路是他最早提出来的。因此，对用分类表决思路来推行试点高度评价的人确实有不少，但真还不是我。
有意思的是，正所谓期望越高，失望越大。在分类表决试点方案推出后，原先主张它的人确实纷纷转为批评态度，甚至转而进行猛烈抨击。相反像我这样从一开始对分类表决试点没抱很高期望的人接受起来却比较平和。
我们认为，股权分置改革试点的推出，第一次明确了A股含权，明确了非流通股向流通股股东折让和赎买流通权的原则，是政策的巨大进步和重要的制度变革，应当肯定和欢迎。对改革采取分类表决试点方式所带来的各种难以避免的问题，要采取积极的和建设性的态度去加以纠正和完善。
正是本着这个精神，在管理层召开的专家座谈会上，我没有去重复自己过去对这种改革试点方式的批评和保留意见，没有对改革确实遇到了我们以前指出的问题而幸灾乐祸，相反我在发言中肯定了改革的方向，认为当时试点企业股价上涨但并未暴涨，总体股价下跌但未暴涨暴跌，说明改革试点起步本身还是成功和平稳的，现在的当务之急是要改革和完善试点方案，并要有税收和资金等配套措施，消除市场的预期不确定性，稳定大盘。这些就是我发言的中心内容和主题。不知这个发言怎么会成了韩志国教授认定是“重大分歧”的靶子。
当然，我和韩志国教授在股市问题上确实存在着一些重要分歧，不过碰撞并不在这次管理层召开的专家座谈会上（因为当日有事，我很早就请假先离开了），比较正面交锋的一次就是前不久在中信证券召开的研讨会上。当时我提出，我不赞成韩志国教授在今天渲染股市的危险和风险，因为中国的股市真正危险的时候不是今天，而是4年之前。我在2000年下半年到2001年上半年写过多篇文章，专门呼吁中国股市的“危河高悬”和“漫漫熊市”的危险，但在沪深股市跌到只有10多倍市盈率的今天，相反恰恰是相对最不危险的时候，是市场要开始发生转折的时候，是要给投资者鼓气而不是泄气的时候。其次，韩志国教授认为，“采用送股方式，那无论怎样送，对市场都是超比例扩容从而都是重大利空”，因此他极力推崇缩股的方式。但在我们看来，送股、缩股、配售、转赠，都是一种折让的形式，各种形式都可以换算为一种方式进行比较，所以关键不在于采取什么形式，而在于折让的比例有多大。采取缩股的方式，如果缩股的力度很小，对市场的影响仍然是利空的，流通股股东的利益仍然要受损害。
韩志国教授说在试点就是示范的问题上与我存在重大分歧，并说从2001年以来一直主张市场化办法的我与他很难找到“契合点与磨合点”。这恐怕确实是我们分歧的一个焦点所在。韩志国教授过去是坚决反对市场化解决办法的，一直主张用净资产等行政主导的统一办法来解决全流通问题，作为一种观点，这无可非议。但韩志国教授在赞成分类表决、双向认同的分散解决办法后，就要尊重两类股东自己的选择，就不能再把自己认为最好的方案强加给当事人。因为如果确实存在客观公正的最好方案的话，那么就没有必要按分类表决试点了，由国家强制推行就可以了。按照韩志国教授竭力推荐的缩股方案，据他选的样本计算，“总股本可以平均减少60.82%”，他认为只有在给出这样的示范下，牛市才会来临，改革才能成功。但问题在于，按沪深股市非流通与流通股平均比例64∶36的情况，非流通股每10股缩一股，非流通的比例缩成6.4%，加上流通股36%，总股本变为原来的42.4%，也只平均减少了57.6%，还没有达到韩志国教授降低60.82%的要求，即使如此，分类表决能双向认同出非流通股10∶1缩股的结果吗？这种折让，不仅分类表决做不到，政府做不到，也不是靠任何人的示范就能做到的。宣扬这种完全不可能的事情，也许一时痛快或有人鼓掌，并不会给市场以正确的信息和引导。
韩志国教授说：“没有看到流通股与非流通股是两种完全不同性质的股票，这是华生教授和其他一些学者与市场人士与我们分歧的根本原因所在。”其实，非流通股与流通股是不是不同的股票，不是我们随便定义的，而要根据法律规定。非流通股与流通股是同一上市公司的普通股，享有同等的分红权和投票权，是法律的规定和过去长期的经济现实。同股不同价不同权，从而股权分裂，财产关系定义不清，正好是问题的要害。这就是我们今天解决股权分置的原因和难点所在。尽管我七八年来一直从事这个问题的研究，但我从未认为它就是中国股市的全部主要问题。因此，希望通过解决股权分置问题，毕其功于一役，同时解决股市的全部主要问题，也是不现实的。
在管理层召开的专家座谈会上，看到专家们的观点如此相互对立，我确实是很有感触的。这说明所谓专家的意见，也只是一定角度的一孔之见，要解决股权分置这样错综复杂的社会经济问题，需要独立平和的科学态度，需要集体智慧的结晶。
《国际金融报》 (2005年05月27日 第一版)
| 
